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作家，故乡只属于自己的童年;它是自己生命的巢，生命在那里诞生;一旦长大后羽毛丰满，它就远走高飞。但我却不然，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我太熟悉一次次从天南海北、甚至远涉重洋旅行归来而返回故土的那种感觉了。只要在高速路上看到"天津"的路牌，或者听到航空小姐说出它的名子。心中便充溢着一种踏实，一种温情，一种彻底的放松。
我喜欢在夜间回家，远远看到家中亮着灯的窗子，一点点愈来愈近。一次一位生活杂志的记者要我为"家庭"下一个定义。我马上想到这个亮灯的窗子，柔和的光从纱帘中透出，静谧而安详。我不禁说："家庭是世界上惟一可以不设防的地方。"
我的故乡给了我的一切。
父母、家庭、孩子、知己和人间不能忘怀的种种情谊。我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无论是咿咿呀呀地学话还是一部部十数万字或数十万字的作品的写作;无论是梦幻般的初恋还是步入茫茫如大海的社会。当然，它也给我人生的另一面。那便是挫折、穷困、冷遇与折磨，以及意外的灾难。比如抄家和大地震，都像利斧一样，至今在我心底留下了永难平复的伤痕。我在这个城市里搬过至少十次家。有时真的像老鼠那样被人一边喊打一边轰赶。我还有过一次非常短暂的神经错乱，但若有神助一般地被不可思议地纠正回来。在很多年的生活中，我都把多一角钱肉馅的晚饭当做美餐，把那些帮我说几句好话的人认做贵人。然而，就是在这样困境中，我触到了人生的真谛。从中掂出种种情义的分量，也看透了某些脸后边的另一张脸。我们总说生活不会亏待人。那是说当生活把无边的严寒铺盖在你身上时，一定还会给你一根火柴。就看你识不识货，是否能够把它擦着，烘暖和照亮自己的心。
写到这里，很担心我把命运和生活强加给自己的那些不幸，错怪是故乡给我的。我明白，在那个灾难没有死角的时代，即使我生活在任何城市，都同样会经受这一切。因为我相信阿·托尔斯泰那句话，在我们拿起笔之前，一定要在火里烧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煮三次。只有到了人间的底层才会懂得，惟生活解释的概念才是最可信的。
然而，不管生活是怎样的滋味。当它消逝之后，全部都悄无声息地留在这城市中了。因为我的许多温情的故事是裹在海河的风里的;我挨批挨斗就在五大道上。一处街角，一个桥头，一株弯曲的老树，都会唤醒我的记忆。使我陡然"看见"昨日的影像。它常常叫我骄傲地感觉到自己拥有那么丰富又深厚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全装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
更何况，这城市的数百万人，还有我们无数的先辈的人，也都把他们人生故事书写在这座城市中了。一座城市怎么会有如此庞博的承载与记忆?别忘了--城市还有它自身非凡的经历与遭遇呢!
最使我痴迷的'还是它的性格。这性格一半外化在它形态上;一半潜在它地域的气质里。这后一半好像不容易看见，它深刻地存在于此地人的共性中。城市的个性是当地的人一代代无意中塑造出来的。可是，城市的性格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同化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我身上有哪些东西来自这个城市的文化，孰好孰坏?优根劣根?我说不好。我却感到我和这个城市的人们浑然一体。我和他们气息相投，相互心领神会，有时甚至不需要语言交流。我相信，对于自己的家乡就像对你真爱的人，一定不只是爱它的优点。或者说，当你连它的缺点都觉得可爱时--它才是你真爱的人，才是你的故乡。
一次，在法国，我和妻子南下去到马赛。中国驻马赛的领事对我说，这儿有位姓屈的先生，是天津人，听说我来了，非要开车带我到处跑一跑。待与屈先生一见，情不自禁说出两三句天津话，顿时一股子惟津门才有的热烈与义气劲儿扑入心头。屈先生一踩油门，便从普罗旺斯一直跑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一路上，说得净是家乡的新闻与旧闻，奇人趣事，直说得浑身热辣辣，五体流畅，上千公里的漫长的路竟全然不觉。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如此亲热与忘情?
家乡把它怀抱里的每个人都养育成自己的儿子。它哺育我的不仅是海河蔚蓝色的水和亮晶晶的小站稻米，更是它斑斓又独异的文化。它把我们改造为同一的文化血型。它精神的因子已经注入我的血液中。这也是我特别在乎它的历史遗存、城市形态乃至每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原故。我把它们看做是它精神与性格之所在，而决不仅仅是使用价值。
我知道，人的命运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还得听天由命。今后我是否还一直生活在这里尚不得知。但我无论到哪里，我都是天津人。不仅因为天津是我出生地--它决不只是我生命的巢，而是灵魂的巢。
记孙犁与方纪的一次见面
一
外地通晓些文坛事情的人，见到我这副标题便会感到奇怪：孙犁与方纪都是天津的老作家，同居一地，相见何难，还需要以文为记吗?岂非小题大作?
这话说来令人凄然。经历十年磨难，文坛的老作家尚有几位健壮如前者?孙犁已然年近古稀，体弱力衰，绝少参加社会活动，过着深居简出、贪闲求静、以花草为伴的老人生活，偶尔写一写他那精熟练达的短文和小诗;方纪落得右边半身瘫痪，语言行动都很困难，日常穿衣、执物、拄杖，乃至他仍不肯丢弃的嗜好--书法，皆以左手为之。这便是一位以清新隽永的文字长久轻拨人们心弦，一位曾以华丽而澎湃的才情撞开读者心扉的两位老作家的情况。虽然他们之间只隔着十几条街，若要一见，并不比分居异地的两个健康朋友相会来得容易。他们是青年时代的挚友，至今感情仍互相紧紧拴结着，却只能从来来往往的客人们嘴里探询对方的消息。以对方尚且安康为快，以对方一时病困为忧。在这忧乐之间，含着多少深情?
二
方纪现在一句话至多能说五六个字，而且是一字一字地说。一天，他忽冲动地叫着：
"看--孙--犁!"
方纪是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往往又纵情任性。感情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看来他非去不可了。
他约我转天下午同去。第二天我们乘一辆小车去了。汽车停在孙犁住所对面的小街口。我们必须穿过大街。方纪右脚迈步很困难，每一步都是右脚向前先划半个圈儿，落到半尺前的地方停稳，再把身子往前挪动一下。他就这样艰难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语、仿佛鼓励自己似的说：
"走、走、走!好、好、好!"
他还笑着，笑得挺快活，因为他马上就要来到常常思念的老朋友的家了。他那一发感触便低垂下来的八字眉，此刻就像受惊的燕子的翅翼，一拍一拍，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流淌的诗人易激动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之故。
孙犁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有许多人家。房子却很好，原先是个气派很足的、阔绰的宅子。正房间量很大，有露台，有回廊，院子中间还有座小土山，上边杂树横斜，摆布一些奇形怪状的山石，山顶有座式样浑朴的茅草亭。由于日久年长，无人料理，房舍院落日渐荒芜破旧，小山成了土堆，亭子也早已倒掉而废弃一旁。大地震后，院中人家挖取小山的土筑盖防震小屋，这院子益发显得凌乱和败落不堪。那剩下半截的、掏了许多洞的小土山完全是多余的了。成为只待人们清理的一堆废墟。
我搀扶方纪绕过几座防震屋，忽见小土山后边、高高的露台上、一片葱葱的绿色中，站起一个瘦长的老人。头戴顶小檐的旧草帽，白衬衣外套着一件灰粗布坎肩，手拄着一根细溜溜的黄色手杖。面容清癯，松形鹤骨，宛如一位匿居山林的隐士。这正是孙犁。他见我们便拄着手杖迎下来，并笑呵呵地说：
"我听说你们来，两点钟就坐在这里等着了。"
我看看手腕上的表，已经三点半了。年近七十的老人期待他的朋友，在露台的石头台阶上坐等了一个多小时啊……
三
孙犁的房间像他的人，沉静、高洁，没有一点尘污。除去一排书柜和桌椅之外，很少饰物，这又像他的文章，水晶般的透亮、明快、自然，从无雕饰和凿痕。即使代人写序，也直抒心意，毫不客套。他只在书架上摆了一个圆形的小瓷缸，里边用清水泡了几十颗南京雨花台的石子。石子上的花纹甚是奇异，有的.如炫目的烟火，有的如迷人的晚霞，有的如缩小了的画家的调色板。这些石子沉在水里，颜色愈加艳美，颗颗都很动人。使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于纯净透明、清澈见底的感情中，是一个个奇丽、别致、生意盈盈的文字。
孙犁让方纪坐在一张稳当的大藤椅上，给方纪倒水、拿糖，并把烟卷插在方纪的嘴角上，划火点着，两人好似昨天刚刚见过，随随便便东一句西一句扯起来，偶然间沉默片刻也不觉尴尬。有人说孙犁性情孤僻，不苟言笑，那恐怕是孙犁的崇敬者见到孙犁时过于拘谨而感受到的，这种自我感觉往往是一种错觉。其实孙犁颇健谈，语夹诙谐，亦多见地。今天的话大多都是孙犁说的。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说话困难?而他今天话里，很少往日爱谈的文学和书，多是一般生活琐事、麻烦、趣闻。他埋怨每天来访者不绝，难于应酬，由于他无处躲避，任何来访者一推门就能把他找到。他说这叫"瓮中捉鳖"。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现在休息"四个字。他说："我原想用这小牌挡挡来客，但它只在门外挂了一上午，没有挡住来客，却把一个亲戚挡回去了。这亲戚住得很远，难得来一次，谁知他正巧赶上这牌子，这一下，他再也不来了!说着他摇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逗得我们也都笑起来。
随后，他又同方纪扯起天津解放时刚入城的情景。那时街上很乱。他俩都是三十多岁，满不在乎，骑着车在大街上跑。一个敌人的散兵朝他们背后放了一枪，险些遭暗算。他俩身上也带着枪，忙掏出来回敬两下，也不知那散兵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是文人，哪里会放枪?这事你还记得吗?老方?"孙犁问。
"记得，记得，好--险--呀!"方纪一字一句地说。两人便一阵开心地哈哈大笑。
真险呢!但这早已是过去的事了。谈起往事是开心的，还是为了开心才谈起那些往事?此刻他俩好像又回到那活泼快乐、无忧无虑、生龙活虎的青年时代。
那时，他俩曾在冀中平原红高粱夹峙的村道上骑车竞驰，在乡间驻地的豆棚瓜架下，一个操琴，一个唱戏;在一条炕上高谈阔论后抵足而眠;一起办报，并各自伏在案上不知疲倦地写出一篇又一篇打动读者的文章……
精力、活力、体力，你们为什么都从这两个可爱的老人身上跑走了呢?谁能把你们找回来，还给他们，使他们接着写出《铁木后传》《风云续记》，写出一个个新的、活生生的、连续下来的《不连续的故事》，他们还要一个重返白洋淀，一个再下三峡，用他们珠玑般的文字，娓娓动听地向我们诉说那里今日的风情与景象……
四
坐了一个多小时，我担心两位老人都累了，便搀扶方纪起身告别，走出屋子。孙犁喂养的一只小黄鸟叫得正欢，一盆长得出奇高大、油亮浓绿的米兰，花儿盛开，散着浓浓的幽香。
孙犁说："你们从东面这条道儿走吧，这边道儿平些。我在前面给你们探路。"说着他就戴上草帽，拿起手杖走到前面去了。
我帮着方纪挪动他瘫软了的半边身子，一点点前移。孙犁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用手杖的尖头把地上的小石块一个个拨开。他担心这些碎石块成为朋友行动的障碍。他做得认真而细心，哪怕一个栗子大小的石子，也"嗒"地一声拨到小径旁的乱草丛里去……
这情景真把我打动了，眼睛不觉潮湿了，还有什么比爱、比真诚、比善良的情感更动人吗?这两个文坛上久负盛名的老人，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文章风格迥然殊别，几十年来却保持着忠诚的友情。世事多磨，饱经风霜，而他们依然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体贴着对方，一切仿佛都出自天然……此刻，庭院里只响着方纪的鞋底一下下费力地磨擦地面的声音，并伴随着孙犁的手杖把小石块一个个拨出小径的清脆的"嗒嗒"声。在这两种奇特声音的交合中，我一下子悟到他们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深挚动人。不禁想起一位不出名诗人的两句诗：
〓〓爱在文章外，
〓〓便在文章中。
无意间，我找到了打开真正的文学殿堂的一把金钥匙。
这是一部非常的画集。在它出版之前，除去画家的几位至爱亲朋，极少有人见过这些画作;但它一经问世，我深信无论何人，只要瞧上一眼，都会即刻被这浩荡的才情、酷烈的气息，以及水墨的狂涛激浪卷入其中!
更为非常的是，不管现在这些画作怎样震撼世人，画家本人却不会得知--不久前，这位才华横溢并尚且年轻的画家李伯安，在他寂寞终生的艺术之道上走到尽头，了无声息地离开了人间。
他是累死在画前的!但去世后，亦无消息，因为他太无名气。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竟然给一位天才留下如此巨大的空白，这是对自诩为神通广大的媒体的一种讽刺，还是表明媒体的无能与浅薄?
我却亲眼看到他在世时的冷落与寂寥--
1995年我因参加一项文学活动而奔赴中州。最初几天，我被一种错觉搞得很是迷惘，总觉得这块历史中心早已迁徙而去的土地，文化气息异常地荒芜与沉滞。因而，当画家乙丙说要给我介绍一位"非凡的人物"时，我并不以为然。
初见李伯安，他可完全不像那种矮壮敦实的河南人。他拿着一叠放大的画作照片站在那里，清瘦、白晰、谦和、平静，绝没有京城一带年轻艺术家那么咄咄逼人和看上去莫测高深。可是他一打开画作，忽如一阵电闪雷鸣，夹风卷雨，带着巨大的轰响，瞬息间就把我整个身子和全部心灵占有了。我看画从来十分苛刻和挑剔，然而此刻却只有被征服、被震撼、被惊呆的感觉。这种感觉真是无法描述。更无法与眼前这位嬴弱的书生般的画家李伯安连在一起。但我很清楚，我遇到一位罕世和绝代的画家!
这画作便是他当时正投入其中的巨制《走出巴颜喀拉》。他已经画了数年，他说他还要再画数年。单是这种"十年磨一画"的方式，在当下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已是不可思议。他叫我想起了中世纪的清教徒，还有那位面壁十年的达摩。然而在挤满了名人的画坛上，李伯安还是个"无名之辈"。
我激动地对他说，等到你这幅画完成，我们帮你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庆祝，让天下人见识见识你李伯安。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他脸上出现一种带着腼腆的感激之情--这感激叫我承受不起。应该接受感激的只有画家本人。何况我还丝毫无助于他。
自此我等了他三年。由乙丙那里我得知他画得很苦。然而艺术一如炼丹;我从这"苦"中感觉到那幅巨作肯定被锻造得日益精纯。同时，我也更牢记自己慨然做过的承诺--让天下人见识见识李伯安。我明白，报偿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更多的知音。
在这三年，一种莫解的感觉始终保存在我心中，便是李伯安曾给我的那种震撼，以及震撼之后一种畅美的感受。我很奇怪，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竟震撼得如此持久，如此的磅礴、强烈、独异与神奇?
现在，打开这部画集，凝神面对着这幅以黄河文明为命题的百米巨作《走出巴颜喀拉》时，我们会发现，画面上没有描绘这大地洪流的自然风光，而是全景式展开了黄河两岸各民族壮阔而缤纷的生活图景。人物画要比风景山水画更直接和更有力地体现精神实质。这便叫我们一下子触摸到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时间长河中生生不息的那个精灵;一部浩瀚又多难的历史大书中那个奋斗不已的魂魄;还有，黄河流域无处不在的那种浓烈醉人的人文气息。纵观全幅作品，它似乎不去刻意于一个个生命个体，而是超时空地从整个中华民族升华出一种生命精神与生命美。于是这百米长卷就像万里黄河那样浩然展开。黄河文明的形象必然像黄河本身那样：它西发高原，东倾沧海，翻腾咆哮，汪洋恣肆，千曲百转，奔涌不回，或滥肆而狂放，或迂结而艰涩，或冲决而喷射，或漫泻而悠远……这一切一切充满了象征与意象，然而最终又还原到一个个黄河儿女具体又深入的刻画中。每一个人物都是这条母亲河的一个闪光的细节，都是对整体的强化与意蕴的.深化，同时又是中国当代人物画廊中一个个崭新形象的诞生。
我们进一步注目画中水墨技术的运用，还会惊讶于画家非凡的写实才华。他把水墨皴擦与素描法则融为一体，把雕塑的量感和写意的挥洒混合无间。水墨因之变得充满可能性和魅力无穷。在他之前，谁能单凭水墨构成如此浩瀚无涯又厚重坚实的景象!中国画的前途--只在庸人之间才辩论不休，在天才的笔下却是一马平川，纵横捭阖，四望无垠。
当然，最强烈的震撼感受，还是置身在这百米巨作的面前。从历代画史到近世画坛，不曾见过如此的画作--它浩瀚又豪迈的整体感，它回荡其间的元气与雄风，它匪夷所思的构想，它满纸通透的灵性，以及对中华民族灵魂深刻的呈现。在这里--精神的博大，文明的久远，生活的斑斓，历史的厚重，这一切我们都能有血有肉、充沛有力的感受到。它既有放乎千里的横向气势，又有入地三尺的纵向深度;它本真、纯朴、神秘、庄重……尤其一种虔诚感--那种对黄天厚土深切执著的情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感到飞升。我想，正是当代人，背靠着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近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对自己民族的本质才能有此透彻的领悟。然而，这样的连长篇史诗都难以放得下的庞大的内容，怎么会被一幅画全部呈现了出来?
现在我才找到伯安早逝的原故。原来他把自己的精神血肉全部搬进这幅画中了!
人是灵魂的，也是物质的。对于人，物质是灵魂的一种载体。但是这物质的载体要渐渐消损。那么灵魂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随着物质躯壳的老化破废而魂飞魄散，要不另寻一个载体。艺术家是幸运的。因为艺术是灵魂一个最好的载体──当然这仅对那些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当艺术家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艺术生命后，艺术家的生命便得以长存。就像李伯安和他的《走出巴颜喀拉》。
然而，这生命的转化又谈何易事!此中，才华仅仅是一种必备的资质而已。它更需要艺术家心甘情愿撇下人间的享乐，饿其体肤和劳其筋骨，将血肉之躯一点点熔铸到作品中去，直把自己消耗得弹尽粮绝。在这充满享乐主义的时代，哪里还能见到这种视艺术为宗教的苦行僧?可是，艺术的环境虽然变了，艺术的本质却依然故我。拜金主义将无数有才气的艺术家泯灭，却丝毫没有使李伯安受到诱惑。于是，在20世纪即将终结之时，中国画诞生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巨作。在中国的人物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
今天的人会更多认定他的艺术成就，而将来的人一定会更加看重他的历史功绩。因为只有后世之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深远而永恒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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