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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名言

时间:2024-09-21 16:29:13

一、天下梦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出马戛尔尼勋爵率团来华。表面的目的是为隆皇帝补寿,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商,二是传教。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麻烦——皇帝坚持他们要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说:行礼没有问题,但是根据对等原则,中方必须派和他们特使同等官阶的大臣,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指示下属详加开导:中国是天朝大国,天子雍容大度,朕体恤洋人有打绑腿的习惯,恩准行跪拜礼时解开绑带,拜完了再穿上。这次出访的结果是不欢而散。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坚持行三跪九叩大礼呢?原因是中国是“天朝”,天朝的天子“万民之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尔国国王来此亦要躬行此礼,何况你一大臣乎?

从这里就看出当时的中国人,他们的中国观和世界观是统一的,只有一个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这种中国观和世界观被战争无情的打碎了。战争以后,《南京条约》里面一条规定,以后两国公文来往应称为“照会”。这不是外交惯例么?那以前叫什么呢?以前叫“上谕”。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还要派一个太监,过来给外国使节们“下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尔等不远万里而来,十分辛劳,赐烤鸭一只,钦此——”。(笑声)

我们中国人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学会了与别人平等交往,但接下来就是丧权辱国了。有两件事给了当时的中国人强烈的刺激,一是甲午中日战争,我们居然被“倭寇”给打败了;二是巴黎和会。甲午中日战争虽然屈辱,毕竟我们是战败了,可是一战我们是战胜国啊?巴黎和会上把国家分为三等,不同等级国家派的代表数量有差别,一等国五人,二等国三人,三等国两人。我们以为自己当然是一等国了,派了五个代表过去,到那儿一打听才发现原来是三等国。没办法,只好五个代表轮流开会。我们连当时的巴西和比利时都不如,人家一开始也被划分到三等国,后来经过“努力争取”,变成了二等国。这两件事给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他们告别了过去的“天下梦”,“中国梦”开始了。

“中国梦”的主题当然是“强国”。我们当时处在被欺侮,被蹂躏的状态下,必须获得自主。那么怎么强国?怎样叫强国?什么叫强大的国家呢?我们当时的一

些先贤,他们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得出了后人看来是正确的结论。这些人,比如徐继畲、郭嵩焘、谭嗣同,他们共同的观点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是船坚炮利,不仅是财大气粗,还要政治文明,道德高尚。这样的国家才配叫强国,这样的国家才可以成为强国!(掌声)

可是如何去实现强国梦呢?先贤们给出的答案是:像西方人一样实践儒家社会的影响。他们有这样的说法:世界上的强国,三代之前是中国,(对他们来说)此刻是欧美。为什么?——因为先人创造的文明被败家子给丢光了,被外国人拿去发扬光大了。

你看西方的“虚君共和”,不正是我们孟子的“民贵君轻”么?

你看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正是《礼记》里面的“选贤任能”么?

你看西方议会里的议员,不正是我们“为民请命”的乡绅么?

你看美国的那个华盛顿,不正是我们“禅让天下”的尧舜么?(笑声) 当时说英国是“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依我看这就有点走火入魔了。那不是靠仁政换来什么“寰海归心”,殖民地都是强抢过来的。还有人说西方人礼让,守秩序,这不就是中国传统的礼教么?错。西方人是礼让,守秩序,但是和中国不一样啊:西方人礼让那是“女士优先”,中国是“领导先走”!(笑声,掌声)

再说西方还有很多概念没办法套到中国的传统上来,那是西方自己创造的概念。

三权分立对应什么?——三省六部?(笑声)

政党轮替对应什么?——改朝换代?(笑声)

宪法对应什么?——《四书》《五经》?(笑声)

你说咱这判案都依靠儒家经典,判断是否违宪,法官去念“关关雎鸠”?(笑声,掌声)另外最高法院,根本没有可以对应的。所以说,当时人们对强国梦的看法,是有点走火入魔的。但是我们不应该苛求先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时没有人告诉你这个路该怎么走,他们能想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我们今天向

中国梦的践行者致敬的时候,要不忘先贤,不忘记他们做过的努力。(掌声)感谢你们献给先贤的掌声。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那么当我们要变革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头看,战争之前我们有什么梦?中国人有什么梦?——“天下梦”。“天下梦”后来变成了“中国梦”,这两者的区别是:

“天下梦”说的是人类怎么样,“中国梦”说的是中国怎么样。

“天下梦”是“社会梦”,“中国梦”是“国家梦”。

二、国家梦

这个“天下梦”的概念又分成两个,就是“大同”和“小康”。

“大同”是天下为“公”,“小康”是天下为“家”。

具体体现在政权轮替和权力交接上,“大同”是禅让制,“小康”是世袭制。 ?“大同”和“小康”最重要的区分是看权力归谁:“大同”是说

天下是“公器”,天下为“公”。那么很显然,西方各种政治制度里,美国的共和联邦制,好于英国的虚君立宪制,又好于日本的实君立宪制。共和联邦最接近我国的“大同”理想。那么清王朝就不这么看了,他们认为日本的最好,国家要有一个“万世一系”的君主;维新派主张学英国,革命派就主张学美国。

实际上呢,

“大同”是我称之为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联盟过渡的阶段,是文明的开端; ?“小康”是西周到春秋这段时期,周公的理想。什么理想呢?就是由宗法、封建和礼乐构成的。宗法是社会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要做到以人为本,以德治民,以礼为序,以乐促和。

“大同”是“无忧无虑”,

“小康”是“有德有序”。

所以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就是“大同”回不去了,退一步,回到“小康”总可以了吧?但是不可能。秦始皇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从此“百代皆行秦政制”,“有德有序”也不行了,老百姓很难过上安生日子。

那怎么办呢?开始做第三梦,“治世梦”。“治世梦”就是天下大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实现“治世梦”要靠谁呢?首先得靠老天爷实现“风调雨顺”,然后“国泰民安”和“政通人和”主要依靠三种人:圣君、清官和侠客。

圣君又分成两种,仁义的叫“仁君”,明智的叫“明君”,又仁义又明智的那就叫“圣君”了。

没有“圣君”怎么办?还有“清官”。

“清官”也没有,就只能靠“侠客”了。都希望侠客半夜入衙取贪官首级嘛。(笑声)

所以你看为什么《三国》这么流行?那里面圣君、清官和侠客都齐了。刘备是圣君,诸葛亮是清官,关羽张飞是侠客。这叫

“三个代表三个梦”。(笑声,掌声)但是往往就连

“侠客梦”都做不成了怎么办呢?只好读武侠小说。(笑声)从“大同梦”一直做到“侠客梦”,这叫作越来越没有指望,金庸先生大行其道并非没有因的! (掌声)

到了1949年,有了一个新版本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的主题是“大同”,标志性的表现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东西——哦,不是东西。(笑声,掌声)嗯,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笑声)它很符合“大同”的精神。你看大同是

“财货不必藏于己”——猪啊羊啊都交公了,劳动不为己,?

“老有所终”——有敬老院,

“幼有所长”——有托儿所,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五保户。

它还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集体生活,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就不说了。东西都交公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闭什么户啊?(笑声)

人民公社的代表就是大寨,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那就是

“人间天堂”。——(看看讲台)怎么没人送水?(笑声,掌声)当年有一首歌,我也会唱,讲大寨的,是这么唱的:(唱,台下打拍子,唱了一半改念歌词)一道青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山下边。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牛羊胖乎乎,新房一座座,炕上花被窝,屯里粮满尖。阳光满屋喜气多,社员梦里都笑声甜。

——那真是“社员梦里都笑声甜”啊。不过后来我一想,这歌词里唱的不就是我们现在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么?(笑声)这个梦确实是“中国梦”,但它的源头不是儒家,是墨家。墨家讲究两个方面,一是“兼爱”,一是“尚同”。

在劳动生产方面,讲究各食其力,按劳取酬;

在人事任用方面,讲究各尽其能,能上能下;

在社会关系方面,讲究互敬互爱,平等兼爱。(中间有一两句话漏记)村民意见不统一,就听村长的;村长意见不统一,就听乡长的;乡长意见不统一,就听大夫的;大夫意见不统一,就听国君的;国君意见不统一,就听天子的。这是“民主集中制”。(笑声)

所以墨家和社会主义有相似的地方。墨家弟子都生活得很简朴,“

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穿着粗布衣服,穿草鞋,下地干活。这墨者不就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么?(笑声,掌声)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变成了“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道家是参政议政的“在野党”,墨家变成了“地下党”。

(笑声,掌声)

所以毛泽东应该说他采用的是道家的理论。但是毛泽东他自己不这么说。他说一句话,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社会主义+法家思想,那这就跟晚清诸贤不一样了,他们是资本主义+儒家思想。

“文君织得春机红”,“红”,是锦的代指,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是杜鹃花之红,也是杜鹃鸟之血。这个“红”,紧紧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了。它是这样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被骗来的如“文君”的女子,是怎样把自己青春的颜色和毕生的鲜血换成了锦匹。歌德说得好:“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养成的。”这里“文君织得春机红”是美的,甚至不妨说它是香艳的。因为文君可以使人想到私奔,而“春”和“红”也可以归于色情一类的字眼。殊不知诗人正是要人们懂得社会是复杂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矛盾总体。他要人们懂得透过封建社会的表面那装饰的美去看到它丑恶的内里的本质,于它那上层的锦团花簇之中去嗅到压榨底层的人民的血腥味。他愿意用这艳丽的蔷薇墨去描绘社会,使它恰如社会之五光十色、复杂多变一样,让人多一些认识和回味到其中的苦乐辛酸,得意和失意的悲伤。文君虽有听琴私奔的罗曼史,但也有受骗、遗弃的伤心史。而诗人在这里,正是把“血”与“红”交替使用的,是把“攒黛”与“荒城”,“春机”和“怨魄”比照着写的。这些女工面临着瘐死穷荒的命运,却织出了一机又一机的如花锦缎,她们在上面用心血编织成了那样些吉祥喜庆的图案,然而她们只是落得别人的快乐逍遥,而自己则精疲力竭地倒毙,最后抛骨荒郊,甚至连个掉泪的人都没有。这些工人比之李绅笔下的那虽“粒粒皆辛苦”,但还是一家团聚的农民,命运更为悲惨。当然,中国工人的前身,就是农民,但他们是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的农民。所以写女工的悲惨命运,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破落。这是比一般泛泛地写农民的辛苦更具有史的意义与认识的价值的。

最后一绝,声调复从平韵转入了仄韵,而且用的是齿音,使人读来,仿佛听到切齿的恨恨之声:

怨魄未归芳草死,江头学种相思子。

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怨魄”与“芳草”在这里可以说写的是两代丝织女工,也可说是死生交替的世世代代的丝织女工。诗人为了突出女工们无可逃脱的悲惨命运,采用了层层深入的写法:杜鹃已是死者的冤魂,而且又复化为怨鸟,但还是不能自由地飞得回去,仍然只能是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向北哀啼,以至泪尽继之以血;血渍红了草,甚至连草也承受不了它这般的伤心而为之憔悴而死了。这就如“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而这仍然不能感动那些工厂主,杜鹃还是只能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哀啼。死者徒然为怨鸟,怨鸟徒然泣血,血也徒然使得芳草憔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改变这悲惨的命运于万一。写工人之愁苦以及对于造成这愁苦者的怨恨,可以说是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诗人还不肯休止,他又借古时怨女思念丈夫,哭死于树下化为红豆的故事,一方面借此突出女工思念亲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另一面,又由此而生发开去,写怨魄的醒觉。意思是说,先前来的工人死了,死后化成的相思树也都已长大了,结子了,经过了如此残酷的现实教训,她们终于懂得了无论是自己怎样的哀号、泣血、变鸟、化树,都不能打动这些公私业主们贪婪的心,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得了自己的这种悲惨的命运。于是她这才对后来的这些像她过去一样,仍在苦苦思归的新工人说:“你们再怎么想也是没有指望的。‘白帝荒城五千里’到了这里,你是一辈子也休想出得去的啊!更何况《唐六典·工部》中早已明文规定了‘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到头来,你们也只能是和我们一样,忧伤地死于他乡,只不过使荒冢延长,去增加此地的荒凉罢了!”

“白帝城”当然不一定专指夔州,只不过是泛指四川而已。而“五千里”也不过是从弱女子眼中看到的逾越之难。从“蜀山攒黛留晴雪”到“白帝荒城五千里”,首尾照应,从青到白,从生到死,可以说是概括了丝织工人一生的心理变化:刚来时看到的是“蜀山攒黛”,犹不失新奇动人;临到死时的感觉,则是“白帝荒城”,寒心于抛骨荒郊,完成了由幻想经现实到破灭、由生经苦难而死的心理全过程,这其中是浸透了悲哀的。因而它俨然是丝织工的一部小史。而且如此深刻动人,以致在一千多年后的《包身工》中,读者还能处处找得到印证。这正如恩格斯称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的:“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能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这里诗人是在揭起这个封建制社会的风花雪月的表面,指给读者以血淋淋的吃人的生活本质。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写的这样一座攒黛萦青的锦都,其实就是建立在织锦工人的白骨之上的荒城。

诗的结尾看起来是消极的,然而它表现的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那就应当是被统治阶级觉醒的先声了。它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到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预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温庭筠没有、也还不够指出这后一点,然而由于他深刻地写出了女工们时代的悲哀,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农村破落的悲哀,这也就写出了革命的即将到来。温庭筠所处的时代,正是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唐朝已接近灭亡的时代,这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无路可走的感觉,却是深刻的时代的烙印。是以他的这首诗,是可以说“是他时代一定的思想的代表”了。当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时,一场新的革命就要爆发了。温庭筠在诗中虽不能这样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然而他凭着一个有着良知的进步的艺术家的敏感,已使他在他的诗中拉满了弓,这种引而未发的架势,也已够咄咄逼人的了。

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怨魄”与“芳草”在这里可以说写的是两代丝织女工,也可说是死生交替的世世代代的丝织女工。诗人为了突出女工们无可逃脱的悲惨命运,采用了层层深入的写法:杜鹃已是死者的冤魂,而且又复化为怨鸟,但还是不能自由地飞得回去,仍然只能是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向北哀啼,以至泪尽继之以血;血渍红了草,甚至连草也承受不了它这般的伤心而为之憔悴而死了。这就如“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而这仍然不能感动那些工厂主,杜鹃还是只能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哀啼。死者徒然为怨鸟,怨鸟徒然泣血,血也徒然使得芳草憔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改变这悲惨的命运于万一。写工人之愁苦以及对于造成这愁苦者的怨恨,可以说是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诗人还不肯休止,他又借古时怨女思念丈夫,哭死于树下化为红豆的故事,一方面借此突出女工思念亲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另一面,又由此而生发开去,写怨魄的醒觉。意思是说,先前来的工人死了,死后化成的相思树也都已长大了,结子了,经过了如此残酷的现实教训,她们终于懂得了无论是自己怎样的哀号、泣血、变鸟、化树,都不能打动这些公私业主们贪婪的心,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得了自己的这种悲惨的命运。于是她这才对后来的这些像她过去一样,仍在苦苦思归的新工人说:“你们再怎么想也是没有指望的。‘白帝荒城五千里’到了这里,你是一辈子也休想出得去的啊!更何况《唐六典·工部》中早已明文规定了‘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到头来,你们也只能是和我们一样,忧伤地死于他乡,只不过使荒冢延长,去增加此地的荒凉罢了!”

“白帝城”当然不一定专指夔州,只不过是泛指四川而已。而“五千里”也不过是从弱女子眼中看到的逾越之难。从“蜀山攒黛留晴雪”到“白帝荒城五千里”,首尾照应,从青到白,从生到死,可以说是概括了丝织工人一生的心理变化:刚来时看到的是“蜀山攒黛”,犹不失新奇动人;临到死时的感觉,则是“白帝荒城”,寒心于抛骨荒郊,完成了由幻想经现实到破灭、由生经苦难而死的心理全过程,这其中是浸透了悲哀的。因而它俨然是丝织工的一部小史。而且如此深刻动人,以致在一千多年后的《包身工》中,读者还能处处找得到印证。这正如恩格斯称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的:“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能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这里诗人是在揭起这个封建制社会的风花雪月的表面,指给读者以血淋淋的吃人的生活本质。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写的这样一座攒黛萦青的锦都,其实就是建立在织锦工人的白骨之上的荒城。

诗的结尾看起来是消极的,然而它表现的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那就应当是被统治阶级觉醒的先声了。它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到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预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温庭筠没有、也还不够指出这后一点,然而由于他深刻地写出了女工们时代的悲哀,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农村破落的悲哀,这也就写出了革命的即将到来。温庭筠所处的时代,正是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唐朝已接近灭亡的时代,这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无路可走的感觉,却是深刻的时代的烙印。是以他的这首诗,是可以说“是他时代一定的思想的代表”了。当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时,一场新的革命就要爆发了。温庭筠在诗中虽不能这样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然而他凭着一个有着良知的进步的艺术家的敏感,已使他在他的诗中拉满了弓,这种引而未发的架势,也已够咄咄逼人的了。

拓展阅读:《春日(一作齐梁体)》(作者:温庭筠)

春日(一作齐梁体)

作者:唐·温庭筠

柳岸杏花稀,梅梁乳燕飞。

美人鸾镜笑,嘶马雁门归。

楚宫云影薄,台城心赏违。

从来千里恨,边色满戎衣。

【注释】

①春日:全诗校:“一作齐梁体。”

②岸:全诗校:“一作暗。”杏:全诗校:“一作百。”

③梅梁:画有梅花图案之梁。阴铿《新成安乐宫》:“梁花画早梅。”

④鸾镜:指饰有鸾鸟图案的妆镜。

⑤雁门:郡名,秦置。在今山西北部地区。

⑥宋玉《高唐赋》序谓其从楚襄王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问:此何气?玉对曰:此为朝云。

⑦心赏:心中称赏的人或物。

⑧戎:全诗校:“一作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