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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眼中的君子说说

时间:2024-10-10 02:20:35

篇一:孔子论君子之德

【摘 要】

孔子认为,作为担负着匡复天下重任的君子,首先必须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楷模。为家、为国他应该是忠孝兼顾,交友、谋利他必须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坚守诚信和道义的社会道德底线。

【关键词】

孔子;君子;道德;修养

孔子认为,能够负载社会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并进而担负起匡复天下重任的现实主体就是所谓的“君子”。在孔子的眼中,“君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知识,又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他们既是社会的道德楷模,同时又担负着引领社会风尚、为建设理想社会制度导航的重任;这些人的身上寄托着社会大众的希望,寄托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所以,孔子对“君子”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首先,作为一名君子,在家里他应该是一名孝子;其次,在国家和君主看来,他应该是一名忠臣;在朋友看来,他应该是一个诚信而值得信赖的人;再次,当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时,能够做到不会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违背社会公义。

一、做人“孝”为先

孔子治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和谐、公平的社会制度。而孔子认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有赖于一批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人。因此,孔子的社会学说是从改造和培养人开始着手,以塑造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格为目的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

孝是血缘等级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因为在宗法体制下,通行的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制。在这种家天下的社会制度下,家和国、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是统一的、难以严格分开的,孝既是构筑家庭和宗法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也是构筑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范畴。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并且把孝道列为君子道德修养的主要项目。他认为,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首先必须是一名孝子。

孔子重视孝道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孔子认为,君子承担着建设理想社会的重任。所以,君子首先必须是一个恪尽孝道的人,因为一个在家中不能尽孝道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建设理想社会重任的。第二,家庭是社会组织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理想的家庭,就不可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首先就必须要求子女在家中对父母尽孝道。第三,恪尽孝道,也是社会发展向人们提出的迫切要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规范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为了重建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对孝道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子女要从物质上赡养父母,保证父母吃饱穿暖,无衣食之忧,无饥寒之虑。毫无疑问,一个连自己父母的温饱都保证不了的人是谈不上孝道的。第二,子女仅仅做到赡养父母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 孔子认为孝不但是要在物质方面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必须尊敬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所谓“敬”就是要听从、顺从父母的意志,维护父母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做子女的应尽量争取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心。孔子告诫人们说,如果父母在世的话,作子女的尽量不要外出远游,假如外出远游一定要安顿好父母,首先要讲清去处,一旦有事可招之即回;二要安排好老人,使年迈体衰的父母能够得到照应;三,到达目的地后,要及时将自己的行踪告知父母,免得父母挂念;四,在外面要守规矩,行为合乎礼法规范,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不要有让父母丢脸的言行,要以自己的言行为父母争光。第四,父母去世后,要按礼节安葬并祭祀他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子女为去世的父母守孝三年。因为,每个人幼年时期都曾在父母的怀中被抱养了三年,所以作为回报,在父母去世后,子女应该在父母墓前为父母守孝三年。总之,孔子为“孝”确立了必须遵循的原则,行孝必须合乎礼法,必须心存敬爱,必须和颜悦色,必须不让父母操心,还要以自己的孝行为社会做出表率。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学,而孝则是实行“仁”的根本。孔子认为,人一旦确立了孝心,便能时时处处以亲子之爱处理血缘家庭关系,践履孝道,使家庭秩序在情感的组织下变得井井有条,使父子兄弟在情感的关联中变得融融乐乐。人一旦怀抱着孝心走向广大的社会,便能时时处处以“爱人”之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此,孔子的弟子有若曾做过精辟的阐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靠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温温脉脉的情感,以及人们对礼仪规范的依恋、渴求和尊重,才能使人类社会从个体家庭到宗族到大小宗国,从父子、夫妇、兄弟到君臣,都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的影响是绵绵流长的。崇尚孝道,以孝为荣,以孝治天下,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社会家喻户晓,孝已经成为华人家庭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和最集中的表现;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劫难仍薪传不息的道德传统,而且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

二、为国事君“忠”为本

众所周知,儒家赋予君子的社会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孝”是“修身、齐家”之根本;那么,“忠”则是“治国、平天下”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家事父、兄,在外事君、国。这是古代人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在是“孝子”的同时,还必须是一名“忠臣”。

要求人们对君国尽忠,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夏朝开始,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随着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地发展变革,春秋战国之际,许多奴隶主贵族占有奴隶所创造的财富而富比王侯,并由此而生了政治野心,而一些新兴的地主贵族也要求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诸侯争霸、大夫篡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各诸侯和大夫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养士招贤,许多与其没有血关系的人进入统治集团,这突破了传统的宗族关系的政治体制。为了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在统治者内部便产生了“忠”这种政治道德准则的需求,君臣关系便从宗族关系中独立来了,也即“ 忠”从“ 孝”中独立出来了。 关于君臣关系,《论语》对此有如下记载: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孔子心目中的“忠”,具有襟怀坦诚推诚待人和恪尽职守等多重内涵。首先,作为臣下必须尊重君主,严格遵循君臣之间的各种礼仪规定,态度上恭恭敬敬;其次,对待君主的吩咐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尽职尽责,即使被授予的职务和工作不合乎自己的愿望,一旦接受了任命,也要尽心尽力做好,哪怕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扬名立万,又是最大的“孝”。历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就说明其实“孝”和“忠”是很难分开的。

孔子关于“忠”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以下几点:第一,孔子认为“忠”是人际交往中人人必须普遍信守的原则,不仅是臣下对君主要忠,那种将孔子关于“忠”的思想仅仅理解为“忠君”的想法是不全面的。第二,孔子主张臣下忠君也是有无条件的。作为君主要想让臣下忠于自己至少必须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必须实行“仁政”;其次,必须严格按礼仪的规定使用臣下。否则,臣下也没有必要衷心服侍君主,这样孔子就将单方面的君臣关系转化为互为条件的君臣关系。第三,孔子主张的人臣之“忠”,并不仅仅是对君主个人百依百顺、绝对服从。相反,当君主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臣下要敢于当面提出批评,纠正君主的错误。无条件地盲目服从君主的旨意,那算不上是真正的忠臣。第四,孔子生活的时代,在上层贵族看来“家”与“国”是很难绝然分开的,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当时忠君和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孔子伦理学说中的“忠”还具有民众与国家同存亡共荣辱的政治意义。春秋后期,随着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日益激烈,人们的国家观念也逐步强化,“忠”渐渐被赋予“爱国”的意义。

在孔子的思想中,“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又是最大的“孝”。在孔子看来,“孝”和“忠”在人格修养中是辩证统一的,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

三、与人交往贵诚信

人是一种群居性的社会动物,正常情况下人是不可能离群索居而孤立生存的。与此同时,人还是一种情感动物,有一种本能的情感沟通的需求,可以说情感交流是人的天性。人类情感世界的构成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亲情、爱情和友情。毫无疑问,友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之一。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广交朋友。有了朋友,人生之路将会更宽广;有了朋友,人的内心世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由此可见,朋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所谓的“交往是一种生产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毫无疑问,与人交往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能力,也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 与此相反,一个不善于与人正常交往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

孔子认为,作为君子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讲究“诚信”。孔子认为,守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准则。因此,孔子将对朋友守诚信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一次,他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与此相反,孔子认为一个不讲究诚信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也正是因此,“信”作为为人处世的一种基本道德规范与仁、义、礼、智一起被列入了儒家所谓的“五常”,也就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五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因此,提倡做人要守诚信,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课程之一,孔子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为人处世要“谨慎而守信用”、要“敬业而诚信”。受孔子影响,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他每天都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得体。对此,《论语》有如下记载:曾子曰:“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关于孔子“与人交往贵诚信”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如下两点:

第一,孔子认为,守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不仅是一种交友之道,也是“仁政”建设的一种基本准则。他曾多次强调,为政者必须讲信用。如果为官者不讲信用,便难以取得百姓的信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相反,统治者只要讲信用,国家就不难治理;只要统治者守信用,老百姓就不会不尽心事国。对此,他曾说过:“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因此,孔子认为为政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诚信为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甚至对他的学生们说,一个国家可以暂时缺粮,也可以暂时少兵;但是,一个国家不可一时一事不讲信用。第二,孔子不赞成无原则地守信用,如果只知道重然诺而不知分辨是非善恶,有言必信,有行必果,就往往会犯错误。所以,孔子认为,守信的前提是承诺合于道义,如发现说过的话不合于道义,即使不履行也是可以的,不必拘泥。

孔子有关“贵诚信”的思想对中国人的人格修养和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般不轻易地向别人承诺;一旦承诺,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兑现。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能力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信守承诺。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信守诚信的民族,是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民族。

四、见利思义

孔子认为,作为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必须能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这也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孔子这里所谓的“利”就是指“物质利益”;所谓“义”就是“合理”,也就是合乎情理、合乎法律和公共道德规范。一句话,孔子所谓的义利关系就是指“个人利益与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维持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需要,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也就谈不上社会生活。因此,孔子认为一定物质财富是保证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也正是因此,在管理国家方面,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理论;孔子认为,在管理一个国家时,首先应该先让百姓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然后才能对百姓进行教育。所以,尽管孔子很少言利;但是,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他说,人们总是希望富贵而厌恶贫穷,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他曾对人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所以,孔子本人也向自己的学生收取一定数量的学费,并以此谋生。不仅如此,孔子的许多学生也是终生靠薪水维生的,其中与孔子感情最深的子贡就是当时有名的大商人。孔子甚至认为,如果国家治理有方,社会安定地向富庶方向发展,作为士入仕求职的机会很多,如果仍处在贫贱的困境,那只能说个人在修养水平、能力与努力程度上有所欠缺,那只能以此为耻了。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人生在世追求富贵是一种正常的生命和生活需要;相反,在正常社会状态下不能以个人的能力致富并处于贫贱状态,那才是一名士人的耻辱。有人认为孔子于利是不屑一顾的,在其头脑中是不存在经济利益这一概念的 ,其实这是对孔子义利观的误解。

但是,由于“君子”是社会的道德楷模,他们肩负着为未来社会发展导航的历史使命。所以,孔子对“君子”和一般常人的要求自然不同。孔子认为,作为社会一般的“小人”,他们活着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所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追逐物质利益,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可以不计后果,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君子”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的生命价值主要是其社会价值,而不是他们本身的生存。可以说,“君子”生命的社会价值是第一位的,而其生存价值则是第二位的;对于一名君子而言,其本人的生命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如果有必要,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个人生命也应该在所不惜。因此,尽管就生命的生物学意义来说,“君子”的生存与“小人”完全相同,同样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君子”的社会活动还是不应该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第一位,而应该以遵守和实现社会道义为第一位,这也正是“君子”和“小人”道德修养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处理“义”和“利”的问题时,必须遵守的原则是:

第一,“君子”当然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但是,他必须做到“见利思义”。也就是说,每当面临物质利益时,君子首先必须考虑自己在获得利益时是否合乎社会道义,不合乎社会道义的物质利益就是白给,君子也不能要。第二,力倡以义致利,反对不义而富、不义而贵。孔子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如果是以不合理的方法取得富贵,当它是天空中的浮云一样,他根本看不上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第三,义利兼顾,利服从义。当利益的获得合乎社会道义时,君子当然不会拒绝物质利益,用中国一句通俗的话讲,这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之,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君子自然应舍利取义,这叫君子不取不义之财。“礼以成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第四,要甘于“安贫乐道”。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果严格遵守社会道义,将会失去许多在物质方面获利的机会,将会使人陷入贫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主张君子应该严格遵守社会道义,哪怕是暂时处于贫穷状态也不为所动,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安贫乐道”。孔子本来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他曾说自己“食不厌精”,也就是说,饭菜做的越精越好。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真理,哪怕是青菜和很粗糙的饭,那也会乐趣在其中。他赞扬自己那位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的义利观,引导人们确立高洁道德、弘扬道义的精神对于人摒弃自身庸劣、卑污的生活形态具有的“春风化雨”之功。中国古代社会义利关系的历史实践表明,孔子以义制利的道德价值观,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铸成、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孔子认为,义利之辩,必须以义为上,这对于强调整体利益优先,育成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气节有重要作用。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中,就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个人的生活应该融入民族、国家的命运之中。以义为先,以义为上的义利关系准则,还是中华民族追求、创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指南与精神保障。孔子义利观的精神对提高民族道德素质、培养民族精神,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义利观,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化育价值。

孔子提出的关于君子人格修养的一系列准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力争做一名正人君子,曾是大多数中国人终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君子”曾被广泛视为中国人人格修养的道德楷模, 即使在今天,“君子之德”中的许多因素对中国人道德修养的影响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篇二:孔子论君子之德

摘要:

孔子的君子之道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人都整全地具有天道赋予的完满德性;二是人人还须通过不断地修身来成就自身的完满德性。而君子之道有三大关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家,修己以安国、安天下。在孔子看来,修身中已经奠定了安“家、国、天下”的根本原则,因此安“家、国、天下”并非修身以外事,修身即在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键词:

君子之道;孔子;修己

一、“君子”概念

“君子”这个概念,自孔子开始,便主要指向一种道德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真正内核为,对德性完满的人的称谓、“成德之名”或“全德之人”,而不仅仅指有道德修养或德性的人。因此,“德性完满”才是君子人格的最根本内涵,进而,“身份地位在上者”可否被称作“君子”,也须依据德性是否完满来衡量,即“身份地位在上者”的“位分”的规定性由完满的德性给出。在孔子的义理脉络中,君子的本质规定性是其道德性,而非其身份地位,甚至有相应德性的人才配有相应地位,孔子的君子人格说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通义”寻求道德上的完满性。

在孔子的视野中,每个人在道德或德性上是圆满自足的,因而一方面无法设想在道德上绝对虚无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也无法直接肯定每一个人就已然是君子了。原因在于,每个人惟有在其禀受了相同之“道”的意义上是完满自足的,“德”者“得”也,人通过自身不懈地学习、修养和践行而“得”之于“道”,“个体分享、获得了‘道’,内得于己,便凝结为自己的德性”。所以,依据“道”之相同和相通,则人人都是君子,而根据“德”在多大程度上通向了“道”,则人不经过亲身的修养功夫便难以成就自身的君子人格。因此,“君子之道”的一层意思为人人天然就具有君子人格或完满的德性,同时,“道”也指“大道之途”,因而这与人之修身进德相通,所以“君子之道”又指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自身的君子人格。一言以蔽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近”表明人人天然地具备成为君子的内在本源,“习远”则说明有的人走上了君子之大道而有资格成为君子,有的人却自暴自弃而成为小人(《孟子离娄上》)。追问“人是什么”和“人如何去是”,往往会趋近一个抽象架空的“自由”规定,在这种自由中,人及其世界似乎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丰富性,然而它的悖论却是:对个体自身而言,生命没有安顿,始终处于流变状态,就诸个体间的共处来说,只能生活在一个“底线道德”随时都可能被突破的世俗世界里,德性的完满与否同这个世界了无干涉。相反,追问“君子是什么”和“如何成为君子”,会获得一系列普遍具体的真实规定、特别是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对己(个体)而言,以修身养性为本务,不断地提升自己生命的道德境界,证成自身的完满德性,以德配天,终至与天地合德,在人伦关系(伦理实体)方面,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各种伦常关系,进而治国安民,实现天下的和谐大同,而个体的生命在向诸种伦理实体的回复中得到超越与安顿。

二、 君子之道的义理展开

在《宪问》之“子路问君子章”,问“为行何如可谓之君子”,孔子给出了君子之道的基本生成关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者,修身也。……‘安人’者,齐家也。‘安百姓’,则治国平天下也”,揭示了要成就自身的君子之道须以修身为本、以家庭为伦理关系的基地以及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与实践行动。此章总论君子之道的本末体用。本者本根也,末乃根之成长散发也,体者本体也,用乃本体之施用也,因此,修己以敬或以敬修己为君子之道的本和体,而安人安百姓是修己之发用施行,末用为体本之自然展开,“一切作用莫非自根本出”,正因如此,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从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说,才言本体则末用自然在其中也。修己以敬之“敬”, “敬其身”, “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身正则民从”“而后”安人、安百姓9。此处的“而后”首先不是从君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实践步骤来说明“修身、安人、安百姓”的先后秩序、“君子何如德成于己,而见之于天下”,而着力于修己是安人安百姓的根据所在,“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所以 “修己以敬,贯彻上下,包举远近,……曰安人,则修己之余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则修己之极而安人之尽也。……非有待扩而后大、推之而后远也”,即“‘安人’、‘安百姓’只是‘修己以敬’本具之实义”。

1、修身以敬

“修己以敬”与“以敬修己”合而言之才完整地表述了敬之于修身的意义,“敬”初在修身之发轫处,又贯穿于其中,最后达至其终了不迁地。“修身以敬”依据仁义礼智等诸根本德性来涵养成“敬”之心性言动,“以敬修身”则指于自家心性上、事事物物上恒“敬”不灭,或曰“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在孔子看来,君子修己以敬则须依据仁道而成,所以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去仁违仁则无君子之实质,无实便无被称扬之名,则人焉能配有君子之名!况且人要达成自身的君子人格和遵循君子之道,非时时刻刻、非于匍匐危难之际倾心奋力于仁不可,人以此不间断行仁,既久,乃自成其名,名显扬其实而已。有名无实,乡愿也;无实无名,小人也。故而,仁乃君子人格之定质,君子之道不外于仁道,因而君子只是谋道、忧道以致道。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仁乃心之主,本心全仁,而仁生发义为身之主干,既为主干,则须公正不偏,故曰“正义”,其如尺度权衡一般,称量事事物物毫厘不爽,因而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各归其位分,无可争讼。人心正身正,以义为质干,方能自作主宰,立身行道,以成君子。君子以义为正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则君子于己于人于物处分得当,无适无莫、不偏不斜。而明晓“义利之辨”是人心之觉醒立志处,也是人行君子之道的起手处,故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非不“晓”利、不知利,只是不存心动念于此,不以此作为立身行事的动机和根本轨则;君子知利之所以为利,“义者,宜也,事得其宜,则利在其中”,“君子义足以兼利”,求之以道理之至当性,利亦可求;然而,利总牵连着人心之私念、人情之私欲,人若死死沉湎迷昧在这类私意里,利欲熏其心,则庶几为小人而已。在孔子的道德世界里,小人的道德含义是,与德性完满的君子绝对对立,为自己主动弃绝一切美德之人,正因如此,小人只能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虚位,这是基于孔子及其开启的儒家源流对人性抱有根本的信任心怀、人性善,决不会决绝地断言一个人就是不可救药的小人,孔子立此道德之彻底对立面来警醒人要不断修身成德,以合道理之公义。人于其起念发轫处,将义利看得分明,以义正心,使身有质干依傍,则人格庶几可以挺立起来;如是,由义得利,不亦宜乎?于此,孔子强调,见利而思其义,“义然后取”(《宪问》),见得而思其义,“不苟得”,人所求之“利”与“得”,经历过“义”的权衡后方具有与其自身相应的合理性。

礼乃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之视听言动的规矩准绳。君子以礼约己,则其之手足得宜,手足合宜则秩序条畅而生和谐。礼何以能造就如此景象?因为礼规定人之视听言动的“分”,分者,事物之恰当位置与事物间的恰当关系,“恰当”的含义不是指折中妥协,而指道理之应然,其依据在正义与仁道。反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若无礼之约束,则原本可以通向仁心仁性的德目,极易超出其本应有的限度而变得不恰当,究极言之,“礼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于理,则不过矣”,所以君子学礼知礼以使其耳目手足适宜,从而立定自身不逾规矩法则。

孔子谓知者不惑,因其不惑于“命”、“礼”与人之“言”,“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穷通得丧,无所动其心……知礼则动不违于理,故能立。知言则得其情实,故能知人”,故知命知礼知言而为君子。命者乃天之所命,天命也;“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天命,则为穷竭事事物物之理、尽己之整全善性,以期与天道之大流融合在一起,事天而安命,这既为认知活动亦为修养工夫,这即是《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意味,因为在孔子看来,知行不可分离、分立而言,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讷其言而躬其行、敏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子路》),孔子所讲的“知”为德性之知,指人体认自己的本心善性,辨别善恶是非,这种体认必须基于人在不断地做穷理尽性之工夫,而此工夫的推进亦须人之学、人之知进而人之觉,极言之,对自己本质的觉悟与觉醒也是一种“行”,依靠这种向内的工夫才可能生发出外在的具体道德行为,故而知便是行,行即为知,知行不可分作两截。

修己以敬为君子之道的大本大源处,分而言之,以“仁心、义质、礼矩、知命、辨是非”为其关键环节,人若要立志成为君子,则需知晓成为君子的每一层阶梯,一步一步踏实,每升一层阶梯都无可动摇,不可囫囵以为修身只须知晓大根本即可,因为没有细密分殊的扎实工夫,大根本也守不住。合而言之,君子之道的大根本是仁义礼智敬,而每一阶梯何尝不是由仁义礼智敬来做成。再者,仁义礼智敬之间又何尝孤立而不牵连,这些德目无非为天理仁道之曲折展现,它们既有特定的限度,也有内在的一贯性,所以,修己以敬的内涵为君子将天理仁道赋予的诸德目竭力朗现出来。君子修身之不正,养性之善,以体贴天理仁道,日就月将,步步落实,用力用心既久,则君子身正心正,其性磊落光明,于天理仁道无纤毫之隔膜,终与天理仁道贯通条畅,在此不间断的修养工夫中,君子于理于己于人于事于物笃敬不失,“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明晰自己的规矩位分,举措合宜,不僭越亦不失担当,由心透现出光明正大的气象,人人望之而敬意生。

2、修身以安家

安家即《大学》所谓的“齐家”,在孔子看来,安家不是修身以外另起一事,安家只是修身本具事,因为家能被安须依照天理仁道而来,安者,安于天理仁道之安排,而君子修身的本务是体贴天理仁道,成全自己的完满德性,所以身修才能将伦常秩序安置恰当,各适其位分,修身是安家的起源处,修身才能真正齐家。家庭伦常关系生发自人的根本情理、仁与敬,仁为“爱之理,心之德”,心之德乃心得之于性、性为天理贯注于人身,仁心依理发为爱之情,而敬上、敬长则能让人放下自己身段禀赋上的优越处,衷心体认到自己的位分与本务,并安于、忠于由道理给出的这些位分安排,根据仁心德性方能把家安顿得停停当当,所以,家是否齐会直接显现一个人修养工夫的高低。以下围绕孝悌来论说修身与齐家的内在关联。

在孔子及其开启的整个儒家传统看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孝悌是“为仁”之本。终极性的天理仁道完满自足,无稍亏欠,因此孝悌不能作为“仁”的根本。然而在人这里,因气禀所蔽,天理仁道非直接显明,需要人自身的修养工夫,而体认天理仁道须求诸身,人身之切近处无非父母之大恩大德,“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为人父母,出于其本然之情理与血脉相连之事实而自然爱护其子女,其爱其理廓然大公,无一毫之私欲与私意,作为子女,领受着父母的大爱,孝敬其父母岂非其必然之行为!悌敬兄长亦如是。因此,虽然天理仁道是孝悌的根本,但孝悌却是“行仁”的根本起始处、着手处,无此根本起点,人体贴天理仁道就会浮泛无根,落不到实处。人们常常认为孔子及其儒家对子女的要求太过苛刻,不近人情。这是一种误读与误解,孔子之所以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三年之丧”(《阳货》),这既基于天理仁道之必然,又依据人类的普遍经验。这类经验揭示一个人要真正体认父母对子女的大恩大爱,需待他自己成为人之父母与他生命极度衰弱(面临重病或死亡)之时,为父母时自然会体会到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与大爱,当自己的生命极度衰弱之时自然会呼唤亲人的爱,于人之常情于天之恒理,孔子要求子女孝敬与赡养自己的父母,因为孝敬接续着天理,赡养接续着生命,天理与生命的汇通给予每一代人的人生以源源不绝的价值与关怀。

若说修身,君子将仁义礼智敬作为其内核,若说齐家,君子从孝悌开始体贴天理仁道,而孝悌本于、发于仁心仁性,故而齐家以修身为本,于孝悌处获得落实。家是修身最重要的场所,一个人如果能安顿好家里的种种伦常关系,那么他也能安顿好家之外的伦理关系,因为这些伦理关系是家庭伦常关系的自然推廓,“‘家’不仅成为价值的出发点、价值的取向,而且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虽然开源于家庭的仁爱有差等、深浅与远近,但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不会有陌生感,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陌生人,因为每一个人都领受着来自家的爱,这是一个共同点,基于自己的本心推廓这种爱,则“德不孤,必有邻”(《里仁》)。

3、修身以安国、安天下

孔子引用《尚书》经文来回答齐家与为政治国的关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发乎孝悌,家庭内部才会和谐,家庭内部和谐了,家庭与家庭之间和谐了,国家的和谐才有了根基,所以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治国如治家,家齐而后才可使国治。由于齐家的根本在修身,所以齐家与为政的关系最终会追溯到修身与治国的关联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虽然孔子会根据具体的时空、人物、对象阐明自己的思想,通常含有特指的意味,但孔子之言更指向普遍的道理、通义,因此此章所论之“君子”首先也本具道德完满之意,继而这章所立之观点具有代表性。己欲善才可期待民善,所谓“君子求诸己”是矣(《卫灵公》)。求诸己者,一言“自修”也,君子自修其身,发煌其本具之仁心善性,而自成其完满德性,仁心善性完满自足,非须向外求取才得,只需推廓养存,一言“责己”也,犹射箭,箭不中的,不怨责箭不直、的不正,而反求之于己之身、己之心,责己者,正心也,心正然后身正,君子“内省不疚”(《颜渊》),戒慎恐惧慎其独。君子以德修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先觉觉后觉,其行己恭而不放肆,事上敬而不傲怠,养民惠而公正,使民义而后利,依德安国,德如春风,化育生民,以德教导之,则为政之君子“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人皆仰望而仿效之。

孔子行政的具体理路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何以得正?因其实,名与实相符才言名正,实者,天理仁道之自然也,其名符合天理仁道之所赋则得其正,反之则名不正,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卫灵公》),旁落自弃天理仁道,则无可称之实,亦无可称之名,人人名实不符,则位分在上者不像上者(如父母、兄姐)、位分在下者不像下者(如子女、弟妹);无实无名者,其言不顺承天理仁道而无所依傍,非靠外在强力不足以服人,此服非心服,靠外力服人者,事成于强制,此强制力一除,则事皆溃塌,而君子“言厚心亦厚”;人人心服于理,依照理之轨辙,则事成,因而事成意味着依理而动,而理的具体形态是礼乐规范,所以用礼乐规范来约束行为的本质为按照理而行动;礼乐规范源于人心之理,礼乐兴盛说明人心向理,心悦诚服于理,这即是德治,然而人心因气质所蔽,利欲萌生,若无刑罚之限制与惩处,终至掩善行恶而无忌惮,然刑罚之正当与否不在其效力大小,而在其合乎理还是违背理;刑罚作为人改过迁善的最后手段,指向“事的合法不合法”,若被非法(理)使用,则生民知善而难行善,行善之路被阻隔则生民手足无法安顿,如是之甚则国危矣。由此观之,孔子的为政不外于修身,修身即修得名实相符,发挥自己的仁心善性,固守自己的位分,使事事物物各适其性、各归其宜,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事事顺成,礼乐兴隆,刑罚公正,生民循规蹈矩,而天下太平庶几可望也。

以上从三个大的层次论述了孔子的君子之道,可以看出,修身修己是君子之道的核心,人之修身以天理仁道为最终根据,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德目,常敬不失,反求诸己而“躬自厚”(《卫灵公》),则可为德性完满之君子,凭此完满的德性,君子齐家、安国与平天下才有根底。孔子所讲的齐家、治国与平天下,非停留于一时一隅之齐、治、平,乃是寻求一种“通义”,即如何永世地齐家、永世地安国和永世地平安天下,他以修身为最坚实的基地,自然且必然地生发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既然修身内具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理根据,那么君子之道的整全含义就只是修己以敬。

三、 总论

君子作为德性完满的人并不是一个特类,而是指所有人,因为在孔子的思想里,道不远人,不存在先天被天道抛弃而在道德上有亏欠的人,在每个人的心性中,完具天道仁心善性和仁义礼智,因而人在德性完具的层面上没有贵贱高低、聪慧愚痴之别。然而何以有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事出现?除开气质对全善心性的遮蔽,更重要的原因为,人自绝、自远于道,自暴自弃,辜负天道所赋之善性。

孔子的君子之道以修己以敬为本根,生发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原则,故而修身中也有齐家事、治国事与平天下事,或谓,君子于齐家安国平天下中修身养性,践履君子之道。孔子的君子之道基于人的本然情理,亦即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来探究如何证成自身的完满德性,这个证成过程不是运作在一个自闭的、自圆其说的理论空间中,而是要积极投身到真实的生活中,在“家、国、天下”里下切实的修养工夫,所以儒家有着细密的礼仪规范来使人每一步都足踏实地。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 、159 、159、54、48页。

[2]陈荣捷编:《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3]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页。

[4]樊浩:《论中国道德的精神》,《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5]何晏注,邢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 、56 、213 、243页。

[6]刘宝楠撰:《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5页。

[7]丁纪:《论语读诠》,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12 、412页。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对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1

我心目中的那位孔圣人离我们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他已经不在我的这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但是他的思想仍活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位老人的那些儒雅的思想。记得,我跟着语文老师背诵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有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时的我对孔老圣人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他的许多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学习当中,还是比较适用的。另外,他讲述的许多做人的道理,至今我还是需要借鉴的。例如,“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我做人的基本标准之一。

我读了孔子的生平,对孔圣人的做人这方面是值得比较称道的。鲁昭公让他去管理仓库,他就去把这差事作的井井有条。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无论孔子做什么事,都是从一点一滴做的。其实,我们之所以把他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在做人上确实是达到了人生的很高的境界。

孔老圣人不光是我的教育老师,他也是我身边生活的一位指路人。每当,我在生活上感到失意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孔子在失意的时候,仍然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最后在不起眼的事情上成功,像我这样的泛泛之辈更应当把精力投入的自己的目标上去。

在我的心目中,孔圣人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对自己的弟子时那么的有礼,而他的弟子又那么的尊敬他。另外,孔老圣人甘愿屈身向路边的孩童请教问题,丝毫没有失去学者的风度,他俨然把自己看作了一位过路的老人。

孔子,不只是指的是孔圣人,也暗含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两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现在还影响着我所在的时代的人。没有他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没有礼道,我也会变得不那么精彩。

我心目中的孔子,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又是一位人哲圣人。孔老圣人,是我从小认识的老师,也是我的亲密的儒者。他的思想,已经扎根于我们以及身边人的心目中,让我们更有选择的去继承他的儒家的文化。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2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在孔子心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以好学著称,对各种知识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我却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谁他那里有不明白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所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到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我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面,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他让我们懂得他"安贫乐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道而行"的精神品质。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体现了孔子德治主张的政治思想。

经过以上的资料,我对孔子的精神品质和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孔子的弟子遍天下,也把仁,义,礼,智,信,传遍了天下,是我心中的伟人。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3

从古至今,东西方都有层出不穷的思想家,教育家。但在许多教育家中,令我心生敬佩的是东方圣人——孔子。

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有三千多弟子,72人成才。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看一看我心中的孔夫子。

我觉得孔子是一位富有智慧的人,面对他高深的学问,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试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学问能让这位孔子最欣赏,最器重的学生发出如此深刻的感叹。当然,孔子作为一位老师,他的智慧也体现他的教育中,"信相近,习相远"原来2500年前的孔子早已提出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纵然孔子是是诲人不倦的,但这一份"不倦"却是建立在一个学生对学问痴心向往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诚然,细想一下,如果一个学生他自身就不想学,那么硬逼着他又能有什么大的效果呢?都说言教重于身教,孔子用它自身良好的品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在观看《孔子》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们都能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孔子面见君上,他都要在殿外行一个大礼,这时一旁的太监就会告诉他那是周礼,现在不需要了,但孔子照做不误……就是这样一位极力推行周礼的"固执"的老师教育出了一批批懂礼知礼守礼的学生。

这位慈祥的老人,不仅告诉他的学生以及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学习知识的目的,同时也交给了世人学习的方法。大的方面能够治国经世,小的方面可以净口修身,他教化世人用"义"和"礼"来阐述"仁"的思想,用"智"和"信"来传播"仁"的观念。学习方法上要"温故知新",要"举一反三",在细微处体现出伟人不朽的智慧光辉!

不朽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孔子,这位为教育的实施,为正气的传播,为治国方略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先哲,他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被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子。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4

鲁襄公在位时期,一个“平凡”人悄无声息诞生于鲁国。没有惊人的天象,没有所谓的神迹。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整整一个时代,一个新的时代。

——题记

我曾接触过一些东周的典籍,曾见识过东周的群雄。忘不掉齐桓公征战四方,攘夷天下;忘不掉越王勾践的“三千越甲可吞吴”;更忘不掉秦政一人一骑,统一六国。所有都记得,却独独忘掉一个人,他用双脚踏遍了列国;他用思想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用笔墨凝结了无数的经典;他,就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孔子认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一人以一己之力创立了私学,将学术下移,让更多的人接受到了教育。这一举动为之后传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孔子创立了孺家思想,影响我国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它的精髓是仁义道德、以礼服人、安邦治国、达到礼义为先。

在当时经商之人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然而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却不乏有经商之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七十二真传弟子中“十哲”之一的子贡了。“好肆不守折而长者不为市窃”在史书中曾记载孔子十分厌恶经商之人将“市”与“窃”相提并论;但子贡是经商之人却在孔子门下有如高的地位,可见在孔子心里固然是商人但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子贡被孔子比喻为“瑚琏”,对于孔子的这一比喻,很少有人懂,有的人认为是精石确凿的美丽玉器,还有人认为是巧夺天工的坚硬木器,有的人认为是美观坚固的实用瓦器,众说纷纭,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绝对是一种非常贵重的东西,古代人认为瑚琏是祭奠神圣的贵重之器。也表明对于孔子来说子贡也是十分重要的。

他知道人不能永存于世,所以让儒学来流芳;他知道封建君贵而民轻,所以让“仁德”来传世,这便是我心目中的孔子。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5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 人》一书中把孔子排在了第5位,名列入选的炎黄子孙第一位。

而他对孔子的评语是:"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根据以这种哲学来保持国内和平繁荣所发挥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被治理的最佳的地区。"

小时候就知道孔子,所有见过我的长辈,他们都一味地赞美着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也只有他的贤明,他的博大,他的多学。听得多了,我在想,难道一个人的名声永远会流播吗?难道真的有名垂青史的痕迹吗?今日的我们对他的景仰难道会亘古不变吗?

世界在我看来是不屑置辩的。过去的"孔圣人"是谁?是谁在置他人于空中?那是过分的推崇,没有人可扭转,历史才可说明它的存在与永恒。不单单是孔圣人,所有的墨徒都有后人的评说,都有他自身的价值。

儒学是可敬的,它是厚厚的被子,让我们的5000年都在承袭着。还有那"天朝物产丰盈,无须与外国互通有无"。儒学的"仁慈",相对于当今以及封建的"",不敢想象,如果我们不推崇儒道,会成什么模样。时今,不是有许多国家,也在用孔圣人之思想培植厚土吗?

那儒学,是孔子。

心中的孔子,是位平和的老人,与世无争的贤人,到世间普渡众生。"仁"无可厚非,儒学也有其欠缺,但它不是孔子之过,而是封建意识的缺憾。武器没有缺陷,然而武士有失误。

武器匠真是值得同情,比武器匠更可怜的,那时天下民生。

孔子在我们心中难道不是这般吗?亘古至今,他永恒在学校教育中,成为一份精神的寄托。为什么有如此繁富的精装《论语》专本呢?难道它是和《汉谟拉比法典》一般,只是一份怀旧的情思?

我是从心中极度喜欢他的,从他的文雅名字和温顺的学说。那些对他不满之人,归于"人言可畏"啊!

孔子,不仅在过去,抑或在未来,还是永恒的。

他以他自己独立着,发展着,沿承着。

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人生,都是我们的借鉴。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6

早晨,推开窗,一缕阳光射了进来,我不禁想起"朝闻道,夕可死矣"这句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据说弟子有三千多人,著名的有七十二人,故称"七十二贤人"。他主张仁义,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残暴统治,武力征伐,同情人民疾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就出于他之口,他把"仁"和"礼"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对中国的思想有巨大影响,被尊为"圣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两千多年前,孔子便提出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看法,这在当时是多么具有进步性啊!当时战火连绵,百姓疾苦,受教育就是空谈,有权有势之人才可以上学,但孔子主张教学没有等级、类别,他在全国各地收徒,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并且不主张死板的教学,而应"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育弟子们要活学活用,学与思并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人人皆知的名言,就是孔子所说。他提出温习的重要性,教育人们要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应该是我们对待学习的一种态度。

"君子"一直是孔子的最高追求,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平凡的人。为此,他提出了君子的言行和道德修养要求:其一,君子不器;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其五,君子群而不党。

孔子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经受了多次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始终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把黎民百姓看作天,不忘自己的道德标准。伟大的光辉在他身上处处闪映。他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这正反应了孔子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

或许,孔子的字典里永远没有退缩一词吧!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7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在孔子心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以好学著称,对各种知识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谁他那里有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到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面,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他让我们懂得他"安贫乐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道而行"的精神品质。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体现了孔子德治主张的政治思想。

通过以上的资料,我对孔子的精神品质和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孔子的弟子遍天下,也把仁,义,礼,智,信,传遍了天下,是我心中的伟人。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8

两千多年前,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末期,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精魂,其弟子三千,成才的七十有余,可以说,他的思想至今还主导着现代文化的发展。这无非是个智者,封建的年代里,被称为圣人、贤哲的他提出了改变历史的论断,"仁""礼""知""学""思""政""义""修身""为君子",这就是孔子,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也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孔子的政治主张,理论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这部书在四书中成为重要一部,可见孔子所带给我们的巨大收获,他的言行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瑰宝。

学习与思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充分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于我们的心灵是一次净化,让我们无私。真诚的对待别人。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

"仁者爱人",不管怎样,孔夫子的人格魅力是不容忽视和贬低的,这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仁政"支柱,亘古不变。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9

孔子,名丘,字仲尼,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里记录的孔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经典语录,相信大家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他的教育方式是每个人支持和一直在学习的。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注重请教"的教育和学习方法,至今适合所用人去使用。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礼"和"仁"。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也是现在人们所崇尚的。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

正因为有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才有了现在中国人的高素质,让我们知道了学习应该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绝不能不懂装懂,还应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们还要适当的去温习旧的知识,所谓"温故而知新",知道了"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这只是论语中的一部分,却让我们懂得了如此之多,可见孔子对我们的思想和教育的影响力之大。

孔子的每一个言行举止都值得我们去探究琢磨和学习,他的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由此可见,中国五千年古老文化博大精深。

孔夫子,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带给我们每个的深刻道理就以足以证明他的影响力。我们对孔夫子最好的回报就是深刻学习他的教育方式和思想,并把他的教育和思想传承给后代。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10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的印象中,孔夫子就是这样一位实事求是的人。

在初一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活动,有幸去到了南京的`夫子庙,夜游夫子庙果真是一次极大的享受。夫子庙位于秦淮河畔,始建于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中国四大文庙之一。每走一步,心中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更重一分。孔子出身鲁国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为社会的混乱情形而忧心重重,希望以他超时代的思想和智慧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我心目中的他不是神,也不是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或膜拜的木牌,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聆听人的内心的默默观察世界的老人。说他是老人,是因为,两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哪方面,他都足以教我们去领悟这个民族的根。

他创造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却要应对尔虞我诈的世事,年少时的贫困并没有抹灭他远大的志向,中年时的挫折也未曾动摇他坚定的心,晚年的离丧没能阻断他思想的升华!

孔子作为一名老师,他的智慧也体现在他的教育之中,"性相近,习相远。"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就已经指出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孔子是诲人不倦的,但是"不倦"却是建立在学生痴于学习却百思不得其解的基础上的。细想一下,如果一个学生他自身就不想学,那么硬逼着他又能有什么大的效果呢?都说言教重于身教,孔子用它自身良好的品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

处于那样的乱世,孔夫子以笑面对,乐观地在思考中漂泊。因此不会在铜镜前流连,不会看到头上的银丝,不会在意何时离去,智慧的光辉洗去了一切,生活因知识而富足。并非什么也没有,而是什么都知足。看开人生,绝非悲观。他知道历史的滚滚洪流留下的永远不是那些凶残的统治者,不是那些只知道冲锋陷阵的武夫,而是那些智者,那些真正的胸怀天下,那些关怀黎民苍生的先哲。他做到了,虽然他没有看到。但是历史铭记了他。一个坚定的儒学圣人,一个关怀天下的人!他记挂着人们,世代的人们也纪念着他。

这,就是我心中的孔夫子!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11

先贤孔子,早在春秋的礼乐声与战火中逝去,但人们对他的追思,却是不可断绝的。

街头、巷尾、文庙、学校,孔子像无处不在。我们看到的孔子,身姿高大,气派威严,有圣人的气质;但孔子也会笑容可掬,他有仁人的胸怀;他有仙风道骨,那是智者的风范;他有刚毅的眼神,那是勇者的精神。

这是孔子像,是我们塑造的孔子,是公认的孔子。他是仁人、智者、勇者、圣人。然而,我们觉得这样的孔子离我们太远,我们与孔子的距离不仅存在于时空上。而且,在精神领域中,孔子达到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而我们所做的,仅是仰视。

这是真孔子吗?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

孔子认为如己者只有颜回。但颜回的早逝,仅能带给孔子寂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论语》之中,子曰之后讲的多是仁义理智信,却少有对友谊的论述。我们看到《论语》中频频出现的是孔子的弟子而不是孔子的朋友。我们看到孔子周游列国时,带的是弟子而非朋友。为什么?因为孔子是寂寞的,孔子少有朋友。

少有朋友的孔子行走在春秋大道上,他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认同他。他决定当个官,让世人明白他的学术。

孔子51岁当官,52岁辞官,55岁周游列国,14年后无功而返,晚年修书讲学,73岁病卒于家,落魄一生。孔子想当官的理想终究没有实现。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孔子没有朋友,世人也并不认同孔子。孔子终其一生弘扬自己的思想,但在他的时代,却少有人理解他。

孔子渴望他人的理解。

孔子希望后世多出仁义之儒,后世却多穷酸之儒;孔子希望人们理解他的思想,人们却仰望他的塑像;孔子希望人们做到,人们却不停说到。

这个世界,与孔子心中的理想世界相去甚远。孔子只有寂寞、落魄的份了。孔子走在大街上,不希望人们俯首以拜,他希望人们眼神中多一丝理解。

理解孔子,孔子才不会寂寞,才不会落魄。

那么,塑造一个又一个不真实的孔子像,算是尊重孔子吗?

孔子会有八米的身高吗?孔子会穿上如此华丽的衣服吗?孔子会让人们不停地抱着脚脖子、亲吻脚趾吗?

请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孔子,请理解孔子。

理解孔子,孔子才会快乐吧。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12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样,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我国,不同的人的心中便有不同的孔子。与许多人不同,我心中的孔子并非圣人。

孔子非圣,他与普通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对于子路的轻率勇莾,他哂之;对于宰予的违礼贪睡,他呵斥“朽木不可雕也”;对于颜回的箪食瓢饮,他也会由衷感叹“贤哉回也”;他有时也会小小地偏心,将点视为知己……然而,无论他斥责也好,嘲笑也好,师生间的关系总是如此和谐。孔子诲人不倦,学生们也毕恭毕敬。“万古师表”,这是今人们对孔子的评价。在师道尊严日渐淡化的今天,孔子师生间的和谐关系值得我们提倡。

孔子非圣,他是一位失败的理论推销员。孔子周游列国,出发前可谓信心满满,又怎料回来时两手空空。不管孔子将他的大同世界描绘得多么美好,不管仁、义、礼、智、信听起来大义凛然,不管君子与小人的对比是多么鲜明,这一切,仍抵不过尖兵利刃,峻法严刑。孔子失望了,对这礼乐崩坏的春秋失望了。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位失败的理论推销员终究没有“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气概,也庆幸没有,否则这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道不行,也不能放弃。将它传递吧,历史会挑选出真正的道。

孔子非圣,他被旧的事物紧紧地缚住了。春秋时间,诸候纷争,周王朝的繁文缛节已无法适应于时代。而孔子,却死死地抱住这礼乐制度,将这即将朽烂的船当作救世的诺亚方舟,试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维护摇摇欲坠的礼乐制度。但这也不能全怪孔子的固执,要知道,是阶级的局限造成了孔了对周礼的推崇。孔子的礼,这一通向仁的途径,是无法被诸候们接受的,这便注定了孔子学说在当时的失败。然而,他在杏坛播下的种子历经千年的沧桑,已成为参天大树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孔子的思想显得越来越重要。

孔子非圣。我无法想像被供在庙堂之上的孔子。也许我们纷纷称孔子为“至圣”的时候,孔老夫子仍在“三省吾身”吧?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13

我心中的孔子,不是神也不是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或者膜拜的木牌,反而是一个静静聆听人的内心与漠漠观察世界的智慧老人。说是老人,那是从我这个两千年后的人类眼里追溯回去的结果,不管从哪方面,他都足以教我、育我去领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与根。

说到孔子的智慧,我想首先是他学识上的渊博,面对他高深的学问,颜渊曾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试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学问能让这位孔子最欣赏,最器重的学生发出如此深刻的感叹。当然,孔子作为一位老师,他的智慧也体现在他的教育之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原来2500年前的孔子早已指出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纵然孔子是诲人不倦的,但这一份"不倦"却是建立在一个学生对学问痴心向往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诚然,细想一下,如果一个学生他自身就不想学,那么硬逼着他又能有什么大的效果呢?都说言教重于身教,孔子用它自身良好的品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处于那样的乱世,孔夫子以笑面对,乐观地在思考中漂泊。因此不会在铜镜前流连,不会看到头上的银丝,不会在意何时离去,智慧的光辉洗去了一切,生活因知识而富足。并非什么也没有,而是什么都知足。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一个人要达到完美的人格修养,智、仁、勇,缺一不可。人无完人,只能说夫子在某一个角度,是一个完人。辉煌的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教育后人,这个过程是艰辛而具有意义的,它的价值体现在:就像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知识每个人的见解都不尽相同,却无一是不受益的。夫子的智慧不仅绚烂,并且源远流长。

孔子,这位为教育的实施,为正气的传播,为治国方略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先哲,他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被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子。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14

既然提到了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就不得不说说两家学派的异同。

书中也说: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但事实上两人的思想真的没有相互不同之处吗?墨子说:兼相爱交相利。他所重视的是“兼”与“别”的区别。如果世人都能做到兼相爱,那么,社会就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和自己给予的是恒定不变的。然而孔子却将仁爱分了等级,从父母子女,再到兄弟姐妹,最后到国人、远人,所有人都不能像爱父母那样去爱远人,这从根本上与墨子的观点不甚相同。再说交相利,在墨子看来,如果兼相爱能实现,那么交相利是必然实现的,爱与利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爱与利是不分亲疏、贵贱的。在孔子的思想中,一切都要遵循礼法,只要遵从了礼,就是正确的。所以综上,墨子注重是与否,而孔子注重多与少。但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二者都是柔性的理念,不是通过苛求来实现的,而是逐步的改善。

一谈鬼神,一不谈鬼神,这似乎又是明显的异同,但是在这样的大观点之下,又有分歧,“子不语怪力乱神”,看似是不信鬼神,然而孔子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这二者是否矛盾呢?我认为不然。从当时时代的角度说,孔子的目标是恢复周礼,祭祀这样的活动就属于礼的范畴,而并不在于祭祀的对象,只要尊重祭祀的对象,那么目的就达到了。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既不崇拜,也不反对,而是出于一种居中的态度。墨子信鬼神,却又不谈祭祀,这也是不矛盾的。书中说,这是为了让人做到兼爱。孔子又何尝不是呢?““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这不就是为了教人向善吗?带着对鬼神的敬畏,祭祀也好,不祭祀也好,才能让世人做到爱人。

如此看来,二者从根本上,并不是完全不同,但就从反对纷繁复杂的礼乐的角度来看,如果把墨子放到现在,可能会成为极简主义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吧。

我心中的孔子作文15

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名丘,字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号称弟子三千,关于他的故事可太多太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我心中的孔子!

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耻下问、终身求索的人。我们知道孔子有很多的导师,大到道家创始人。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十五岁到七十岁,孔子一共活了七十三岁,孔子一生中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第二,我认为孔子是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孔子从四十多岁开始讲学,一生弘扬仁、义、礼、智、信。孔子的一生无疑是一次人世间的苦行。他出身于曾经的贵族,却必须面对家族没落的现实,他创造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却要应对尔虞我诈的世事,年少的困难并未泯灭他远大的志向。中年的挫折未曾动摇过他那坚持下去的斗志。晚年的离丧也没能阻挡住他思想的升华!是他让中华民族成为了"全民有知"的民族,为中华若干年后各个盛世的腾飞积蓄了雄厚的知识力量。

孔子是每个人都了解的,我们学过他的名言警句也不少,但是真正能够知其意的缺很少很少,包括我自己,我目前也只能懂得他的几句而已。

如今想想,孔子被称为圣人可一点都没有错,他的每句话都含有巨大的哲理,每当我理解了其中的一句时,我只会认为我自己要学的知识还多着呢!

这就是我心中的孔子,这也就是孔子爱人、爱己,正像他的先师子产大夫说的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不愧为真君子!他的弟子遍天下,也把仁、义、礼、智、信,传遍了天下!

我心中的孔子:东方圣贤!

在人生的长河中,要学会适时的将心思“归零”。如同将无边无际的成熟高粱统统砍掉,就会使视野豁然开朗,使心胸蓦然开阔。

清明节回老家祭祖,顺便看望一位中学时期的老师。阔别几十年,重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别后世风、人情变故及健身养生等话题。临别时,老师建议我多看看儒家阳明“心学”、佛教的《心经》和道教的《清静经》。

回京后我真的潜下心,像过去做学生完成作业一样,用几个月的时间,结合世风、人情和养生等,认真地进行了研读。《心经》虽260来字,却被佛教尊为“天上天下第一经,古今中外第一文。大智大慧源于此,堪破本性便是真。”达摩祖师认为:“《心经》通,一切经通;《心经》不通,一切难通。”《清静经》更被道教视为最重要的道士日常诵习的上乘经典。当我们每每读到“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遣其欲而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心似乎自然就能清净下来。尤其是王守仁“心学”,集儒、释、道各家之大成,参透世事人心,成为500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神奇智慧。也使王守仁成为中国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世界一代圣哲,并成为曾国藩、梁启超、稻盛和夫、蒋中正、毛泽东等众多伟人共同的心灵导师。他在《传习录》中讲:“我今说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要将不善之念克倒,须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立言总旨”。阳明“心学”将“主静止欲”讲得很透。

因为“心学”、《心经》和《清静经》都是修身、正心、也谓“格心”的。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解释说:“格者,正者,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正心”是儒家“三纲八目”之核心。纵览四书五经,不难发现,儒家的全部学说实际上都是循着三纲八目而展开的。所以,抓住三纲八目(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等于抓住了打开儒学大门的一把钥匙;抓住“正心”也就等于抓住了打开三纲八目的金钥匙。因为循着这一进修阶梯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就会登堂入室,领略儒学经典的奥义,把握三纲八目的要义。就八目这一阶梯本身而言,前三级“格物、致知、诚意”是“内修”;后三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而中间的“正心、修身”则是链接“内修”与“外治”的枢纽。“正心”与前面的“内修”项目连在一起则是“独善其身”;“修身”与后面“外治”连在一起则是“兼善天下”。数千年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将生命历程铺设在这一“正心”的阶梯上,铸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格心,为什么要格心,又如何格心呢?格心要达到何种境界与目的呢?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陌生的话题。我只能试着谈点自已研读“心学”、《心经》和《清静经》的浅簿心得体会。

首先说说什么是格心和为什么要格心

格心实际上就是正心。“心者身之主”。“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知所先后,则近于道矣。”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键在于正心。“心正也者,万流之源而成事之本也。”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集团的成败,关键看人心向背;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身体健康与否,关键也看其心态如何。

在这篇文章里,为什么只想重点谈谈格心而不是格物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格心与格物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说格心必然说到格物;二是当前的社会现实尤其需要重点强调一下人心问题。意在通过对“心学”、《心经》、《清静经》及中西哲学等多维度的试释,让读者认知正心的重要,并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践、修炼、培育足够强大的内心,开发心性本具有的一切潜能,实现一个和美的社会环境和一个健康、智慧、快乐、美好的人生。

要格心,必须首先了解格心与格物的关系。

心与物,格心与格物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心经》中观音菩萨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此看来色和空显然是没有区别,但又是对立统一的。这里所说的色与空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现代讲色一般是指物体的颜色,如物体的红黄蓝白黑之色,后来引申为女色,喜欢女人为好色。而佛教中的色不全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物质存在的总和,眼睛能够看到的一切物质都叫色。佛教认为人心(即思想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化着,包括人的肉体和自然界的一切,而且这些变化了的物质也称作空。这和易经里说的生生不息谓之易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有形的,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的,这就被称之为“色”。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释迦牟尼佛回答说是由“地、水、火、风”等因素因缘和合构成的,又因为因缘复归和还原。这种还原和复归就是空与色演化过程。空并不是完全的空无,运动变化着的物质有时也叫空。比如水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就是色;但是水能够蒸发变成肉眼看不见的空气,也就成了空;其实又没有真正的空,冷热空气对流,从天上落下来的雨又变成了水,又成了色。用这样的概念去理解佛教的色空观念,应该是科学的。几千年以前,释迦牟尼已经用佛教的思想解释了宇宙的运动规律。世界上一起物质都是有化学元素组合而成,叫化学不灭定律。佛教讲万物都是暂时的因缘和合,没有不变的道理,包括我们人生、老、病、死的过程也是暂时的因缘和合。只是我们人有主观意识,有个“我”存在,才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不善的动机,或者种种冲动。佛教的色空观就是叫人不要有执着心,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这就是在有色世界里确立“看空不空”的思想。就像我们看一幢房子,房子是有砖、瓦、木、石、水泥、石灰等材料组合起来才叫房子,离开这些组合材料就不成其为房子。房子这一名称也只不过是我们主观思想的产物,暂时的因缘和合。如明白万物都是暂时的因缘和合,不去执着它,更重要的是不去执着自我,这就是缘起性空。所以佛教讲五蕴,即色、受、想、行、识皆空。这里的色是指有形物质,受、想、行、识指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要破除我执,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得看空。比如佛教讲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不染,这些都人和万物一样,都是暂时因缘和合,都是空。

后来龙树(即龙树菩萨,他是古代印度佛教哲学家、逻辑学家,印度大乘教中观派的奠基人)等提出了中观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真实相是空,亦是中道。所谓中道就是不能用言语分别,不能用概念亲证的一种最高存在。龙树认为空的更准确解释应该是事物的相对性,是缘起共生的,在他看来,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那么最后,一定有一样东西与这种相对性本身相对,那就是绝对。这种绝对不能通过理性来描述,而只有通过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它就是不可说、不可分、不可思议的宇宙整体。即所谓空不是空无和零,而是指不可描述、难以把握的实在变化体。

最能诠释色空关系的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开篇写了姑苏乡宦望族甄士隐,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三岁的娇女,却不幸在元宵节丢失,之后又遭遇大火将家烧毁,无奈只好暂且移居岳父家,常遭白眼。在甄士隐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时,一个跛足道人给他唱诵了《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好了歌》就是要说明“好”(色)是靠不住的,终将会“了”(空)。甄士隐听了《好了歌》后,马上心领神会,并做了更具体、更形象的注释:富贵的突然贫贱了,贫贱的又突然富贵了;年轻的突然衰老了,活着的又突然死掉了——人世无常,一切都是虚幻。想教训儿子光宗耀祖,可他偏偏去当强盗;想使女儿当个贵妇,可她偏偏沦为娼妓;想在官阶上越爬越高,可是偏偏成了囚徒——命运难以捉摸,谁也逃不脱好终将了规律的摆布与掌控。可是世人仍不醒悟,还在你争我夺,像个乱哄哄的戏台,闹个没完没了。从佛教和道教的观点看,人们活在世上去努力地建功立业、发财致富,或贪恋妻妾,顾念儿孙,皆因被情欲所驱使而不“觉悟”的缘故。由此“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四句话和由“空”、“色”、“情”三个境界组成的红楼世界,浓缩了曹雪芹在历经家庭由盛而衰“大彻大悟”后对人生历程的哲理思辨,奠定了小说的全部人物、事件和情节皆以“色”为基础,以“情”为中心,以“空”为起始和归宿的思想脉络和框架结构。

马克思说:“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程度。”恩格斯说:“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和“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条基本规律,都与佛教色与空的辩证很相似。唯物辩证法也强调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因为在认识世界时,由于客观规律隐藏在事物内部,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规律;另外在改造世界时,也要依靠主观能动性,根据实践的目的,因势利导地改变规律赖以起作用的条件。

这种难以把握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规律,犹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及《周易》里的“驳极必复”、“否极泰来”等,都说明了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所以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又如“祸与福同门,利与害同城。”“成名每在穷苦日,败事多因得意时。” 这又说明上帝是公平的,他为某人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必然为其开启一扇窗户。试看人生经历,也总如此,总有一些磕磕绊绊,起起落落,如意与失落交错的现象,如天之阴晴,月之圆缺,人之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一样。这种现象已被历史万事万物所证实并将继续演绎着。

色与空的辩证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很相似。《中庸》首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心里有喜怒哀乐却不表现出来,被称作中;表现出来却能够有所节制,被称作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这句话体现的是中庸和适中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在对立双方,不能走极端,而要找到中庸之道,找到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寓于矛盾的同一性之中”;也即“天人合一”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中庸讲的是人善恶本性的临界点,向上就是道,向下就是非道;向上是善,向下就是恶。中庸的“中和”思想和王守仁的“四句教”很相似:“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里说人之本心本无善恶,做出善恶之事不过是意念之动。基于此,王守仁提出著名的“知行合一”的论断。正如王守仁所说“一念不善,便是恶行”。王守仁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化解了哲学史上有关人本性善性恶的争论。将人之“善行”同“性本善”、“恶行”同“性本恶”区分开。人行为之善恶完全取决于这个人在当时情境下的“一念”之间,而不能由此推断这个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对于人的本性而言,无善也无恶,无所谓善恶。一个好人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可能会因一念之差做出恶事,也许一个坏人在某种情形下做出好事。更多的时候是一念之差,怎能通过一个行为或一件事就盖棺而论呢?正如金庸在武侠小说中所告诉我们的:正邪、善恶就在一念之间,名门正派作恶事也是邪教;邪教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也是正派。最近抗战电视剧中土匪恶霸打日本鬼子就是证明。

佛教认为心和物二者是构成一个世界的重要因素,并称为五蕴世界。五蕴中色蕴即物质,其余四蕴(受、想、行、识)为精神(心)。心和物即色与空,是对立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称作双融不二,即心物二者合一。“心物合一”的理由是自然且浅显易懂的,根本不必用太多理论就可以理解的,只要稍微有些近代物理常识,即可了然于胸,洞烛无余。心物合一论与佛经经典也不相违。如《心经》中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其中“受想行识”属心法,心法与色法都与空不异。那么从空的角度说,心与物就是相互不异,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心物合一论是符合佛教思想的,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佛经论典的支持,是佛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理念。而且,心物合一是可以通过实践实证的。例如当今流行的行为金融学认为: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情绪投资者!任何事物只要嵌入人(心)的因素,其结果才绝对不会像1+1=2那么肯定。

要理解心与物的关系,必须注重理解致良知。

阳明心学的本质是致良知;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主旨。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良知前面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和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知识只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知识是对整个宇宙所有事实的认知。因为宇宙是无限的,所以知识也是无限的,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对于无限的宇宙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一个人在知识的海洋里可以犯错误,甚至不止一次的犯错误。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不能犯错误,可能犯一次错误,就会让人万劫不复。

如果将人一生一分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把“聪明”转化为“良知”、“智慧”有句老话叫“知易行难”,即懂得道理很容易,付诸行动却很难。聪明人喜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潇洒,但是,人们往往只限于“头脑风暴”,而不善于实践,刚愎自用,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对聪明的狐狸为什么常常没有好下场最好的诠释。聪明人最容易自负、浮躁、急于求成,定力不够,最后往往一个个栽倒在某个美丽的陷阱里。所以,聪明本身不是坏东西,但它可能会坏事,因为聪明只是初级的,必须通过实践把聪明转变成智慧,致良知,以良知引领、促进实践,身体力行,才能够事半功倍,成就大业。

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随之暴露出来。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势必导致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不顾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意识,致使社会道德失范、良知泯灭。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 ,生态危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识到 ,这些问题已不是一个知识、技术、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问题,是做人的良心良知以及以良心良知自律和律人方面出了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弘扬或重塑良知和良心尤为重要。良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人生先天的善端;从基本的道德感的角度来看,良知包含道德的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它支配着人们的道德选择,能造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健全人格。良知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里,也许某个时候,权威不复存在 ,法律也会废弛,此时,就需要良知来拯救社会、拯救世人。法律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但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能或不宜调整的社会领域,良知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例如五十年代初期,邻不相欺、夜不闭户的安全感绝不是以法制维持的。从理论层面而言,良知对法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良知是法律的精神基点,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的内容体现良知精神;从实践层面而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以社会良知为基础,这就要求法律职业者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各环节,要实现良知与法律的有效融合。将良知引入立法环节,要求统治者依良知原则制定良法;将良知引入守法环节,要求社会公众自觉认同法律、树立对法律的尊崇与守护;将良知引入执法环节,意味着执法者应当秉承自己内心的良知来秉公执法;将良知引入司法环节,意味着司法者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不仅应忠守法律,还应结合自己的良知来公正处理案件,以避免社会公众对司法判决的合理怀疑。 只有全社会主体都能尽一己之本心良知,社会才能繁荣进步,人类社会才能永续发展。

“良知”是王守仁的生命智慧、精神家园, 是王守仁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他从传统文化和生死磨难中体悟出来的。他认为良知是天理,是明德,是是非之心,是道德修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当下社会的每个人,都很焦虑,没有的东西想得到,得到的又不满足,每个人都在各种层面上争斗、挣扎着,变得对生活烦躁、焦虑不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良知,良知控制不住情志也就很难控制住人生。经历过很多焦虑难耐的选择之后,会感到:所有的焦虑都是无用的,世上没有通过想象和推测就可以判定未来的事情;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绝不是参照别人的样子推断出来的,别人在某件事情上做得再好,用的方法再妙,换成另一个人,又都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等同于又是一条新路。世上不存在最好的那条路,但存在更好一点的路——那就是用自己良知选择的并能坚定地走下去的那条路。人生只有一次,成长和生活之路也只有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需要有取舍的。也基于这个原因,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偶然的,是由一个个用良知选择决定的。人多是看不透才会焦虑与烦恼,放不下才有计较与争斗的。不要指望他人,不要讨好别人,只要自己有良知和能知行合一,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强者,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诚如世上没有不弯的道路,人间没有不谢的鲜花。人生如四季轮回,既然有春天花开,也就有秋天结果;既然有夏天骄阳,也就有冬天风雪。也说明一个人只有经过困境的砥砺,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苦难是竖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的一扇门,只有拿到打开它的钥匙,登堂入室才有可能。关键是事先要学会让自己安静下来,把思维沉浸下来。人生又像是跑马拉松,跑得太快,可能会后劲不足;跑得太慢,可能会落伍;中途退出,可能会将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坚持不懈,才有可能赢出。一切多是因缘和合,人生也有悲剧与机遇。如“非典”中人人自危,地震中人弱如蝼蚁;东方之星中的人为游乐而沉没,天津爆炸里的人在震颤中更是惨惨戚戚。人,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活法或死法,各有各的理念和人生价值。但是,只要自己不失时机地将该做的事做好,将该走的路走好。始终保持善良与良知,做到真诚与宽容,严以律己,其他一切随缘随意,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心物合一、知行合一,是为参悟大道。

老子说“高天与厚地之所以能够永恒长久,因为它们的一切运行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无私忘我吗?所以忘我反能成就自我。”老子又说:“‘道’所以受尊崇,‘德’所以受重视,就在于它们对万物不加干涉,从来都让万物顺其自然。”正因为大道和大德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才胜过有弊而无益的那些刻意的关爱。在道家、佛家和儒家看来,道不在心外而就在心内。我们的妄心,分别心和浮躁心一旦变成清净心、平常心和智慧心,道就能复归于光明的本性。

所谓大智慧,主要以格心来修正自己、提高自己。提高到优于别人,还不算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通过修养而优于过去的自己。在人生或者工作、生活中,智力不如性格的作用,头脑不如心情的作用,天资聪慧不如由良知判断力所掌控的自知之明和自制力。《庄子·徐无鬼》记载一只灵巧猴子的故事:吴王一行人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来人,都惊慌地跑开,逃到丛林中。但有一只猴子,从容地在树枝上攀登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射来的.箭。吴王命令左右军士一起迅速连发暴雨般的箭,它就中箭摔下树来而死。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手敏捷来傲视我,才会落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啊!不要以骄傲的态度对待人!”颜不疑顿悟,去除骄傲,摒弃享乐,谢绝荣华,拜董梧为师。后被国人称之为大智慧。

故事中的猴子,确实有本领,但躲不过万箭齐发,以致死于非命。猴子只有小技巧而没有大智慧。那么人也如此:吴王对颜不疑的警示,使颜不疑立即放弃小智慧,改变自己由此而生的骄傲心态,拜师修炼去了。在《易经》中有“止谤莫如自修”。修养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可以逢凶化吉。正如“谦”卦代表谦虚,其六爻“非吉则利”。反之,若无任何修养,就难免招来别人的敌视与图谋,此时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即有欲望就会有得失,有得失就会有吉凶。如果降低欲望,就可以消解得失之心,然后也就不会受制于吉凶了。这也如养生的人,要想康乐长寿,首先除去名利、声色、财货、厚味、虚妄、妒忌等六害。六害不除,养生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正因为色是运动变化的物质,空是物质的运动变化,而且这些物质的变化和变化着的物质是永恒对立统一的、普遍联系而又互相转化的,所以,人作为变化着的物质参悟这种物质命运变化、运转的规律,即人生之大道。

心物合一、知行合一,能改变命运、成就人生。

古文《了凡四训》中,了凡讲了他的经验与教训。了凡说:青少年时,曾请孔先生给我推算。先生说我县考童生第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等到后来去考试,三处的名次完全相符。孔先生再给我卜终身吉凶,说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四川的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可惜没有儿子。我把他的话,详细地记录下来。从此以后,凡遇着考试,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所算定的。最奇怪的是算出我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我因此更加相信人生的一切遭遇,都是由命中注定的。

当我去访问栖霞山云谷弹师时,和他对坐三昼夜。禅师问我:“凡夫所以不得成为圣人,只因为妄想缠绕,你坐了三天,不见你起一个妄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答道:“我被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都有定数,即使有妄想,也是没有用处的。”禅师笑着说:“我以为你是豪杰,原来也是个凡夫啊!”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普通平凡的人是有数的。大善的人,数就拘不了他;大恶的人,数也是拘他不定的。你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不是凡夫吗?”我就问他:“那么,这个数能逃得了吗?”他说:“正如诗书里所说的,这命是我们自己所造作的,福报也是我们自己求取得来的,确是很好的教训。”禅师又说:“六祖说过:‘一切的福田离不开自己的心,能从自己的心田里去找,是没有得不到的。’要知道,求不求在于自己,如果专诚去求,不但能得到道德和仁义,还可以得到功名和富贵。内外双得,那才算是有益的求;倘使不认真地遵循正道去求,也就是说,不从心地上去求,不从积善去恶上去求,而徒然费尽精力向外追逐名利,那虽求之有道,不违犯法律道德,但所得的还是你业命中本来有的;若是不顾一切,过分贪求,不合道理的事也去做,那就把心里本有的德性也失掉了,岂不是内外双失吗?所以是徒劳无益的。”

听了云谷弹师的一番议论,我拜谢他,接受了他的教诲。也将我的原号“学海”改成了“了凡”,以“了”立命,不再落“凡”夫的窠臼。从此以后,一天到晚,心地都在约束着自己,做善事,改过失,一切心念行都和以前不同了。从前只是悠悠地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励的景象。虽在暗室无人处,也恐怕得罪天地神鬼。遇到别人憎恨我,或是毁谤我,也自能安然容受。并常检讨自身: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犹豫不决,或身勉强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能操持而醉后便放逸等等,都以过折功,日常决不虚度。所以辛巳岁生了儿子。丙戌年登第,授宝砥县长。孔公算我五十三岁要死,我虽不曾祈祷求寿,这一年居然无恙。今年我已六十九岁。因此,我相信“所有幸福都是自己可以求得的”这句话了。

了凡接着说:现在,我们想要得福而远祸,暂且不论行善,先须决心改过。改过第一要发羞耻心。应思从前的圣贤们,他们为什么百世可师,而我们为什么一身瓦裂?这是因为我们沾染着尘劳情欲,在私下做了坏事,还认为别人不知道,傲然没有一点惭愧之心。第二要发畏惧心。天地有灵,鬼神难欺。一经恶行被人看破,其人格真是不值一文了。发了一念善心,就能得到安详善终。一念猛厉,足以洗涤百年之恶。第三要发勇猛心。我们必须奋发振作,不用踌躇、企惑、不烦等等待心拖延。小的过失,要如芒刺在身,很快把它拔除;大的恶行,要像毒蛇咬住手指,急速把手指斩除,以免蛇毒入心。如能具备以上这三种心,那末,有过的就能立即改掉。犹如春天的冰遇到太阳,是没有不消溶的。善于改过的人,是在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先明白它的道理。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也没有怨恨别人的学问,凡是自己行不通的,都是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好,这是自己要加以反省的。若是闻谤而怒,虽竭尽巧思分辨,也如春蚕作茧,自取束缚,更增烦恼。其他种种过错,都应该依理分析。其他一切过恶都是愚蠢行径,自害的作法,道理明白了,自然就不会发生了。

什么叫做从心而改呢?一切的过失,都根源于心,唯心所造。我们的心不妄动,过失又从那里发生呢?从事修养的人,对于好色、好名、好利、好怒,这些过失,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专注起心动念处,使正念时时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这是精密纯一的真传。既然过由心造,还须从心上改,象斩毒树,必须断其根本,不必一条条地伐枝,一片片地摘叶。大抵最好的办法就是治心,不合理的念头,才一动起,立即发觉,一觉悟就立即予以消灭;倘使这样做不到,也要反复明理来消灭它;或许还是克制不了,那就要用悬崖勒马的工夫,临事强行克制,坚决地禁止不犯,克实而论,净心、明理、临事禁戒三功并施是改过的要诀。

了凡在这里说的也就是格心的方法与要诀。

心主神明,万事不离心。通观《西游记》,满目皆是“心”。光涉及到心的回目就有二十九个。如“心性修持大道生”、“浮屠山玄奘受心经”、“四圣试禅心”、“元神助本心”、“心正妖邪庭脊关”、“涤垢洗心惟扫塔”、“心神居舍愿归性”等,几乎涵盖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作者在文中,一再把悟空称作“心猿”、“心主”,说明他是把孙悟空作为人心的幻相来写的,而悟空修行得道之所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恰恰也是“心”之别称。可见,修行即是修心,与阳明心学之“心的文体甚大,若能尽我心更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不谋而合!因此,在《西游记》里,唐僧用来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也叫“定心真言”,作用是钳制心猿。为了说明取经之路就是修心之路。作者还常常借孙悟空之口宣扬“明心见性”的佛理。

第二,说说当今现实尤其需要强调一下人心问题

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竭力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为便捷、高效和舒适。作为享有人类物质文明的我们,对此当然高兴并乐享其成,因为没有谁希望自己生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再过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遗憾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并没有向人们配套提供人生的全部幸福,同时便捷、高效和舒适的生活也不等于幸福本身。这就是当下物质文明的“先天病症”。它导致的“临床表现”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追求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却日渐荒芜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以一种永不餍足的姿态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外物,却任由自己的内心陷入一场日益严重的饥馑。其结果,就是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基本无视国民的幸福指数;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物质财富,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迷惘和纠结,并且日甚一日地充满了挫折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

要治愈这种“文明病”,最好的疗救之道,就是把我们习惯向外追逐的眼睛转回来,开始关注被我们自己放逐已久的心灵。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即做人的学问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把习惯放纵的心收回来而已。而儒家王守仁的心学,佛教的《心经》和道教的《清静经》等,正是“求其放心”之学,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每个人所需要的。因为一个人活得成不成功,也许可以用财富的多寡和事业的大小来衡量,但是一个人活得幸福不幸福,却很难用外部指标去判定,只能由每个人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如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如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幸福不幸福,外人很难通过有无好房名车来判断,只有当事人自己的感觉才算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是健康的,那么不需要亿万家资和丰功伟业,只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那么即便让他成为世界首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也很难感到真正的幸福。

幸福,从来就没有准确和永恒的答案与标准。富有金盆银匙、锦衣美食的人,未见得幸福;穿粗衣布履、吃粗茶淡饭的人,未见得不幸福。幸福从来都与贫富或地位无关。人之幸福,全在于心,幸福就住在人心里。

俗话说:酒不护贤,色不护病,财不护亲,气不护命!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欲不可纵,纵欲成灾。许多的美丽本身就是陷阱,许多的享乐本身就是堕落。圣人与凡夫的区别就在于圣人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凡夫则是妄心难耐而为所欲为。老子说:“不展现可能引起贪欲的事物,百姓心理就不会惑乱。”当前的政策规定、舆论宣传等恰恰多是引起贪欲的声音和典型范例。孔子说:“吃粗粮,喝白开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佛家警示“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都透视出“君子安贫,达人知命”;“闹市挣钱,静处安身”之真谛。有生命就有正常的欲望,但人若超越限度的为欲望所迷,也就只能挣扎在其中了。所以,孔子的为人之道是:做人要善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做人要本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做人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也!老子的处事之道是: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谦让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宽容是处事第一法。庄子的养性之道是: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人生要有平和心、喜乐心、慈悲心等。这都透视出古之圣哲以养心为主的养生处世之大道。

第三,说说格心在于静养健康与快乐

格心在于修为健康快乐的心灵。什么样的心灵状态才算是健康而快乐的呢?要判断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否健康良好,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王守仁经常引用《中庸》里的一句话:“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富贵、贫穷、顺境、逆境等怎样的境遇之中,都能保持自在安详、自得其乐的心境。说白了,就是不管混得好坏,都始终保持内心强大。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亦即心灵健康。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就必须通过格心来实现。

格心主要是:存天理,去人欲,正不正之心以归于正。“天理”指宇宙法则,也即是指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人欲”指那些越出法律与道德边界的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阳明心学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正确解释是: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更多的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对内心保持更多的觉知觉照;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去除内心世界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

为什么要强调“去人欲”呢?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却含义深远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效用”可以理解为“所得”。在这个公式里,幸福与效用成正比,在欲望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所得越多,幸福感越强;同时,幸福与欲望却成反比,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感越强。从这个公式,我们不难推导出通往幸福的两条途径:一是让自己的欲望保持不变,不断增加所得;二是让自己的所得保持不变,不断减少欲望。很显然,不管你想通过哪个途径获得幸福,有一点是共通的——不能让欲望无节制、无止境地膨胀。因为一是获得是受客观限制的,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二是不论你的所得如何增加,只要你的欲望天马行空,一直在膨胀,你的幸福感就只会越来越小。反之,无论你的所得是否增加,只要你的欲望一直在减少,那么毫无疑问,你的幸福感只会与日俱增。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其实也是儒、释、道三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条“幸福学”原理。只可惜,今日国人常常把这样的原理视为老生常谈,或者斥之为迂腐,从而抛诸脑后。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我明明一直在打拼,收入也逐年递增,可是我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呢?答案很简单:即忽视了自己的心灵修养,从而丧失了对内心欲望的掌控。换言之,在当今贫富差距拉大、灰色收入人群逐日渐多的情况下,当你的欲望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你的收入增长的速度时,你就会与近在咫尺的幸福擦肩而过乃至背道而驰。阳明心学、《心经》和《清静经》教我们节制欲望,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只是告诉我们:要获得幸福,就应该尽可能的在“效用”(所得)上做加法的同时,必须在“欲望”上做减法。恰如《清静经》所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要想人生康乐必须先从心地上下手,以“清静”法门去澄心遣欲。“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心澄欲遣,才能使自己的幸福指数稳步提升。如此即便你的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只要你通过修正内心,把自己的不良欲望减少到最低,那么你的幸福感也会趋于无穷大。

老子曾说:“塞住贪婪窍门,关闭嗜欲之径,终其一身都不会苦辛。打开贪婪窍门,放纵身体嗜欲,终身不得救治。察见细小者眼明,坚守柔弱者刚强。用智慧之光,可复归内在之明,以免给自己留下灾殃,这就是颠扑不破的常道。”例如,传说有一位对生活绝望的少女打算以投湖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她来到西湖边,路过一位正在写生的画家身旁。画家主动热情地说:“姑娘,来看看画吧!”姑娘心想:鬼一样狰狞的山,坟场一样荒废的湖有什么好看的!但她出于礼貌还是扭过头去。画面突然吸引住了她:画面上的湖画成了天上的仙境,山画成了长着翅膀的伟岸美貌年轻的王子,……看着看着,少女把投湖自杀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为什么世上总会有像这位少女一样郁郁寡欢以至对生活对生命感到厌倦的人呢?因为产生欲望的速度太快而且期望值太高,实现欲望的速度却太慢而且有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放纵欲望,最终定会被欲望之火把生命中的幸福焚烧殆尽。只有人心清净,人心向善,让心拥有免疫力、抵抗力,才能会时时处处发现生活之美、生命之美、自然之美。

第四,说说心态决定工作状态,心学决定人生事业

格心在于形成一个好的心态,心态决定工作、生活状态。如果谁能在自己心志上镶嵌上雄心、信心、决心、爱心、专心、诚心、耐心、恒心、虚心、静心这十颗“心”,不断打造自己的良心良知良好心态,谁就一定会取得人生的最大成功。佛在《楞严经》上说:心能转境,则同如来;心随境转,苦不堪言;境随心转,就得自在。心态是影响人生、影响事业、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有些人之所以不能成功,不是因为他没有付出努力,而是因为他在努力的过程中没有历练好自己的心态。因为一个人想成功而没有雄心,就没有成就事业的远大志向;就不能把自卑心远远地扔掉,人就无法满怀信心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好的想法,尽管得到大家的赞赏,如果不付诸实施,无外乎痴人说梦,只有下定决心,立即行动起来,才能成就人的价值;只有有了爱心和专心,才有贵人相助,才能成就专业,才能成就卓越;诚心待人,被人信任,是一种资本,如果失信于人,那就可能永远失去了这种信用的资本,无本何以谈利?急于求成,往往会一事无成,必要的耐心会让你从容应对;没有一颗恒心去应对困难和挫折,就会阻碍你向终点迈进;而在前进的道路上,要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学习才能开创未来;尤其有了宁静,才能致远,有了静心思考,才能保持进取心,才能不断地向着下一个目标迈进,向更大的目标探索。这是因为成功源自心态、心态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结果。

王守仁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与体验,提炼出良知学说,接通了理学与心学,把孟子之尽心,道家之道体,佛教之心即佛等融为一体,推动了晚明自由解放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弘扬了中国哲学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伟大传统。王守仁“良知”的基本内核是自律。自律包含自觉、自愿、自然和实践的品格。王守仁良知自律思想 ,实现了对程朱理学的革命性变革 ,也为当前如何摆脱道德价值危机提供了诸多教益和启示。

阳明心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王守仁的“知”就是指我们的世界是由“心”来支配的,心中一旦有了知,一旦“知”的意念产生,就已经有了“行”。例如一个人犯罪和犯罪的程度,起于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之后的行动和行动之后所造成什么样的恶果,这才是量刑的依据。有杀人动机这是念头,刀还没有下去已开始“行”了,刀下去是“恶行”,把人杀死是“恶果”。这个“行”本身是在“心”和“念”的支配下完成的,所以叫做“心”“行”合一。另一层意思是只有真“知”才能真“行”,真“知”也是在真“行”中获得的,因此,知行必然合一。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身陷囹圄的领导干部的忏悔:因为我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对中纪委的规定记得不牢。这类托辞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把“行”和“知”分开了,把犯罪的根源推给“知”的多少。制止犯罪不单是多读书、多读文件,要从内心深处寻找犯罪的心理根源——就是贪欲,就是损人利己,且存在着想躲过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所以,积极实践是“知行合一”的核心,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良知,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良知是客观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善”。何为善呢?上善若水,善就像水一样可以滋润万物,可以流到很低的地方洗涤很脏的东西,可以流到其他事物到不了的地方,可以蒸发为云,降落为雨,绿化高山,充实江河,灌溉良田。明白道理只是一种知识,学习管理学也是一种知识,我们不能把知识当成智慧,如果知识是智慧的话,那么计算机数据库存储的数据(知识)比人脑记忆的多得多;而智慧也跟“良知”又有很大的距离,良知是知和行合在一起,只要动了一个念头,心理行为就开始了,然后就有形体行为等一个完整的过程。王守仁特别强调“知行合一”对办大事的重要性。提出“凡举大事,必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及其时而兴之,是以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天下阴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

王守仁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心学特点,就是善于把握虚与实、快与慢、模糊与精确的关系。“虚”是究人心天理,人常将学习研究作“务虚”,研究事合不合理,是不是符合百姓的需要;并常将步步落实,做实事作为“务实”;快与慢,条件成熟了就要快,条件不成熟就要慢。这也是日本人学王守仁心法作为兵法里面一个很主要的指导思想,并依虚实快慢等心学特点著有《五轮书》(作者:官本武藏)和《兵法家传书》(作者:柳生宗矩)。这两部著作,是日本关于兵法与制胜策略的经典著作。《五轮书》与中国的《孙子兵法》、德国的《战争论》被称之为世界三大必读的兵书,也是商家必读的商战书。宫本武藏,生活在丰臣秀吉、德川幕府时代。他从阳明心学里学到了快与慢,模糊与精确道理。譬如:宇宙的运行十分精确,又十分模糊;科学的认识,只能从模糊到精确。对宇宙的探索,同样遵循着“模糊——精确——再模糊——再精确”的反复过程。企业也一样,准确的经营目标,是可信又不可全信的,因为很多客观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不能保证绝对达到预期目标。所谓的真正准确实际上是不准确、不精确。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一种模糊作为正确的前提与先导,而最后达到精确的目的。所以说模糊的数学是最精确的数学。王守仁把握了虚与实,快与慢,模糊与精确的关系,形成了他做事的风格,因其势、顺其情、乘其机,知此则无事不可办、无事不可成。关键要把握住情、势、机三个字。他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就是解开其势其情其机的秘钥,使其有了量化标准和可操作性。

能让日本迅速窜升为能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的强国,应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究其原因是日本人充分效法于王守仁,因为阳明心学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实现,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这也正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所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日本维新派人物无不顶礼膜拜王守仁,如日本维新派中有一个大名鼎鼎、击败过俄国海军、创造过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在世界上享有“东方纳尔逊”之誉、与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国主义“军神”的常胜将军东乡平八郎,总把一方上面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印章佩在身上。稻盛和夫将阳明心学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缔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成为日本“经营之圣”……。中国明朝的一名文官,能让日本东乡平八郎、稻盛和夫等佩服的五体投地,决不是偶然的。

博采儒释道兼具中西方哲理的阳明心学是呼唤民众觉醒、独立自强的雷霆之声,又像九天飞来之石,在黎明前的黑夜撞响了庙前的神钟,激荡着每一颗心灵。曾国藩研习阳明心学,编练湘军进攻太平天国,历时十二年克尽全功;梁启超更是对王守仁心悦诚服,在各种场合为他奔走呼号,用各种文章替阳明心学摇旗呐喊。诸如“阳明先生,百世之师”;“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而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等溢美之词不胜枚举。陶行知原名陶文浚,大学读书时推崇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陶知行”,后从实践中参悟阳明心学真谛,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蒋中正自称:“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其中之一便是王守仁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守仁‘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守仁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蒋中正改名蒋中正,“中正”就出于王守仁心学中的“大中至正 ”。 蒋中正曾三次到阳明洞参悟。尤其是1949年,蒋中正败逃台湾,对王守仁的研究愈发痴迷。如蒋中正在给软禁多年的张学良的书信中,要求张学良多多研读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多看看王守仁的书。又如蒋中正在蒋经国59岁生日时写信给蒋经国说:“余所重者,王守仁知行合一之说”,“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以补先哲之缺憾”是什么呢?是败退台湾。蒋中正败退台湾的原因恰恰就在于自心失修、军心失散和民心失去。蒋中正在日记里总结自己为何败退台湾时说:“一生大病轻浮躁急”,“不研究、不学习、不注重客观”,“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并说:“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涣散。”“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自己的军事将领打仗不拼命,文职干部捞钱不要命。”“忽视农村,忽视广大国民的基本福利,所以失去民心,导致大溃败。”蒋中正写此信的目的就是要蒋经国用阳明哲学思想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守仁屡次指挥的剿匪和平叛战争,并没有太复杂的战术,都是通过伪造证据,制造假相,传假信息,使敌方情绪失常、心态失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思维、判断,使敌人上当,而按阳明预期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决胜的目的。所以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兵当以诸葛亮、王守仁、曾国藩、毛泽东为最。而毛泽东很多地方包括心志、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也都效法了王守仁。

毛泽东17岁时只身来到长沙,以王守仁“致良知”之教为宗旨,组织“德育会”,风靡一时。20到25岁在一师求学期间,得老师兼岳父杨昌济向他推荐的《王守仁全集》。毛泽东不仅读完了王守仁的著作还逐字逐句地作出批注,还以一篇《心之力》的作文得到杨昌济的高分奖励。《心之力》开篇就提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宏大命题,进而描述心的广大与精微。通读《心之力》,我们不能不为毛泽东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人本身自我主体意识的彰显所折服。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缩影。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继承并发扬了王守仁的“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的万物一体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以天下为己任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及他既不同意全盘西化也不同意食古不化的精神。

毛泽东在吸取王守仁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的同时,还秉承王守仁重视现实和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并把阳明心学归纳为:一在贵我,二在通今。贵我者,“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通今者,“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于是毛泽东将阳明心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圭臬,笃志力行的准则,走上了一条比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更为深刻,更加漫长的道路。毛泽东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显然,少年毛泽东的哲学思辨与王守仁“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的表述完全一致。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很深远,启发更大。例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毛泽东得出的“知行统一”的结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完全相同。《实践论》中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和王守仁说的:“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也无差别。包括举例:王守仁举例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王守仁说:“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实践论》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毛泽东一生所涉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是以他早年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体悟为基础的。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才有了一泓取之不尽的清泉,对毛泽东的修身立志、求知做事、思维方式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舍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心即理”使毛泽东以狂者的姿态横空出世,使其敢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务实、冷静的态度,使其始终将政治运作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拒绝一切主观臆断和非理性的因素。以阳明心学切实解决了长期以来“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困局。

毛泽东在军事上效法王守仁的地方更多。例如王守仁军令中有一条“取人一草一木者斩”,被毛泽东活学活用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王守仁在政治和军事上屡建奇功,得益于他实地调查的能力和习惯,而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阳明心学影响了毛泽东,塑造了毛泽东的人格,毛泽东一贯流露出蔑视一切困难,涣然自信,精一自信,无所畏惧,要自做主宰。毛泽东一生立身行事处处彰显出心学对他的影响。他实在是对心学有很深的研究与修养。

也许因为人们将王守仁的“心学”视为唯心主义学说,毛泽东不便说自己受惠于王守仁;也许因为阳明心学与(儒家正统)朱熹理学有相悖处,所以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关于王守仁和阳明心学的介绍,使后人知之者甚少。

其实,毛泽东正是以唯心的手段推进唯物的理想,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最终他才实现了内圣外王的可与尧舜比美的盛德伟业!

唯物主义物本论能培养出精明人,这种精明人也能成就一番事业,但这种重物不重人心者注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唯心主义是朵美丽但没好结果的花,如果以唯心主义的手段推进唯心主义的理想时,其人必将遇到重重灾难。这正是人老后,不“行”了,最易犯的错误,甚, 至会因之毁掉一世英名。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培养不出“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的绝世伟人。其伟人能“先天而天拂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拂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实践证明,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物心合一”和“知行合一”的伟人。老子《道德经》中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以上重点谈的是研读《心经》《清静经》但主要是阳明心学,对人但突出对中青少年人格心致远、入世治学创业之道的一点点感悟。下面想重点就研读“心学”、《心经》、《清静经》对人尤其是对中老年人修身养性、养心健身延年益寿等问题谈点滴看法。

第五、说说格心致三昧,康乐活百岁

心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泵血动力机,它还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智能器官,它酿造情绪,情绪也在感染着它。积极情绪可促进机体功能活动良性循环,对心血管有好的保护作用;长期的消极情绪或一时暴怒会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释放大量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引起心跳加速、心肌收缩力增强;同时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心脏工作负担加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还会引起血脂水平升高,并激活血小板,促进斑块破裂,诱发血栓形成,发生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还可引起窦性心动过速、早搏、心房颤动等心律失常而引起猝死。

心,作为一个器官,它是物质的,但心作为心思、心意,它又是精神的。从健身角度说,重点想讲讲养生重在养心及如何养心,但也附带讲讲心脏器官的重要性即如何养护之。

心脏在五行当中属火,在五脏六腑当中被称之为君主之官。什么叫君主之官呢?国不能一日无君,家不能一日无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心脏是主管人一身之血脉的,包括人的筋、骨、皮、肉、五脏六腑和心本体,加上四肢百骸,七精八脉十二条正经等,所有的人的生命物质,都离不开气血的濡养,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由心脏所主管。所以这个君主之官决定人的生死、福祸,决定人能否健康快乐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

明代高僧妙叶所著《宝王三昧论》认为:世人谁不希冀易成、益吾、顺适、无病、无难、无障?而现实情况则常常是难成、损我、逆忤、多病、多难、多障。然以辩证观点审视之,前者并非完美无缺,后者亦非一无是处,或曰恰然相反,穷则思变,困乃图起,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舒适使人骄奢怠惰,磨难催人奋进成功。但人还是深怕逆境出现,贪爱顺境来临。孰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志者当勇于面对一切逆境,在困境中修为,在艰难中体悟《宝王三昧论》:“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此篇劝人十不求,不外乎论智者“居碍反通”:于怀疑处,反有悟时;于障碍处,反能通达。但愚者“求通反碍”:心想求通,反而有碍;心想求悟,反落于痴迷。故圣人设教:于有处说无,于空处说有;于难事说易,于易事说难。此道理并非深奥难懂,然要运用自如、现时得益,则须反复琢磨、不断尝试、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尤其要将此至理妙论熟记在心,无论顺境逆境,时常心中默念,及时汲取营养,以弥补意志之薄弱、毅力之欠缺。待到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丰硕成果之日,将会深刻认识到,此“宝王三昧”乃货真价实。

人不能要求有一个没有风暴的海洋,真如此那决不是海,那是泥潭。人也不能要求没有苦难,没有苦难的生命也会失去框架。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没有理会这层意义,一厢情愿地认为生命是应该只有甘甜没有困苦,特别是在恋爱早期那种汹涌的荷尔蒙带来的欢愉,让人把激情当成了常态。生命的常态,其实就是平稳和深邃,还有暗流。生命的每一步都带着人们向着死亡之境跌落。不要存在妄想,这才让人比较持久稳定,安然地居住在孤独中。胸中即使有千沟万壑千难万险,也只有接受这些事实,这样才能超越死亡,看清生命的真实意义。

无论成败得失,都要养就一颗清净的心。《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简称《清静经》),就是讲人心需要清静和如何养成清净的。养生要从养心入手,以“清静”法门澄心遣欲,去参悟大道。如《清静经》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要去除这些牵扰,首先需要遣欲,“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圣人云:“欲从心起,息从心定,心息相依,息调心静。”“声色不止神不清,思虑不止心不宁,心不宁兮神不灵,神不宁兮道不成。”“人心如清静,天地悉皆归”。人心清静,才能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欲既不生,毒尽消灭,内心才真清静,才能渐入真道,才能达到“心无其心”“唯见于空”的境界。众生所以不能得真道,皆因其有妄心。人生妄心贪求,必然生烦恼、焦虑和忧苦心等。

“三昧”源于梵语译音,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借指事物的要领、真谛或心专注一境一事一物的诀窍、精义等。三昧也即禅定境界,系修行者之心定于一处而不散乱之状态。意译为定、等持、正受、调直定、正心行处、息虑凝心等。可释为心定一处,故称定;远离惛沈、掉举而保持平等之心,故称等持;正受所观之法,故称正受;调整散乱的心使正直,故称调直定;正心之行动,使合于法的依处,故称正心行处;息止缘虑,凝结心念,故言息虑凝心。心到达三昧的状态时,起正智慧,进而与所观境冥合,分明了知,而悟得真理,甚至于直接感见圣境,此称三昧发得,或称发定。所以,三昧是证悟正见的必须阶段。经此阶段,才能到达菩萨境界。

如何到达三昧之菩萨境界呢?首先,要有智慧,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着很多层面的问题。其次,要有毅力,看得透,想得明白以后,就要做到,能管住自己的心,能管住自己的行为后,才能慢慢过渡到菩萨境界,开始点化度化别人。这是菩萨最大的特征:自由自在,不受尘俗拖累,什么事情都能想得开想得明白,既能自利也能以慈悲和智慧利他人。

《心经》的第一句便是“观自在菩萨”。这里观世音并不单纯指一个人,而是一种境界。《楞严经》上说,观世音菩萨是“内清修行,动静二相”。“内清”是清之以心。以佛家看来,世界无非是动、静两种。到了菩萨层面,他的心既是动的,也是静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实际上是又动又静,实现了圆融观照。《心经》第二句说的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是“修行”。佛是无时无刻不在教人以“般若”(即大智慧)度人。“波罗蜜多”,是梵文音译,意思是渡到彼岸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此岸,到达彼岸中间隔一条人生长河,只有通过自身内心不断的修行,通过“格心”“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才能到达彼岸。禅定(三昧)就是内心恪守清静,静能生慧,能觉悟世上一切人情世故。尽了人道,才可成佛。不论入世出世,只是一心,颠倒烦恼,贪嗔痴迷,是六道众生的心;如能空净自在,不固执,便是佛菩萨的心。所以离世法,便没有佛法;离了般若,只有作孽受苦厄的分了。

《心经》的“心”,在佛教里面,一是中心、核心;另一是本心、真心。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相,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善根,也都可以成佛。但是,很多人都没能成佛,原因就在没有看管住自己的心,过多妄想,过于执着。有了太多的“贪、嗔、痴”,得寸进尺,永不满足,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都想不择手段的去得到;得不到又开始抱怨;或者是得到后开始痴迷,丢了本心,没有了自我。带着这样不纯净之心,自然心神焦虑、病魔缠身,更难到达光辉的彼岸。观世音菩萨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只有心里开朗明亮,无欲无求,清静自然,才能到达佛的境地。

第六、说说养生必先养心和如何养心

种种研究表明,人类疾病的绝大部分都与不良心态有关。所以养生,首先应当养心。因为心理的健全,能促使身体健康。

如何养心呢?首先养心贵在静心,静心的至高境界是乐心;其次养心务必要养德,德高才能神凝气定;第三养心重在养神,养神说到底是净化灵魂。如果你的灵魂始终是美丽的、清净的,那人就拥有了“不老之药”。

养心,不只是保护好心脏,还要调控好心态,包括思想、感情、情绪、意念等等。人的心态需要保持平和,犹如人的体温必须保持正常一样。

仔细观察生活会发现,心理失控对人们的健康以及生活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如有的人由于过分怀旧,整日沉浸在那些残缺的、苍白的回忆里,以至于对眼前的一切都毫无兴趣,即使美好的生活也索然无味;有的人由于盲目攀比,总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事事不如别人,以至于悲观丧气,经常闷闷不乐,甚至患上精神抑郁症;还有的人由于严重消极,老感到自己被社会闲置,被人们漠视或被人欺骗,以致心灰意懒,颓废变态,毁蚀掉了自己的心灵和意志;更有的人由于贪心作怪,总以为自己应当拥有更多的财物,应该比别人生活得更好,以至于放弃了对自己的约束,不该要的也要,不该拿的也拿,落了个晚节不保,踉铛入狱的悲惨结局,这些结局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类似现象虽然大多事出有因,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无不与心理失控、行为失当有关,无不伤及身心健康,无不有损美好的生活与名声。

讨论养心,除了必须弄清养心的重要性外,还应当思考如何去养心。

如何养心,恐怕谁也难以开出一个一应俱全的药方来。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并不需要具体的答案,提出问题只不过是想藉此来达到沟通的目的,思考如何养心,也当如此。我们不妨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沟通:养心贵在净心,情绪乃一身之主,一个人如果终日思前想后、欲望蹿升,难免会百病丛生。说不良情绪是疾病的催化剂一点也不过分。要消除不良情绪,重要办法之一,就是要学会净心。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能健身。静心的最佳途径是领悟《清静经》的真谛,以《清静经》潜心去欲。静心的至高境界是乐心。快乐则身键,身健才能快乐,这是辩证的。整天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卧床不起,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同时没有一颗快乐的心,也很难健康。如果你的心里每天都是快乐的,那就说明你在养心方面确实是个高手。养心重在养神,佛家有言曰: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在人之三宝中,精要化为气,气要化为神;神是精气之和,神乃人之灵魂。所以,养心、静心、乐心,最终要归结到养神上来。神凝才能气定,气定才能心静。养神,说到底就是要净化人的灵魂。精气神具全的人,才会被众多人羡慕。养心务必养德,生活中能使人动心的东西太多了。但凡能让人动心的无不与自己的名利得失即《清静经》所说的欲望密切相关。许多人心难静、气难顺、神难凝,均与此私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面对物欲横流的当今,花花世界,纸醉金迷的环境,更应当把养德视为养心之本。禅诗曰:“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或曰:“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心态的变化有时候真的可以把逆境转成顺境,所谓坏事变好事,能做到这样的人当然是圣贤。心随境转,则是心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喜怒哀乐受着环境的控制,这样的人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例如现在有些干部手里握住国家资源或升官晋级的大权,有了贪腐的环境,这些环境使这些人心动,最后走向犯罪的绝境;但也有一些人出污泥而不染,不贪不占,坐怀不乱,以清静心来清静环境,留下一世英名。所以心态,其实是一个人处世的态度和价值观,它和人所处境遇紧密相关,往往决定着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就是说很多事情不受自己掌控,没有自控能力,只能随波逐流,被人、事、物牵着鼻子走,终将走向歧途,甚至走向犯罪。德高才能心静,心静才能神凝,心静神凝则能康乐高寿。养德最要紧的是去除那些束缚自己的名缰利索,使自己不为名利得失所折磨。如果谁能做到轻名利,轻得失,善于放下,那么谁就可以在快乐的天国里自由翱翔。

“心动阴阳转,一转万物变”,其中也包括生病、生气、生怨等。一个人老是想着自己,想着一己利益,一己的喜、怒、哀、乐,结果就会背负太重。佛教讲寿者相,就是讲众生的生、老、病、死不同的寿命;到生、老、病、死也不去执着,也能想得开,这叫无寿者相。“无相”才是人成佛的高度修养。想要成佛,首先要降服自心,做到明心见性。如何降服自心呢?就是使内心平静和安定,就是没有我和一切欲望杂念,就是不去迷恋外物,回到本来我的性情上来,回到婴儿的原始性情上来,就是“三昧”境界。面对社会上的贪腐、躁动、相互竞争的纷乱环境,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清净心,才是最好的养心和养生,才能快乐而无病。例如宋美龄活到106岁,为她治病的美国养生专家说:“人之所以染上疾病,主要原因都在于心态的失衡。”宋美龄晚年清心寡欲,以埋头书画写作养心。她的健康理念是“恬静虚无,精神内守。”这正是《黄帝内经》中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实际上就是治疗当代人心病的一个良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凡事要想得开,看得透。人自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要死去。这中间或曲折磨难或顺畅欢乐。生命的过程,就是时间消费的过程。在时间面前,再伟大的人也无力逆转之,我们只有选择、利用的权利。对于自己,无论处于佳境还是逆境,都要想着寻找自我健康和快乐,既不受名利所累,也不为劣境所苦,活得堂堂正正,干干净净。我想起《牛虻》中亚瑟讥讽小人的话:“弯曲的脊梁,总比弯曲的行为要好的多!”在当下的社会里有不少人在弯曲的行为中苟且活着,包括那些号称“中国的脊梁们!”可见,有学识的人不一定都会养心,著名诗人顾城移居新西兰后,砍死妻子后自尽;中国“报告文学之父”著名诗人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都反映出他们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保健最重要的是保证心理健康。就养生而言,中医讲:“下士养身,中士养气,上士养心。”生命中最大的杀手是苦恼、焦虑与恐惧,都于心相关。肿瘤治疗专家何裕民认为肿瘤病人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等心理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最高。精神崩溃导致四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治疗后转移复发。那些有心理矛盾和不安全感,惯于压抑自己愤怒与不满情绪以及受悲观失望情绪折磨的人,最容易得癌症,其癌症发生率是正常人的3倍。凡能做出针对性的指点、关怀、疏导,取其有利处以扬之,舍其不利处而避之纠之,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构建战胜肿瘤的系统工程,很多情况下有不少问题却可以迎刃而解。

何裕民认为心身和谐是心身健康的基础,其关键是心理调节作用。心理作用于躯体时,有利于维持内环境的动态平衡,有利于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和协调。任何情绪活动总伴随着生理、生化的变化,控制和调节情绪状态对身心健康影响很大。任何疾病都可通过精神、情绪这些内在的心理干预, 结合临床药物治疗达到良好的效果。很多时候心理干预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这是一种机体自身免疫系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疾病的康复中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他举例说:张冀先生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1999年手术后不久全腹部转移、造瘘口出血,当时医师给他断定只有60天寿命。剧烈疼痛让他想到自杀!为了止痛,他只能借助微刻捱日。没想到如此倒给了他生机,刻完《滕王阁序》,他活了80多天;刻完《红楼梦》,他活了一年多;等刻完四部经典,死神已经离他远去。硬是靠着致力于微刻活到了今天。还有北京的老布,被《新民周刊》以“癌症是思想病”做过大版的报道。老布拿着医生开出的“死亡倒计时通知单”,放弃了繁华都市生活,搬到市郊小乡村,一心一意过起了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就这样,一个膀胱癌患者,4年多过去了,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没放化疗,硬是用饮食、运动和心理调整等,活到现在!这期间,他还写了4本书,旅行了5万多公里。

张冀、老布用的不是手术、放化疗、中西药治疗等方法,而是借助“微刻”和心理调节,强迫自己转移了注意力,找个自娱自乐的东西,属于中医学的“移情疗法”。移情可以“易志”,持续的“易志”,久而久之,可以改变生理功能,从而达到保健或治病的效果。

刘力红教授认为,现在很多人的健康观念有问题。“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和医药,随便折腾自已。自己不为自己负责,医生是没办法的。”“肌体生病的过程,也是自身免疫力得到锻炼完善的过程,在对抗病症的过程中,身体的适应能力得以完善。偶尔的小病随他去,这是正确的健康理念。如果每次发烧都用抗生素消炎,身体就错过了提高免疫力的大好机会。”

记得五十年代初,在偏僻穷困的老家农村,缺医少药更缺钱,感冒后盖住被子出透汗就好了。小孩子夏天光着屁股在庄稼地里、土堆上玩耍,冬天穿着破棉衣,敞胸露怀地在冰天雪地里奔跑,也不得病。尤其是在一九五九、六○、六一年几年里,人们饿极了,将五七、五八年埋在红薯窖里的烂如泥的红薯重新扒出来吃,将几年前晒在房上、地里早已发霉的红薯干又捡回来吃,生黄豆、生绿豆、草籽、野菜包括从地老鼠洞里刨出发了霉的花生也同样吃。那时认为“能填饱肚子死了也值了”,所以不管脏的臭的苦的发霉有毒的什么都吃。按现在铺天盖地的养生讲座的说法,都会得病或中毒。但那时除了营养不良浮肿的、饿死的,真正因吃坏东西而被毒死的却很少,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癌症和三高症等。这说明人的抵抗免疫力是很强的。现在的人们正如老子说的:“属于长寿的人有十分之三;属于短命而亡的人有十分之三;本来可以活得长久些,却自己走向死亡之路的人,也占十分之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奉养太过度了。”所以洪应明提醒世人:“花看半开,酒饮微醉,便大有佳趣;若烂醉如泥,便成恶境。”如果人们非要奉养自己过度,执着于“生生之厚”,胡吃海塞,没病乱补,小病大治,那就只有找病促死了。

刘力红教授认为人在快乐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两种激素,其中一种激素能杀死癌细胞。如果患者能保持愉快的心情,那癌细胞就会被心脏分泌的激素抑制,癌症有可能不治而愈。他举例说:2003年初,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调查员威斯里的大学同学韦德,患了严重的冠心病,韦德的妻子安妮也被确诊为患有乳腺癌,而且是晚期。医生预测韦德和安妮都只有3个月的生命。2003年4月,当他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月的倒计时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周游世界。因为此时金钱对他们已没有任何意义。两人将4万英镑慷慨地交给旅行社,并要求:因为不知哪一站是人生的终点,旅行社不得限制他们的旅行时间,直到他们中的一个离开人世,旅行合同才自行终止。旅行社通过调查了解得知他们确已时日无多,极有可能生命的持续时间不足一月。而4万英镑足以支付两个人以最豪华的标准周游世界一年的费用,于是欣然签下了这一份特殊的旅行协议。然而,一直到2004年11月7日,已绕地球一周,重新回到英国伦敦的韦德夫妇才主动提出终止合约。这时,距离他们出发前的2003年5月,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半。回到家乡的韦德夫妇迫不及待地去伦敦皇家医院做全面身体检查。随后,他们被告知发生了奇迹:两人竟双双摆脱了绝症的威胁!他们当天晚上就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亲人包括威斯里。威斯里后来把这些研究成果,写在《揭开上帝终极的底牌》的学术论文里。他告诉人们,心脏分泌的这些神奇的激素,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后的礼物。更为确切地说,癌症自愈源于心性。虽然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证实心脏分泌的是一种荷尔蒙可将癌细胞杀死95%,而促进荷尔蒙分泌的却是一个人的心性或情致。再一次说明意识作用于物质能创造奇迹。由此,刘力红教授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只有保持愉悦的心情,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

安顿好心灵,调适好心理,胜过金钱和良药!

为什么有钱有权人生癌后死得更快些呢?例如温州富商得的普通肠癌,并没有淋巴转移,手术是在上海大医院做的,很成功,术后恢复良好。因他怕死,也因他有很多钱,所以想尽办法,用各种措施去治疗。北京上海名医求遍,八个月花掉200多万,结果死于肝肾功能衰竭。有钱、有地位者,长肿瘤活不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太丰富,周边又有太多的人出主意,各种疗法药物唾手可及,又信奉“宜将乘勇追穷寇”等信念,后来“火并”的恶果,死的更快!当然还有得癌症后,精神压力太大,被活活给吓死的。《内经》说“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意思是说过去很有钱有势力(贵),能呼风唤雨者,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心理落差太大,舍不得,放不下,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身必败亡,死于心理休克!

人若能以平常心,把癌症当作慢性病来调治,也许可以避免很多不当死亡。所以,人要善于换位思考,有时需要“糊涂”一点,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善于适当宣泄郁闷,学会及时释放压力,尤其不做无谓的联想来吓唬自己,这样反而会好些,也有利防病治病,健康长寿。

曾在苹果、SGI、微软和Google等多家IT公司担当要职的李开复说:“一日,星云大师突然问我:‘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世界因我不同!’大师沉吟片刻后说:‘这样太危险了!’接着又说‘我们人是很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而不同,这就太狂妄了!什么是最大化影响力呢?一个人如果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我听到这里,简直像五雷轰顶,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这么温和而严厉地指出我的盲点。……身体病了,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心病得更严重!我清楚地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肤浅的,为了改变世界的人生是充满压力的。珍贵的生命旅程,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对世界保持儿童般的好奇心,好好体验人生;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进步、有成长,不必改变别人,只要做事问心无愧、对人真诚平等,这就足够了。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如此,世界就会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个救世主来拯救。”

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专心走路的很少,静心欣赏风景的人更少。而是有的人边走路边打电话或发信息或聊天说事,有的人恍恍惚惚、心神不宁,忧心忡忡,迫不及待地在手机上搜索、琢磨、吵架、取乐、游戏等。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后,人们应该学会平衡与平静,否则物质丰富带来的快乐会很快被网络、困惑、怨愤所取代,科技发达带来的方便会让人们更加的疲惫不堪、焦虑难耐。

人老了,生活好了,要学会做减法。除了从嘴上减,控制饭量,吃七分饱,少吃酒肉厚味外,更主要的还是从心理上减。“身心疲惫”、“心力交瘁”是当下很多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学会“省心”迫在眉睫。40岁后必须要学会做减法,少些不切实际的追求,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人到老年应学会超脱,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牢记“儿孙自有儿孙福”的古训,少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实际上就算是帮了孩子们;老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实际上也是孩子们的福分。对有些满嘴仁义道德、忠孝廉耻的人,说点大不敬的话,却有点禽兽不如。请看树林里很多快乐的鸟儿,有的在自由自在地唱歌,有的在忙忙碌碌地精心哺育雏鸟,但当雏鸟羽翼丰满后,老鸟尽到责任,就任其东西南北,从来不求回报;而且老鸟老了,到了快死的时候,自己找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了此一生。不信可留心看看树上,再看看树下,树上有很多活鸟,树下总该有些死鸟吧?可树下一只死鸟也没有,你不觉得奇怪吗?森林里的野兽也都如此。绝不像人生死礼节繁琐,大操大办,已到生不起更死不起的程度。如果人也像禽兽一样,生得自然,死得安然,人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还会远吗?

悟始于清静,静中必有所悟。诸葛亮《诫子书》中告诉后人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思远。积极主动地寻求宁静,就不会困于喧嚣的市井,就不会被流言蜚语扰乱心智,就会给人心以无比广阔的空间,就像一个人攀上高山之颠,放眼山河云天,会大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之感。宁静能铸造致远的心境,能在各种变化和诱惑中保持积极平静的心态,能不受物质和美色的利诱,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奋进,并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不断调整人生之舟的航向,乘风破浪,抵达人生光辉的彼岸。能够与宁静而致远结缘的人,决不会以梦幻来麻醉自己,一定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感悟。淡泊更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在这个世事纷杂、贪欲蔓延的世界里,当人将名利看淡了,人的心境就会像一泓清静的水,而世界也将会以清柔的方式对待人。有了这样的心境,人就会有更好的愿景,并能不卑不亢,不拘小节,向着宏伟的目标进取。恪守平淡致远意境,自有一种怡然、安然与自然的胸襟。淡泊人生并不是逃避现实与拘役自己,而是在淡泊中放飞自己的心灵,在淡泊中积蓄力量,在淡泊中形成品格,在淡泊中感知生命的真谛,在淡泊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淡泊也是一种豁达,摒弃了个人的杂念和贪婪,丢掉了纷乱世界的缠绕与干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淡泊中对人对已,会其乐无穷。能体悟人生的平淡之美,不为一时的失败和失意而懊悔,也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诱惑,能守住属于自己的一片静土和精神家园,从而使生命得以升华,进入新的境界。淡泊的日子不会永远平淡,只要怀着淡泊的心态,一定会谱写出生命最辉煌的篇章。淡泊与宁静也是一种享受,渐渐地习惯于生活的宁静,一杯茶、一卷书,一支笔、一炷香、一首曲子乃至一弯明月、一阵清风,都能促使人心旷神怡。宁静或淡泊也是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更多的时候不但有着生活的平静而且还有着内心的那份深邃。心静如水,漫看四季变换、斗转星移,一切都在淡然之中,一切都在宁静之中。在宁静中,手指在键盘上翩翩起舞,思绪在脑海里潺潺流动,一串串文字汇集在屏幕上,也给自己心灵一个通透的窗口,在渐逝流年岁月里给自己一份恬适和安逸,或如泣如诉,或如风如雨,惑亮丽或暗淡,随岁月缓缓流逝远去。及时调整好心态,养成清静的习惯,以清净之心养生,心必快乐,身必健康,岁必尽天年。

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这话既准确而又深邃。即使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不无有警示作用。习惯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习惯一旦成为自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品德,暴露出我们的本性,左右着我们的成败。要成就学业、事业和健康的身心,要拥有美好的人生,必须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著名的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习惯的束缚,习惯是由一再重复的思想和行为所构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思想,养成正确的习惯,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习惯是一种思维定式和行动本能,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是习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也是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决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的人一生顺利,有的人命途多舛;有的人事业辉煌,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健健康康,有的人多病多难,人生的后面似乎总有一只神奇的手在指挥、掌控着,其实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人的习惯势力。因此,可以说,习惯即是命运。糖尿病、高血压等都是由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或者叫着生活习惯病。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说养生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个坏习惯会使人养坏成习气,坏习气会使人六神无主,情不自禁地做坏事。如人们把重功利习气一直放在自己的心思里,那么这个思绪就会在我们内心剪不断、理换乱,久而久之自己就会被自己这种习惯折磨得遍体鳞伤、甚至病入膏肓。

养成安静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养成这种好习惯必须先将心安宁下来,安静身心是养生健身乃至活命的一个重要法则。据传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不起眼的小动物叫吸血蝙蝠,却是野马的天敌。这种蝙蝠在攻击野马时,常趴在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敏捷地刺破马腿,然后用尖利的嘴吸血。无论野马怎么蹦跳、狂奔,都无法甩掉它。直到蝙蝠吸饱喝足,才会满意地飞去;然而野马常常在暴怒、狂奔、流血中无可奈何地死去。动物学家分析一致认为,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远不致野马死去。野马的死,应归咎于它暴怒、狂奔不已。如果野马能安静下来,卧地打几个滚,或心平气和地用嘴驱逐,也许就万事大吉了。即使驱赶不走,痛苦地忍耐一下,也不至于暴毙而死。如果将这种吸血蝙蝠比作人身上的肿瘤或其它疑难杂症,养成沉着安静的心态,以冷静的态度,不骄不躁地认知与对待,即使治不好,也不会死得更快,死得倾家荡产,死得惨不忍睹。

使心清静下来,如同将心猿意马统统赶跑,将纷乱繁杂心思“归零”。在人生的长河中,要学会适时的将心思“归零”。如同将无边无际的成熟高粱统统砍掉,就会使视野豁然开朗,使心胸蓦然开阔。人生,难免会有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顺境时,把自己适时“归零”,可以消除骄娇二气,免得将成功和顺境当“包袱”背起来;逆境时,固然会失去很多,但如果能够勇于“归零”,才能够重新面对自己,从头开始,立即奋起直追。著名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归零心态就是把自己心灵里的一切清空,把已经拥有的一切剥除,一切归于零的状态。”适时把自己的心“归零”,就会不断重新开始,永葆青春。适时把自己心“归零”,就会不断追求卓越,保持身心康乐。适时把自己心“归零”,体现了人生的大智慧、大聪明和大能力。在不断“归零”的基点上让人生重新起航,就一定能披荆斩棘,胜利到达理想的彼岸。因为只有不断“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