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散文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在此，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异同。
一、相同点
(一)作品中都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意蕴
林语堂曾自豪地说：“我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确，作为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大量阅读西方科学书籍的文人，他对西方文化可谓了如指掌。晚年他编撰汉英词典，足可说明他的文化底蕴有多深。当然，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数典忘祖。他在清华大学期间大量涉足中国古书、从《唐诗》、《红楼梦》到《人间词话》，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杂著，弥补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不足。这些文化因子浸润到一起，使他成为博学的作家和学者，所以当赛珍珠一看到他时，便把他定位为介绍东方文化的最佳人选。
与林语堂的自信不同，梁实秋表示：“我向不侈谈中西文化，更不敢妄加比较。”对这一表白，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谦虚”，因为洋洋30万字的《雅舍小品》，143篇散文精品，不可能脱离中国坚实的文化底蕴，不可能不以西洋文化做比照。再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于北平一个传统文化相当浓厚的家庭里，从小饱读古代典籍，再加上父辈的言传身教，使他具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追求正道、自尊自强、宽厚谦谨、宁静致远。这些风格都散发在他的散文中，如《中年》《老年》《男人》《女人》等等。
(二)作品都深受明清小品文影响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从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最明显的莫过于明清小品文。可以说，小品文的精神渗入到他们的灵魂，直接作用于他们的精神观念、人生方式和审美趣味。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观：提到小品文不能不想到林语堂，说到林语堂又不能将他与小品文分开，林语堂几乎成了“小品文”的同义语。而梁实秋继承发展了这一文体的优势，尤其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更有所超越。形成了传统小品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发展盛况。
(三)作品都主真，强调幽默，。
林语堂在《论幽默》中称，在中国文学中，“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现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最先把“幽默”翻译过来的，并于30年代加以提倡。在他的带动下，“幽默小品”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开去，1933年文坛被冠以“幽默年”。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
梁实秋散文的幽默境界，在现代散文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长风曾这样评述：“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可见他的散文幽默之浓烈。他的幽默多以学者手笔出之，文中经常穿插着中外文化史上趣味的轶事、掌故、俚语、人物。宏富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使梁实秋的幽默带着很浓的书卷气。
二、不同点
(一)美学观念的差异
林语堂崇奉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流派的选择上，高扬表现派。他认为表现派之所以值得标举，在于她的美学理论的纯粹性，即注重作家个性的传达，注重创造中的心理因素，而与道德判断、文学传统，乃至社会功利等外部规律无关。显然，这是属于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作者本体论的美学理论体系。
与林语堂相反，梁实秋所崇奉的是古典主义。他认为，西方文艺思潮的派别虽然很多，但主潮只有两类：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而以《诗学》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其正统地位是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梁实秋对两大思潮曾做出价值上优劣的判断：“‘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古典主义的理性节制与平衡才是健康的，而浪漫主义那种偏颇畸形的情感发泄是病态的。对浪漫主义的贬抑，对古典主义的褒扬，溢于言表。
(二)语言风格的差异
林语堂散文的语言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俯拾皆是。语言生动活泼，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梁实秋的语言，则显得见解古朴，多用四字句，杂陈长短句，整齐而不呆板。错综婉转，字字珠玑。他认为现代散文有两大毛病：一是太过于白话化，一是过分西化。太白化失却了传统散文的精华和艺术性，枯燥无味;太欧化则带来了生硬艰涩的弊病，这两者严重影响了白话文学的发展。而他的散文语言则汲取传统文言及白话之优而舍弃其劣。比起林语堂来，语言更通俗，而又圆润质朴，深得传统文学精髓。
三、结束语
林语堂和梁实秋，曾经一度在大陆文坛寂寞无声，前者因为提倡“幽默”“闲适”而被主流文学拒之门外，后者因为“抗战无关论”而被扣以“反动文人”的帽子。当历史的迷雾一层层被拨开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尤其是在现在，“21世纪需要林语堂”“21世纪需要梁实秋”。两位大师的文化意识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家，读他们的作品，能够使我们在这喧嚣的尘世求得心灵的宁静。
以谦卑的心，为闲适而歌
圣经歌罗西书第三章写道：“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写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写道：“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基督教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矿藏，林语堂从中吸收了许多营养，如自由精神，谦卑性格，感悟能力、直觉方式及其清明的文风等，这些对林语堂独特的文化思想、性格特点和文体方式之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林语堂在大光的威严写道：“耶稣只教人一个原则，或两个原则并合为一的原则：就是天国是在你的心中，及差不多是用同一口气说出来的，温柔及谦卑的人将承受土地，前者教人心灵内在的自由；后者教‘我弟兄中最小者’的价值。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在心灵上是自由的，而最谦卑的人将会获得胜利。这些是在一切自由及一切民主背后的灵性原则。”[7]
谦卑之心，使林语堂能低下学者清高的眼光，放下导师的身份，把读者当做朋友，没有说教，只为闲适而歌。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笔调，成就了林语堂的闲谈散文。怀揣对自然万物的感恩之情，放置无拘无束于心底，取材于生活之常态之中，推新于东西文化于学识之外，一生只为闲适而歌。笔者认为这就是林语堂为什么会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千万人指责不该闲谈的岁月里极力倡导“幽默、性灵、闲适”为文学主张的理由之一吧。
“天国在你的心中”的自由，“谦卑人承受地土”的恩赐。这样的感悟贯穿于林语堂的一生，也投射于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之中。带着长者的谦卑之心、常品无名之氏文章的林语堂，他的笔触无处不及，他的笔调也更为自然轻松，文字的幽默也为闲适而作。这也是笔者读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感受。
为闲适而歌，使林语堂的闲谈散文的既如邻家小院、又如小桥流水、花径通幽。让读者感熟识而清新。
为闲适而歌，使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取材更为自由。谦卑之心，并没有让林语堂一味去迎合读者的俗，他推崇健、达、雅，（健，即为健朗；达，则是明白晓畅；雅，即是文雅）是一种充满诗意和书卷气的口语化语言，而这在读者接受起来非常容易，也能够提高读者的趣味和情调。
谦卑之心，林语堂可以做到把已经写好的生活的艺术第一稿260页毁掉重写。原因是认为自己注重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批评，还不如注重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调来得正确。林语堂不同中国别的作家，他明白世间万物及文化的评判不在文人笔中。闲适是文学的功用，是人生的常态，以丰富的语言歌之、谈之即可。独特的思想，结论也较为中肯了。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于是安眠之快乐、坐椅之舒适、品茗之淡雅、晏请之理趣无不在林语堂的笔下娓娓道来。不视寻常之态为低俗。林语堂以谦卑之心的独创“闲谈体”成外化之形。以闲适笔调娓谈生活之艺术，这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为什么会在美国再版40次以上，被译成10多种文字，畅销欧美10多个国家，成为中产阶级的枕边书，历经四、五年而不衰。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并且声誉日隆的著作最重要的`因素吧。视读者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站在读者的角度，闲谈自己的人生经历、心得、体会。这就是林语堂的闲谈散文的主旋律。
闲适于你我之间，调味于笔触之中，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我们的感想。以久违朋友的亲密，谈言吐语，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之，如此闲适之态，用笔歌之悠闲自在的心情。这种情调在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中，读者可以信手拈来。
林语堂的谈躺在床上（有译为安卧眠床）和谈坐在椅上都可看成怀谦卑之心，为闲适而歌的闲谈散文。
除了上述平易题目的闲谈散文外，无所不谈中的关睢正义的结尾之故事，更是妙趣横生。实为闲适而
“我想象在台北可有这一幕：
‘妈，你为什么睡不着，翻来覆去？孩子问。’
‘儿也，你不知道。你爸想娶一个年轻的女子到我们家了。’
‘妈，这不很好吗？你应当学文王后妃，她真好。她也失眠，倒不是为怕她先生讨小老婆，是愁他先生娶不到小老婆。想到发热昏，真真足为模范。’
‘谁说这种话？’
‘学校里的老师。’
第二天，张太太、李太太、约同赖太太、杨太太，一齐打到学校里去。老师早已闻风，由后门逃出去了。这几位太太没法，只有把学校里的诗经课本全都撕烂了。”[8]
也许读者会说这篇〈关睢〉正义的结尾看不林语堂的谦卑之心啊。不，如果没有谦卑之心，怎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平常妇人的角度去想象这样一个情节，大可以摆着学者的正义角度去辩论，去严厉批评诗义的注解者。作文严厉反戈一击可是文人“正义”之常态啊。而林语堂却幽默地用这样的设想来批评随意曲解关睢诗之意者。读者怎不称奇闲谈之妙呢？
林语堂说：“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是老矿，一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去掘取材料。老矿是的产物都已经过溶解，但新矿的产物则不然”[9]
这样的结尾正是林语堂近乎人情，合乎事理体现，难道这不是一个学者的谦卑吗？林语堂视普通人语言为新矿产，不正是他谦卑的体现吗？
林语堂与梁实秋都是著名的作家，大家知道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供参考！
一、相同点
(一)作品中都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意蕴
林语堂曾自豪地说：“我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确，作为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很多阅读西方科学书籍的文人，他对西方的文化可谓了如指掌。晚年他编撰汉英词典，足可说明他的文化底蕴有多深。当然，对西方的文化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数典忘祖。他在清华大学期间很多涉足中国古书、从《唐诗》、《红楼梦》到《人间词话》，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杂著，弥补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不足。这些文化因子浸润到一起，使他成为博学的作家和学者，所以当赛珍珠一看到他时，便把他定位为介绍东方文化的最佳人选。
与林语堂的自信不同，梁实秋表示：“我向不侈谈中西文化，更不敢妄加比较。”对这一表白，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谦虚”，由于洋洋30万字的《雅舍小品》，143篇散文精品，不可能脱离中国坚实的文化底蕴，不可能不以西洋文化做比照。再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于北平一个传统文化相当浓厚的家庭里，从小饱读古代典籍，再加上父辈的言传身教，使他具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追求正道、自尊自强、宽厚谦谨、宁静致远。这些风格都散发在他的散文中，如《中年》《老年》《男人》《女人》等等。
(二)作品都深受明清小品文影响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从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最明显的莫过于明清小品文。可以说，小品文的精神渗入到他们的灵魂，直接作用于他们的精神观念、人生方式和审美趣味。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观：提到小品文不能不想到林语堂，说到林语堂又不能将他与小品文分开，林语堂几乎成了“小品文”的同义语。而梁实秋继承发展了这一文体的优势，尤其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更有所超越。形成了传统小品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发展盛况。
(三)作品都主真，强调幽默，。
林语堂在《论幽默》中称，在中国文学中，“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现很幽默的议
梁实秋散文的幽默境界，在现代散文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长风曾这样评述：“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可见他的散文幽默之浓烈。他的幽默多以学者手笔出之，文中经常穿插着中外文化史上趣味的轶事、掌故、俚语、人物。宏富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使梁实秋的幽默带着很浓的书卷气。
二、不同点
(一)美学观念的差异
林语堂崇奉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流派的选择上，高扬表现派。他认为表现派之所以值得标举，在于她的美学理论的纯粹性，即注重作家个性的传达，注重创造中的心理因素，而与道德判断、文学传统，乃至社会功利等外部规律无关。显然，这是属于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作者本体论的美学理论体系。
与林语堂相反，梁实秋所崇奉的是古典主义。他认为，西方文艺思潮的派别虽然很多，但主潮只有两类：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而以《诗学》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其正统地位是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梁实秋对两大思潮曾做出价值上优劣的判断：“‘古典的’即是健康的，由于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由于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古典主义的理性节制与平衡才是健康的，而浪漫主义那种偏颇畸形的情感发泄是病态的。对浪漫主义的贬抑，对古典主义的褒扬，溢于言表。
(二)语言风格的差异
林语堂散文的语言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俯拾皆是。语言生动活泼，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梁实秋的语言，则显得见解古朴，多用四字句，杂陈长短句，整齐而不呆板。错综婉转，字字珠玑。他认为现代散文有两大毛病：一是太过于白话化，一是过分西化。太白化失却了传统散文的精华和艺术性，枯燥无味;太欧化则带来了生硬艰涩的弊病，这两者严重影响了白话文学的发展。而他的散文语言则汲取传统文言及白话之优而舍弃其劣。比起林语堂来，语言更通俗，而又圆润质朴，深得传统文学精髓。
三、结束语
林语堂和梁实秋，曾经一度在大陆文坛寂寞无声，前者由于提倡“幽默”“闲适”而被主流文学拒之门外，后者由于“抗战无关论”而被扣以“反动文人”的帽子。当历史的迷雾一层层被拨开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尤其是在现在，“21世纪需要林语堂”“21世纪需要梁实秋”。两位大师的文化意识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家，读他们的作品，能够使我们在这喧嚣的尘世求得心灵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