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在《杨廷秀寄南海集》中说：“夜读杨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四百年来无复继，如今始有此翁诗”;他还在《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云：“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范成大在《次韵同年杨廷秀使君寄题石湖》说：“文名藉甚更诗声”“句从月协天心得”，他们所评价的都是杨万里的诗歌创作。
杨万里的诗歌之所以受到著名诗人的推崇，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自成一家的“诚斋体”诗风。对于“诚斋体”的具体涵义，大概自此概念提出之后就众说纷纭。近代以来，现代及当代学者对“诚斋体”的看法不断更新、补充，大有涵盖杨万里诗歌的全部优点之势。笔者认为，这样不加限定、毫无界说包括一切诗作特点的看法不符合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而且过于宽泛的探讨“诚斋体”的内涵不但不会对杨万里诗风的深入认识，反而会使“诚斋体”的特征进一步晦涩难懂。所以。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诚斋体”的真正内涵，恰当地界定具有“诚斋体”特色的诗作。
一、“诚斋体”的典型代表七绝
杨万里是一位长寿的诗人，在他八十载的人生经历中，诗歌创作有很明显的分期，即使在“诚斋体”诗风形成之后，就他本人的主观努力而言，仍在不断追求着诗风的变化，但是如果从整体特色看，诗人自己在“诚斋体”诗风形成之后的“求变”无疑是对“诚斋体”作完美的追求，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因此，以“诚斋体”诗风的是否形成为标准，杨万里诗歌的创作历程可分为模仿、探索、成熟三个时期，至于“诚斋体”诗风形成之后的“求变”完全可以认为诗人对自己诗风不懈的完美追求。
诚斋体的形成就是以其诗风进入“欣如”阶段为标志。杨万里在《诚斋荆溪集序》中说得十分清晰，“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其中的“欣如”就是诗人自己诗风成熟的境界。至于“欣如”的含义，正如杨万里自己所说“试令儿辈操笔于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其中的“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即是作诗时应对自如、诗思泉涌的“欣如”境界。达到这种作诗状态，是诗人一直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诗人长期探索、积累的结果。“欣如”境界一旦获得，会令诗人欣喜若狂，创作大丰。因此，杨万里说：“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可见，至“戊戌三朝”，杨万里诗风已经，成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诚斋体”风范。而这一时期的结集主要就是《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三本诗集。
梳理这三个集子，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七绝数量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看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的研究成果，他对杨万里各本诗集中绝句数量做了一一统计，通过整体的对比，七绝诗体占杨万里整个诗歌数量的一半以上。而具体到《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三本诗集中，七绝更占有不小的比重，如在《荆溪集》中七绝占66%，在《西归集》中占72%，在《南海集》中63%，这些数字无可争辩的说明：七绝在诚斋体诗风的重要载体。
至于杨万里为何选择七绝的形式来创作“诚斋体”诗歌，笔者认为主要得益于绝句诗体本身具有的“七言四句”自由不拘的形式，这种诗体形式最能表达杨万里的心口，也是诗人进入“欣如”状态后最容易采用的，正如张瑞君在《杨万里评传》中所言的“在五七言诗的各种体裁中，七绝最容易写得富有情趣、活泼、灵动。它既不象古风那样讲究章法，也不象律诗讲究对仗而形成拘谨和板滞”，“就五绝与七绝而言，七绝因能巧用虚词、重字等更灵活多变”，这些分析准确概括了七绝较于其他诗体的优势，可谓精到，也再次说明七绝之于杨万里创作“诚斋体”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大致粗略地认为杨万里选用了七绝，而七绝成就了“诚斋体”。
二、杨万里七绝句法词法的运用
有人总结杨万里绝句的作法，依据对仗还是散句总结出若干结构，其实这种路数不是依据绝句总结结构，而是以结构去套绝句，因为结构是完全式的、具有绝对包容性的，以此全部结构模式去衡量绝句形式，当然总能找到例证，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分析总结路数无疑是削足适履，更不能加深对于绝句的认识，其实质就是先有概念，后找例证，也即是“主题先行”。因此，分析总结性探索应避免此类观念先入，在未有定论之前，科学的态度是先个别再一般，即从个别的特点走向一般的总结。所以，笔者结合杨万里七绝的创作实践，力求通过具体作品的归类分析，得出较为正确的“一般”性结论。细细梳理杨万里诗风成熟时期的七绝，我们可从以下四方面来把握其艺术特征：
(一)虚词的巧妙运用
诗歌以字少凝练见长，要求言短意长，因此篇幅十分有限，就七绝而言，一首诗作四句二十八字，可谓极其短小。一般情况下，诗人创作诗作要表达丰富的意蕴，必须多用实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丰富含义的传递。而杨万里则喜欢用虚词，而且用的很巧妙，一首诗的好坏甚至取决于一个虚词的点缀装饰，这无疑是“诚斋体”七绝的独特之处。具体而言，杨万里七绝诗句中副词、介词、助词、连词、语气词等虚词用的最为精当，可举诗例如下：
1.副词的运用。副词虽属虚词，但由于它具有表情态、程度、时间等方向的功能。所以杨万里喜欢在七绝中运用，其七绝诗句中常见的副词有“忽、乃、皆、曾、聊、犹、堪、自、复”等。例如：
一峰忽被云偷去，留得峥嵘半截青。(《入常山界二首》)
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呜。(《宿灵鹫禅寺二首》其二)
忽开风起仍波起，乃是飞声与落声。(《净远亭晚望》)
(二)句法的灵活多变
这是有关诗句中“句法”具体运用的问题，也是指诗句之间的关系方面，杨万里在《和李天麟二首》一诗中说“句法天难秘，工夫子但加”，说的就是诗句句法的功夫。至于杨万里所言“句法”的含义，笔者认为当是指诗作句子之间的组合关系与连接规则。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字尤其是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这种诗意的美，完全靠‘句法’表现出来的。”诗作风范的确立离不开“句法”，同样“诚斋体”的形成也有“句法”运用的功劳，因此，句法的灵活多变无疑是“诚斋体”七绝的独特方面。结合具体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杨万里在诗句的组合关系中使用了以下“句法”：
1.反问式的句法。在诚斋体七绝中，杨万里常用反问式连接诗句，以加强语势。例如：
不特山盘水亦回，溪山信关暇徘徊。(《过下梅》)
春光尽好关侬事。细雨梅花只做愁。(《甲申上元前闻家君不快，西归见梅有感二首》其二)
若无六代英雄骨，牛首诸山肯尔高。(《寒食前一日行部过牛首山七首》其四
三、杨万里七绝意象与表达手段的选择
(一)物象选择“小”的意趣
在杨万里现存成熟时期诗作中，数量上七绝占一半稍强，其中更以众多的咏物诗为人们所关注。与其他诗人创作咏物诗不同的是，杨万里的独特性体现在物象的选择上。从某种角度说，物象选择的倾向是诗人诗风意趣的所在，因此，以所咏对象来考察杨万里七绝咏物诗也能窥测出“诚斋体”的基本风貌。
细析具体诗作，我们会发现杨万里的七绝咏物诗有以下三个特点：
1.选择大动物、大植物诗作数量较少，选择小动物、小植物诗作数量众多。
在诚斋体七绝咏物诗中，大动物如牛、马等很少单独描写，即使写到牛、马等大体格动物，也多是诗句中提到，而全诗的中心决不是围绕其展开，如《过大皋渡》一诗中“黄牛无数放春晴，船行非与牛相
背，何事黄牛却倒行”虽三句涉及到牛，但都是放到首句“隔岸横州十里青”以及诗题“大皋渡”背景展开的。至于大植物如柳、松、桑、枫等，虽然比大动物牛、马受关注的机会多，但其根本命运也未有主要的改变，其地位和作用在诚斋体咏物诗中同大动物一样，例如在七绝咏物诗中，柳树是杨万里选择最多的大植物，但其有关柳树的诗作多着眼于柳丝、柳条等小的部件。如“辇路金丝半欲垂，外间玉爪未渠开”(《新柳》)“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新柳》)“一巷海棠千架锦，两堤杨柳万窝丝”(《游翟园三首》其一)等等。
相比较而言，诚斋体七绝咏物诗更多的描写小动物、小植物。
小动物如鹊、莺、萤、蛙、蜂、蚁、促织、蝇、鸦、蜘蛛、啄木鸟、雁、子规、蝉、鱼、蝶、蜻蜒、鸡、水螳螂、蛩、鹅等，可谓为数不少。至于小植物更是数目众多，如梅花、海棠花、杏花、木犀花、李花、牡丹等反复出现，数量很多，占有咏物诗的绝大部分。
2.描摹动物的诗作明显少于描写植物的诗作数量。
细细梳理杨万里诗歌全集，我们会发现其中以咏动植物为题的各类诗体共有450首，而咏动物的诗只有6l首，尚不足13%，如果以诚斋体七绝咏物诗来考察咏动物的诗数量将更小。相对而言，不少诗作直接以植物命题，如《腊梅四首》、《木犀二绝句》、《神堂铺前桃花》、《野菊》、《黄菊》、《残菊》、《残梅》、《垂丝海棠》、《葵叶》、《道旁草木二首》等都是较为著名的诗作。
3.多用拟人化的描写来表现意趣。这种特点在诚斋体七绝咏物诗中反映的极为普遍，更极为突出，以至于任意捏来一首七绝咏物诗，都能说上它对意趣或日谐趣的表达。如《郎石峰》一诗：
四旁不与众山连。特地孤尖立半天。
碧落诸峰非不好，让他郎石一峰先。
这一诗言众山之中的一耸独峰――郎石峰单独直立说成“特地孤尖”而且“立半天”，且其有意识的“不与众山连”，典型的人格化;而且诗的前两句还可看作诗人站在“郎石峰”的角度来发言，而诗的后两句则站在众山的角度上说话，意为之所以郎石峰单独直立，不是因为其他山峰不好，而是其他山峰相互谦让，所以说“让他郎石-峰先”，其拟人化的谐趣令人忍俊不禁，而且又令人深思。再比如《鹅鼻铺前桃花》前两句是说自己归家较晚，而后两句则采用拟人手法，将桃花的盛开与自己的归家之喜连接起来，进而使人看到了桃花之喜，所以说“路上桃花亦�喜。为人浓抹湿燕支”。总之，这种拟人意趣在诚斋体七绝咏物诗中随处可见。
(二)叙述、议论的完美组合
在杨万里七绝中，叙述与议论的完美组合也值得我们关注。按诗句所言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叙述句和议论句，任何一首诗都可分为这两个部分，都由两部分组成。叙述与议论的完美结合，也是诚斋体七绝的一大特征。以二者在诗作中次序不同，可分为三种形式：
1.先叙后议。即诗歌开头先进行铺叙、描写，或交待物象或言说事情，而后诗人则表达自己对物象或事情的看法和态度，这种形式使诚斋体诗风更为平易，因为先叙述再议论的顺序很符合读者的接受阅读规律。如《余于沂流至安仁》一诗，前两旬“半篙新涨满帆风，两岸千山一抹中”点出了自己所处的水域环境，而后两句“惭愧棹郎能袖手，若非袖手更无功”则是由水域环境而发出的议论。以此考察杨万里的七绝诗作，数量不少，如《玉山道中》、《郡斋梅花》、《二月一日郡圃寻春二首》、《晨炊黄冈望海》等都是较为典型的先叙后议的诗篇。
2.先议后叙。即先发表自己对某事某物的看法和态度，随后在叙述当前的事情和物象，这与逻辑学中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规律较为相似。这种先议后叙的形式，有助于诗人表达自己对事对物的真正态度，从而较为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如《过招贤渡四首》其三一诗，首句“倦游客子自无聊”即是议论。说出自己的因为倦游而百无聊赖，第二句“不是江山景不饶”以议论的形式说明了不是其他原因，总的.来说前两句以议论为主，而后两句“危岸崩沙新改路，断渠横石自成桥”，虽然暗含一定的深意哲理，但如果以字面意思而理解为自己游山时看到的景象也是十分妥当的，因此可定为叙述。再如《正月二十八日峡外见�子二首》，其两首诗都可看作先议后叙模式，当中最为典型的要数第二首，其前两句“不宿青枫学子规，不穿绿柳伴莺啼”完全是议论，而后两句“双飞只爱清江水。自喜身轻照舞衣”，可以看作叙述。在诚斋体七绝中，先议后叙模式的诗作代表还有《海岸七里沙二首》其二、《初四日晨炊横翠亭》、《榕树》、《南雄驿前双柳》、《蜡梅》、《过扬二渡》等。
3.叙议一体。即叙述与议论合而为一。很难分清哪是叙述、哪是议论，这是叙述和议论的真正结合，有助于诗人意绪的表达和物象、事情的融会贯通。如《过招贤渡四首》其四一诗，咋一看全诗从首到尾均为议论，其实是叙述与议论的融汇：前两句“岸上行人莫叹劳，长年三老政呼号”，既议论规劝行人“莫叹劳”，又叙述言说生活在此“三老”生活极为不好;后两句“也知滩恶船难上，仰蹈桅竿卧著篙”，既是言说“岸上难走水上却更难行”，以致于“仰蹈桅竿卧著篙”才能前进，可见其全诗是议论与叙述的融汇。《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全诗同样也是议论与叙述的合一。同类的代表诗作还有《题山庄小集》、《春晓三首》其二、《垂丝海棠半落》、《静坐池亭二首》其一、《红叶》、《蒲桃乾》等。
四、诗学意蕴
杨万里是位学者型诗人，他的诗作内容绝大多数是对平凡生活的吟咏，从而表现出独具特色的生活意趣。如前所言，“戊戌三朝”时节的七绝是杨万里诗风成熟的标志，也是其“诚斋体”形成的最初成果和典型代表。经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更能明确把握住代表“诚斋体”诗风的七绝的美学特征，而这些美学特征背后的理学观物态度的支撑，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探讨。
正如前所论述的那样，杨万里在为数众多的七绝咏物诗中，十分侧重于对植物的关注，这体现了他的静的观物态度，而背后正是理学观物方法。
另外，其诚斋体七绝多采用叙述与议论的组合，从中也可看出理学对诚斋体的把握与主导，因为这些诗作的亮点在于议论而不在于叙述，而且叙述往往为议论服务。前举“先叙后议”诗作都可说明这一点。如《官道古松》一诗，前两句“翠旌绿纛夹车轮，龙作长身铁作鳞”是叙述，后两句“莫笑道旁数松树，古来老却几官人”是议论，而全诗的重点明显在后两句，可见叙述为议论服务。其他“先议后叙”及“叙议一体”两种模式，也基本与此相同。
可以认为，精通理学的杨万里在依据“活处观理”的思维方式，进行“诚斋体”七绝创作时，内心的主脑仍然“正心诚意”理学态度。即理学的“内圣”使杨万里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欣如”境界，同时七绝也是杨万里表达其“理学观物”的绝妙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诚斋体的形成、成熟、肯定、接受都是时代精神的使然。
拓展阅读：杨万里的诗
1、《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小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4、《初夏睡起》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5、《春晴怀故园海棠》
竹边台榭水边亭，不要人随只独行。
乍暖柳条无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
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
只欠翠纱红映肉，两年寒食负先生。
6、《读严子陵传》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