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狱中题壁》
清代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中投宿时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自仰天大笑，慷慨赴死，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赏析】
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所题写一首绝句。戊戌变法只维持了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几位日本友人力请谭嗣同东渡日本，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慷慨赴义。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祝福，以及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诗，有多种解释，尤其是“去留”二字，争议颇多。一般认为“去”是指逃亡离去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几经转折逃往加拿大，而梁启超则逃亡日本；“留”是指谭嗣同自己，变法失败后有人劝谭嗣同东渡日本，但被谭嗣同拒绝，甘愿留下来，保护光绪帝。另一种说法是说，“去”是指侠客大刀王五，谭嗣同曾随大刀王五学习武术，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和大刀王五一起营救光绪帝，但未能成功；“留”则是指谭嗣同自己。第二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谭嗣同和大刀王五关系非同一般，而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也冒着危险为谭嗣同收尸，一时被传为美谈。最后大刀王五参加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杀害，并枭首。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去留”是偏正词，即留，肝和胆分别对应“两昆仑”，只有一层意思。前两种说法的意思是，逃亡保存实力也好，留下为了牺牲也好，我们都是好样的，我们的事迹都会像昆仑大山那样，永垂不朽。如果是第三种说法，这两句的意思就变得更加简单，即使大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又有何惧，那就去留下我如昆仑大山一样的浩然之气吧！更加能表现出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和无畏。不管是哪种解释，这两句诗早已经深入人们内心，成为了人们追求真理而甘愿献身的励志语。
【拓展】
谭嗣同的简介
谭嗣同（东海赛冥氏，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谭嗣同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主张。并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代表作品有《仁学》《狱中题壁》《远遗堂集外文》等。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
谭嗣同的思想体系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走向共和》经典台词】
李鸿章：季直说的毫不慷慨激昂啊，我说了半天这快一点慢一点意味着什么你没听懂啊?
张謇：我的确不懂，武器自是战争要素，但绝非胜败之决定要素，决定胜负的，乃是人心。
李鸿章：纸上谈兵，我来告诉你，我发主力定远号的航速是14.5节，而日本的吉野号是22.5节他想打你的时候马上可以追上你，而你想打他的时候，他早就一溜烟跑掉了。而射速呢?我方是五分钟开一炮，而敌方是一分钟开五炮，季直，请你告诉我，在开战的一瞬间，这人心何足恃?
张謇：据我所知，咱北洋船舰巨炮，倭寇皆无啊。他就是开物炮，也抵不上咱一炮，海上作战，我就是受他五炮又如何?只要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咱一炮就能摧毁它。
李鸿章：说的好，说的好，我方的……十英寸巨炮确实倭寇所无，可我问你，这炮弹呢?
(原来翁同龢因为李鸿章私仇，而不给李鸿章拨款。)
张之洞：与日本之战，可战胜而不可战败，或一时败之，战术败之，然坚持弥久，终必胜之，所谓战略胜之者也。
慈禧：其实就是一句话：不管你怎么变法，用什么人，都要记着，这江山是咱们大清的江山。
光绪：昨天太后对朕说，只要不违背祖宗大法，我大清变法之事，朕可自为之。我大清的朝政，不变不行了……
康有为：我大清始终在变法，但这其实都不是在变法，而是在变事。法者，事之纲也，事者，法之目也。臣相信，数十年来，王公大臣都谈过变法，但所言者，实在都是变事，所做者，更是末节，而非根本，皇上圣谕，国是不可为，臣以为，并非事情不可为，乃体制不可为也……少变而不全变，变一而不变二，所变者亦成未变。
谭嗣同：坐着不干事，占着位子又有何用?
张之洞：国人求仁，西人求勇。求人物本，以正人心。求勇务通，以开风气。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变。
慈禧：变法自然要变新，但没有旧，又何谈新?
谭嗣同：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唤后人……死有何难，活着，继承我们的事业那才是真难。
李鸿章：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让若有了生杀之权，就嗜杀无忌，有了行政之权就作威作福，有了度支之权就为己敛财。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比如说县衙的差役，收税的小吏，官员的随从，如果把权力都用的无所不用其极，那真的是国将不国啊……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第一要紧的什么?不是运用权力，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啊。
康有为：你说的不对，这不是修身的问题，也不是伦常的问题，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也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制度问题。那么，这个制度之下的科举之制，我康某人又为何心向往之呢?我讨厌科举，讨厌透了，那些章句小楷，岂能考出我胸中锦绣，宇宙关怀。一次又一次的落地，一次又一次的耻辱，但我还是要去考，考进这个制度中去，因为，要改造一个制度，你必须先在一个制度内部。……一部五千年的历史，史学家们就写了两个字，那是幻想，他们认为，只要讲究这两个字，我煌煌华夏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大错特错，我告诉你 们，把这两个字扔掉埋葬他，他是误国的垃圾，换上两个字，制度，不错，就是和两个字。制度，如今举国腐败，朝政僵化，指望几个做官的，讲究操守就能救国，这是天大的笑话。
慈禧：要是我的生日过寒碜了，不仅我的面子没地方搁，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同治中兴以来的气象都跑哪去了?这样一来，不单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敢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而后她“高瞻远瞩”，花费了3000万两银子给自己过生日)
张之洞：四书五经，开篇便是中庸，因为高明莫过中庸，那是做人做事的根基呀……儒家的精神是入世，要有理想，有抱负，要进取不解，但儒家之经典中庸，却融入了道家的精神，这又是何以然啊?是因为办事难啊，你光是一个劲的冒进，撞了南墙不回头，这死了也于事无补。所以还要有点出世的道家精神，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志存高远，却又不拘泥于眼前的小事杂事乱事，这才能以坦荡的胸怀干成大事，这才是中庸。
张謇：船慢一点怕什么，(据上文李鸿章交代，日本船快中国船50%)我与倭寇之战，彼曲我直，理直者气壮，气壮者斗志昂扬，以我斗志昂扬的正义之师，战于失道寡助的无耻之徒，怎能不稳操胜券呢?
光绪吃鸡蛋的典故
有资料记载：清朝内廷每年要用掉近四五百万两白银。
清末李元伯《南亭笔记》里记录了一则“鸡蛋问题”，说的是光绪小皇帝喜好吃鸡蛋，一天要吃四个。四个鸡蛋在光绪时期也就十二三个铜钱而已。而御膳房狮子大开口，开价整整三十四两银子。
光绪有次与他的老师翁同龢闲谈，说道：“鸡蛋真好吃，可这东西这么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深知其中猫腻，知道是内务府的人虚报冒领，但又不便直说，只好推脱道：“回皇上，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吃鸡蛋就可以吃掉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两白银。
管中窥豹，由此可知，内务府通过虚报帐目，低价买进，高价卖给皇帝，冒领银两大肆贪污的现象有多严重和普遍。政治清朝内廷一年用掉四五百万两白银，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