曾国藩读书的故事
曾国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不知道反复诵读了多少遍，还在继续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进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儿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然后将那篇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先生却成为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很好，听过几遍文章就能背下来，而且也很勇敢，见别人不睡觉居然可以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一遍书，再扬长而去。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见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虽有天赋却没有勤奋，还是落了个不知所终。
素材解读：
故事中，曾国藩并不聪明，但他留名千古;贼记忆力虽好，却做着鸡鸣狗盗的勾当。看来，没有人能只依靠天分成功。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书生门第家庭。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毛泽东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
【曾国藩棉衣换史书】
1836年，也就是清道光十六年，去京城参加会试的曾国藩，又一次落第了。生性沉稳的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只是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好，需要加倍努力。他刚过26岁，以后的机会还多着呢。
会试榜单公布以后，曾国藩就平静地收拾行李，坐京杭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启程返乡了。走到南京的.时候，粮船停留补给，曾国藩走到南京街头逛书市。他走进一间书店，就看见赫然排列半面墙的“二十三史”，从《史记》《汉书》一直到《明史》，很全很齐备，这让爱书如命的曾国藩怦然心动。平时，由于要应考，看书自然以《四书》《五经》为主，闲暇时，他也看历代史书、唐诗宋词以及名家散文。
“二十三史”可是需要几百两银子才能买到的。别说是印刷业还不太发达的古代，即便是现在，要买齐这二十三部史书，也得花不少钱。想起自己囊中羞涩，这令曾国藩很是为难。一番纠结之后，他便提着行李去了当铺，把自己在北京时御寒的棉衣，全部给当掉了，换来几百两银子，把“二十三史”全部购齐，末了，这些古籍竟装了满满几大箱。
对于这件事，曾国藩有自己的想法。反正回到老家湖南，这些棉衣用不着了，还不如换点更加有用的东西。不过，以后进京赶考，又得添置新棉衣了。曾国藩沉浸在遨游知识海洋的喜悦中，对此，也没有多想。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看到曾国藩一箱一箱的古籍图书往家运，又听曾国藩诉说事情原委，他并没有责备儿子，反而鼓励他这种做法。他对曾国藩说：“你典当棉衣买书，我自然很支持，我会借钱去把衣服赎回来。不过，这些书既然买了，希望你用心研读，不要把这笔财富白白浪费掉。”听了父亲的话，曾国藩泪如泉涌。
对于屡试不第的曾麟书而言，中举做官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不过，他把这种伤痛，转化为培养几个孩子成才的动力，尤其在对老大曾国藩的教育上，更是不遗余力。曾国藩自幼便跟随父亲念书，可曾麟书自知天分不高，没有什么心得捷径供曾国藩参考，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不停地督促。从早到晚，他只要一有空，就加以考验，要求曾国藩一字不落，将所学知识背出来。这样一来，曾国藩慢慢就练就了扎实的功底，往往能举一反三。
经过两年刻苦努力，再加上曾国藩对史书的悉心研读，1838年，曾国藩再次应考，顺利高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部督、巡抚，进了翰林院，可谓是“一步登天”。这时，曾国藩刚刚28岁。
不过，曾国藩深知，为给自己赎回棉衣，凑足
一、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二、“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三、“四败”藏锋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