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以外部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然后通过人物的内心来表现人情美。曾祺一方面热情赞颂了真正的情爱、自由的个性，同时极力唱赞朴素的人情、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把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把冲突变得和缓，造成感情的隐含性、内敛性，达到一种“虚美”的艺术境界。
他描写的“人情美”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单在古朴的乡村，有时甚至是放在压抑人性的背景体现人性美、本色美。作者塑造众多鲜明生动、形神活现的人物形象，都是以浓烈的氛围、凝炼的语言来表现的。这些语言不仅赋于人物色彩，还赋于人物动感，使人感觉得到人物形象的质朴美丽，是非常逼真而又非常优美的。比如《大淖记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十一子被打得昏死过去，巧云喂他尿碱汤时“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个细节很感人，生动有力地表现出巧云对十一子赤诚真挚、相濡以沫的情爱，虽无什么细致的文字，却已写出了巧云内心丰富的情感。
人物形象的美也还体现在人物之间的语言上，汪曾祺小说中对话不多，语言总是力求自然、平常，于平常中求韵味。看《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一起划船回家在芦花荡里的对话，《大淖记事》里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一起对话，都是简短得不能再简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但却真正闻其声如见其人，十分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平淡、感人。小英子言语有任性、天真，明海则是憨厚、温顺。十一子和巧云尽显一往情深。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就很好把握住了这一点。
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文学作品语言是如何的?
汪曾祺论语言
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10、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11、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12、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13、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惟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14、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
15、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16、“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
17、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
18、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
19、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
20、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
21、“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22、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23、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24、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25、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
26、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27、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28、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
29、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
30、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3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32、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
33、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
34、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35、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
36、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
37、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38、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
39、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得很扼要。
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
一、音乐性和节奏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段优美而简短的乐章。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小说的体裁上(短小而精悍)，更多的则表现在小说的句式上。小说大多采用短句，偶尔夹杂一些长句，长句的娓娓道来和短句的戛然而止结合，一收一放，使语言富有极佳的节奏感和层次感。例如在《受戒》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道：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 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 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 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 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且不说刚开始以两个短句为段，第三段在描述庵赵庄的时候，语言就极富艺术性。看起来像大白话，实则是暗藏的长短句。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一短一长，起承转合之间安排的非常和谐，错落有致。读起来跌宕起伏，犹如诗词一般。汪曾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二、诗意性和画面感
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诗意性与画面感使汪曾祺的小说具有灵动性的美感。诗意，这个词并不陌生。海德格尔曾提出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式——利用诗意的语句来表现诗一般的人生，即使生活远没有那么令人满意。散文诗话的语句充溢着每篇小说。汪曾祺一直致力于小说的文体创新，他在创作时加入诗的成分，使小说诗化。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的修辞和布局上。在《复仇》中作者开篇就引用庄子的一句话：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而消解。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不应该为仇恨或外界所累，应该在追求本身的自我。引用庄子的话，不仅概括了文章的主旨，而且增添了文章的古韵味。
东坡曾大诗人王维“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句话用于汪曾祺我看也合适，而且当之无愧。
仔细阅读《复仇》中的这一段，或许更有利于我们透彻的理解。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这些参差不齐的句子，独立成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朦胧、优美的图画。“烟笼寒水月笼沙”，上面的意境也与此一般唯美，但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与此相同。汪曾祺利用诗话的语言，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帆篷、船、瓜、石头、鸟、百合花、杏花、骆驼、鸭子等一系列的意象，为我们展示了复仇者浪迹天涯的痛苦与无奈。再看文中的视觉词语，“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红一绿，颜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对比性，这种鲜亮的颜色与复仇者心中的无限悲凉、落寞再对比，复仇者的痛苦顿时放大了很多倍，读者读罢，也为之怅然吧。这种白描式的罗列意象在传统诗词是很常见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上文的那段话与这首诗如出一辙，虽然语句平淡，却韵味无穷。
三、口语和书面语的完美结合
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曾经写道：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这种文化的积淀自古就有之，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蕴蓄，就形成了一种“书面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增添文章的底蕴与深奥，让文章显得悠长而具有深味。与这种“书面文化”相对的则是一种“口头文化”，它是一种民间文化，可以是方言，也可以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它集中就表现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很接近。他自己也说：我对民间文学是有感情的，民间文学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技巧使我惊奇不置。而当这种“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一结合，就变得雅俗共赏，俗中见雅，既符合知识分子的阅读要求，也给平民带来了阅读的方便。比如在《大淖记事》中描写挑夫们吃饭时，就这样写道：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这不仅形象的写出了挑夫们的吃相，显示了他们的淳朴与可爱，而且诙谐幽默，读来让读者不禁嘴角微扬。看到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吃的饭了。
方言的使用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是常见的。比如在《受戒》中写英子母女“身上的衣服都是格挣挣的”，苏北方言中把一个人穿衣服整齐、干净、有模有样就称之为“格挣挣的”;比如还有在《大淖记事》中，描写女挑夫的外貌，“她们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他是采用这样的俗语做进一步描绘的，“按照当地的说法：苍蝇上去都会闪了腿”，这样一句，就使得文章妙趣横生。汪曾祺长在高邮，又曾经到江阴、上海、昆明、香港、越南等地，大江南北的闯，加之他对民间文化的喜爱，民间文学资料自然成为他的一种创作素材，所以他的语言通俗而平直，不卖弄，俗中见雅，看似平常最崎岖。“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形态——是不能与别的语言共有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的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有人说他的语言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一连串起来就很有意味。这就是对俗中见雅的最好阐释。
四、语言空白
何谓语言的空白，就是说作者在行文时，特意省略某些概念，造成空白，让读者去细细品味、了解。汪曾祺的小说大都很简短，他惜墨如金，怎样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成为了研究汪曾祺小说的重要方面。他曾说过：“短篇小说可以是‘空白艺术’。办法很简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更大了，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这是一种叙事手段，应用得当就有无限的妙处。
沈从文曾经在《边城》中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这句话造出的“空白”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师承沈从文的汪曾祺，发扬了这种空白式的描写。在《大淖记事》的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首先发出提问，紧接着是回答“会”，后面又加重语气“当然会”。对，肯定会好的。读过《大淖记事》的人肯定知道，当时巧云和小锡匠已经一贫如洗，哪来的钱治愈十一子，这不得不让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遨游。
又如在《安乐居》中的结尾处：“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当我们还沉浸在“安乐居”中，听着汪曾祺讲着那一个个人物的时候，突然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贸易中心”，不禁让读者遐想“贸易中心”的模样。读者还在遐想，故事却已经结束了。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汪曾祺语言艺术，当然只列举了其中的某些表作品《复仇》《受戒》《大淖记事》，但是我们基本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宛如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干净、平淡、诗意，又宛若芙蓉出水一般，灵动、明澈，耐人寻味。诚然，他的语言魅力远不止这些，还需更多的人品读、研究。
当代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由于时代的、文学的等诸多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变得越来越简陋、僵硬。那么梁实秋的小说散文化意象特征，大家是否了解?
汪曾祺的乡土抒情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以其对故乡的挚爱，叙写故乡人生的平凡琐事，讴歌美的人情和人性。在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的细腻描绘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成为中国当代写意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扬了乡土写意抒情的艺术传统和审美精神。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小说的美学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读他的许多小说，经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随意引用穿插，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但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处理后，这些随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叙事的有机成分。他的小说结构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读来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犹如随笔一般的自由和亲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主张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他认为小说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人物。汪曾祺称其为“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小说努力将激烈的矛盾冲突淡化，追求和谐的审美氛围，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趣味，“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为读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兴趣。如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讲述的是巧云与锡匠之间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小说中巧云被保安队长性侵犯后，“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淖里淹死”，当她爱恋的锡匠被号长打伤后，她毅然将其接到家里，独自挑起了抚养病瘫父亲和重伤恋人的重担。一幕悲剧经过散文化处理，将矛盾淡化，从而笼上了一种牧歌的平和恬淡意味。同样，《晚饭花》中的王玉英嫁给不务正业的钱老五的悲哀人生故事，在作家娓娓而叙的散文笔调中，拂去了悲哀的色彩，突出了主人公对未来生活的执着希望。《陈小手》中的陈小手被军阀团长请去为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打死的悲剧故事，在作家舒缓的散文笔调的叙写中，同样淡化了悲剧色彩。
二、回忆性的小说叙事
“小说是回忆”对汪曾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观，距离的拉远把各种急功近利的感情缓和下来，悲伤、浮躁、大喜大悲、死去活来等等都被时光之水过滤得淡而又淡，心态上呈现出没有功利的平和散淡，相应地，叙述话语也是一样的舒淡平和。
汪曾祺对“小说是回忆”有独到的诠释：
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小说是回忆”意味着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对回忆中的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诗意化的文体建构，以满足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忆里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的人与事，那是他的小说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华;再次便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时，总是以一种和善的目光，选择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说与后人，使其文本呈现出浓浓的诗意。
汪曾祺小说“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他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说：“经长久的学习和磨练，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为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但是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和表现生活呢?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考察汪曾祺小说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发现大部分小说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跨度都很长。以《受戒》为例，这篇小说成文于1980年，而文本内容呈现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正是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的时间差，神秘地使回忆文本具有了某种美学效果。43年的时间差一方面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对这些片断的审视，由于远距离的关照，使得作家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着既往的人和事，清醒而冷静地审视着一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出超然而淡薄的评判，略去应有的功利主义，从而使文本获得了平淡和谐的诗意境界，读者也会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对于创作主体来说，回忆就是把自己所体验过的东西呈现在作品中，使它在审美的意义之上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阈中，因此，当汪曾祺走入对往事的回忆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审美意义上呈现了自己所体验的生活。他追溯往事，以呢喃的诉说传达着他对现实世界和记忆世界的感知，也正是在这样的追溯中，原来幽闭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回忆得以敞亮于读者的审美视阈之中，成为永恒的美。
三、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
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获得殊荣，这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可读性而致，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美学风范的回归，也就是从废名和沈从文开始的“田园诗风”乡土情结的“还魂”。
风俗画艺术是汪曾祺小说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画”是文学百花园中不可少的一只奇葩，风俗画小说不仅有审美价值，也有认识价值，对于研究民风和国情有重要帮助。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着眼于民俗民情的细节描写，很精当地造成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生活氛围。
汪曾祺是以自己的故乡苏北高邮为背景，在对风土人情的描写中去构筑一个美的世界。在《大淖记事》中，风物描绘占全作的二分之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组高邮水乡大淖的风光景致，这组貌似平淡的水墨画把人们引进了优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虽然“长满了茅草和芦荻”，但春夏秋冬碧绿、雪白、枯黄、各呈异彩。做小生意的，以和为贵，凡事忍让，相安无事。兴化帮的锡匠们很讲义气，又极正派。世代居住在“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的挑夫们更是安贫乐道，他们勤劳，善良，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他们日常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女挑夫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受戒》也是一幅清丽的风俗画，在《受戒》中，风俗与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苏北的民风民俗放焰口、歪荸荠、唱薅草歌、挑担藕等等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构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成为故乡民间世界人情美、人性美的载体。事实上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核心便是人生的艺术性。汪曾祺优秀的小说几乎都与民俗有关，比如，《茶干》写酱园，《八千岁》写米店，《异秉》中有药店、纸烟店、熟食店，写了各种熏烧炒货和刨烟、碾药的方法，以及有关烟茶的知识等。究其主观原因，在于他自幼年时心灵上就已深深地打下了民俗的印记，他把一切美好的记忆都与民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把自己的欢乐与民俗联系在一起。于是，“美好等于童年等于民俗”，就成了汪曾祺的一个摆不脱的情感情结。因此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四、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炼、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作者还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
首先，来看《大淖记事》中对巧云的描写：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什么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
这里先用白描刻画巧云外貌的美，特别突出她的眼神特点;然后又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人的反应中烘托巧云的美。
再以《受戒》中的一段为例：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一段景物描写渗透着人情，情与景和谐，富有诗情画意。意象的飘动重叠中，有一种流动的思绪和流动的美。读后让人感到一种氛围，一种韵味，一种言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
正如汪曾祺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语言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了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语言决定于作家气质。把语言提到非常显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小说家在长期与语言游戏、玩味、揣摩、较量中的深切体会。
总之，汪曾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有着“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美誉，他的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开创、回忆性的叙事方式、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具有卓姿独立的美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