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盘经》，是一本深奥的佛教经典，又称《大本涅盘经》、《大涅盘经》。
中国北凉昙无谶译。40卷，13品。经中说佛身常住不灭，涅盘常乐我净;宣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思想。为大乘佛教前期作品，约于2～3世纪时成书。晋宋时对中国佛学界影响很大，为涅盘学派的本据经典。
《涅盘经》-作品版容
此经多次汉译，已佚之本子为支娄迦谶译《梵般泥洹经》2卷，三国魏安法贤译《大般涅盘经》2卷及吴支谦译《大般泥洹经》2卷。现存异译本有东晋法显和佛陀跋陀罗译《大般泥洹经》6卷，约当昙无谶译本之前10卷;另有南朝宋慧严、慧观与谢灵运依昙无谶本，对照法显译本，润文改卷的南本涅盘。注疏本颇多，重要者有世亲著《涅盘论》1卷;真谛译《涅盘经本有今无偈论》1卷;梁宝亮撰《大般涅盘经集解》71卷;慧远撰《涅盘经义记》10卷;吉藏撰《涅盘经游意》1卷;灌顶撰《涅盘经疏》33卷等。
《涅盘经》-木刻《涅盘经》稀有文物
化城寺的木刻《涅盘经》为什么是稀有文物?
九华山化城寺是唐至德二年 (757年)，青阳人诸葛节为金地藏而建。前后四进，最后一进为藏经楼，内藏万历皇帝敕赐的木刻《涅盘经》，共6777卷。据说此经古本目前国内仅存两部，确属稀有文物。
《涅盘经》是《大涅盘经》的简称，东晋僧人南北朝昙无谶译。中心内容讲佛身常在，涅桀常乐，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大乘思想。译本传人中国后，有的将其视作佛说的最高阶段。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至兜率天亲为其母摩耶夫人讲解此经。由于《涅盘经》的崇高地位，讲习此经之风盛极一时。梁武帝萧衍亲讲此经，著《涅盘讲疏》、《涅椠丈疏》等：并撰《断酒肉文》，为汉地僧尼素食著述之始。
《涅盘经》-《涅槃经》与禅宗思想
中国禅宗思想的两大重要源头是般若思想和涅槃思想。般若之学自东汉传入东土以来，译经事业蓬勃发展，随着般若类经典的旧译臻于完善，经义研究的热潮也随之掀起，晋宋之际讲解般若蔚然成风。最能体现般若特色的佛经是《心经》、《金刚经》，它破除外相、破除非相，乃至于破除“佛法”，以臻于无住生心的境界。禅门在传灯接棒之时，以之作为无上法宝。慧能因听诵《金刚经》而出家求法，后来得五祖亲授《金刚经》要旨而豁然见性，成为禅宗六祖，可见般若思想对禅宗影响之巨。但是，般若类经典讲空固然能使人生起对俗界的厌弃，却难免使人生的追求与期望无所栖泊，而生起茫然失落之感。因此在“色即是空”的后面，还必须下一转语，这就是“空即是色”。
涅槃之学正是侧重于妙有的理论。从大乘思想的发展看，《涅槃经》出现在般若、法华、华严等大品类经之后，也就是说，大乘“空”的思想出现在前，大乘“有”的思想出现在后，从真空到妙有是大乘佛教发展的两个阶段。《涅槃经》是阐释妙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经典，由于此“有”不是对立的现象之有，故称“妙有”。虽然般若明无我，涅槃示真我，般若述凡夫四大假和合，涅槃说一切众生有佛性，二说似多相矛盾，然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般若》、《涅槃》，经虽非一，理无二致。《般若》破斥执相，《涅槃》扫除八倒。《般若》之遮诠，即以表《涅槃》之真际。明乎《般若》实相义者，始可与言《涅槃》佛性义。” 正是般若“真空”与涅槃“妙有”的完美融合，才使佛法成为圆满的体系。
《涅槃经》全称《大般涅槃经》，是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典之一。《大般涅槃经》，40卷，北凉昙无谶译，大正藏第12册。本书所论即主要依据此本。 “大般涅槃”是本经特别彰显的名相，它含具法身、般若、解脱的佛之三德，代表着大乘佛教的真实理想。从经文中看，大般涅槃是渊深如海的大寂禅定，如同夏日般光明璀璨，绝对永恒无有变易，怜爱众生犹如父母，济度痴迷出离生死，不生不灭无穷无尽，是超出世俗的宁静、光明、永恒、慈慧、超越的解脱的境界。《涅槃经》经于北凉玄始十年421由昙无谶译出，现编为40卷。由于它的来源和内容都比较复杂，有的学者考证它曾经有过大约七次或八次的增编，以致于在内容上甚至是在涅槃的定义上都产生了矛盾;有的学者甚至推测它并非出于一时一地一个教派之手，而可能是曾经分别流传于我国广大西北地区的多种小本经的合本。
《涅槃经》中如来藏学说中蕴含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皆得成佛、涅槃具常乐我净四德等旗帜鲜明震聋发聩的主张，以及对本心迷失的哲学思索、中道思想、涅槃境界，成为禅宗思想的灵性源头。禅宗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深受涅槃妙有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生命体悟。作为禅宗思想、禅悟思维载体的禅宗诗歌，通过生动形象的吟咏，创造出流漾着涅槃慧光的文学意象，构成了一幅幅彰显着涅槃诗思的意境。《涅槃经》通过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为中国禅林诗苑增添了高华深邃、灵动空明的篇章。
《涅盘经》-《涅槃经》与禅宗的本心论
所有的佛教经典都探讨心性的问题。《涅槃经》以佛性作为宗旨，已成佛教学者的共识，如延寿即明确宣称：“《维摩经》以‘不思议’为宗，《金刚经》以‘无住’为宗，《华严经》以‘法界’为宗，《涅槃经》以‘佛性’为宗。” 《宗镜录》卷2《涅槃经》里有一则非常著名的盲人摸象喻。经文说，国王令大臣牵来一象让众盲人扪摸，众盲人摸象后都自以为知道大象的形状，“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在这则譬喻中，“王喻如来正遍知也，臣喻方等《大涅槃经》，象喻佛性，盲喻一切无明众生”卷32。本章随文注括号内只标卷数不另注出处者，均出于北本《涅槃经》。 经文以众盲各执一词，比喻将色、受、想、行、识、有我当作是佛性的观点。可见《涅槃经》的佛性说并不容易为浅根钝机者所理解，但这并不妨碍其佛性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涅槃经》的佛性思想有两个最为鲜明的旗帜，这就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人亦能成佛”。
1.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涅槃经》最为响亮的口号。从思想史的传承来看，它与小乘佛教的“心性”说有一定的联系。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有一则著名的命题“心性本净，客尘所染”，指出解脱之道就在于去除客尘烦恼的污染，以彰显出本来清净的心性。这种主张为中国早期禅法所接受，在相应的禅法著作中有所反映，如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即把“客尘所染”改成了“客尘所障”， 《大方等大集经》卷13：“一切众生心本性，清净无秽如虚空……以客烦恼障覆故，是故不得于解脱。”大正藏第13册。 按照这种说法，众生成佛的最终依据，就在于人人都有一个本性无瑕的净心，即清净心性。《涅槃经》把 “心性”改成了“佛性”，在成佛之路上，完全继承了《大集经》的同类观点。
虽然许多大乘经典都奢谈“见性”，而明确地宣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却只有《涅槃经》。经中有六十余处反复宣讲此义，从而使它成为贯穿终始、激荡回旋的主旋律：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断无量亿诸烦恼结，即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卷7
我性及佛性，无二无差别。卷8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众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卷9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法众僧无有差别。卷21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卷27
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理论渊源，来源于众生本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如来藏”是《楞伽经》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意谓如来处在胎藏之中，是“佛性”的别名。“如来藏”思想突出一切众生生来具有清净的如来法身，因受“无始”以来 “虚伪恶习”的熏染，被“客尘”烦恼所障蔽，从而使“如来藏”变成了“识藏”，变成了能够直接派生出世上一切的总基因阿赖耶识，而佛法修证，就是要将“识藏”再度转变为清净的“如来藏”。《如来藏》等经设立九种譬喻来象征如来藏： 1如青莲花在泥水中未出泥，人无贵者。2如贫女而怀圣胎。3如大价宝，垢衣所缠。4如摩尼珠落在深厕。5如真金像弊衣所覆。6 如庵罗树华实未开。7如稻米在壳中。8如金在矿。9如像在模。九种譬喻生动地说明了“尘中有佛身”之义《宗镜录》卷14。“如来藏” 思想的逻辑发展即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为了阐明这种观点，《涅槃经》设立了贫女宝藏、力士额珠等生动的譬喻：
善男子，如贫女人舍内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无有知者。时有异人，善知方便，语贫女人：“我今雇汝，汝可为我芸除草秽。”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后乃当速为汝作。”……是人即于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见已，心生欢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卷7
善男子，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间有金刚珠。与余力士较力相扑，而彼力士以头抵触其额上，珠寻没肤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处有疮，即命良医欲自疗治。时有明医善知方药，即知是疮因珠入体，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时良医寻问力士：“卿额上珠为何所在?”力士惊答大师医王：“我额上珠乃无去耶?是珠今者为何所在?将非幻化?”忧愁啼哭。是时良医慰喻力士：“汝今不应生大愁苦。汝因斗时，宝珠入体，今在皮里，影现于外。汝曹斗时，嗔恚毒盛，珠陷入体，故不自知。”卷7
“贫女宝藏”喻旨在说明“一切众生所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如彼贫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见。如来今日普示众生诸觉宝藏，所谓佛性，而诸众生见是事已，心生欢喜，归仰如来。善方便者即是如来，贫女人者即是一切无量众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卷7。“力士额珠”喻旨在说明“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能亲近善知识故，虽有佛性皆不能见，而为贪淫嗔恚愚痴之所覆蔽。……贪淫嗔恚，愚痴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宝珠在体，谓呼失去。……如来如是说诸众生皆有佛性。喻如良医示彼力士金刚宝珠，是诸众生为诸无量亿烦恼等之所覆蔽，不识佛性。若尽烦恼，尔时乃得证知了了，如彼力士于明镜中见其宝珠。” 卷7经文以贫女、力士在异人、医王的帮助下发现舍中宝藏、额上宝珠的生动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观点。众生本有佛性，由于被垢尘烦恼所覆盖，一时之间不能自行发现，好似贫女舍内本来藏有黄金，由于尚未发掘故暂为贫女，发掘出来即成巨富，比喻世人一旦见性即可顿悟成佛;佛性又好似力士额上的宝珠，由于贪淫嗔恚而隐没不见，修行者在大善知识的接引下，将烦恼除尽，即可重见宝珠。这两则譬喻形象生动，立意奇警，深为禅林所喜爱。黄檗在《传心法要》中，举力士额珠之喻告诫学人：“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遂向外求觅，起功用行，依次第证，历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当下无心，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亦无所得。无依无住，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及证道时，只证本心佛。历劫功用，并是虚修。如力士得珠时，只得本额珠，不关向外求觅之力。”黄檗用“本额珠”象征“本心佛”，并提出了本有佛性、顿悟佛性、返求自心等一系列禅修原则。禅宗诗歌对贫女宝藏、力士额珠形诸生动的吟咏：
穷子舍父远逃逝，却于本舍绝知音。贫女宅中无价宝，却将小秤买他金。 《宗镜录》卷9引古德歌
力士曾遗额上珠，搜寻无处几嗟吁。傍人为指珠元在，始觉平生用意粗。 《颂古》卷15大洪邃颂
穷子离开父亲流浪远方，后来到了家中却不敢与父亲相认，这是法华七喻之一，与《涅槃经》贫女宝藏寓意相同。本有无价珍宝而不自知，却用小秤较短论长地购买别人的金子，是贫女没有见性的生动写照;沩山侍奉百丈时，百丈让他拨看炉中是否有火。沩山拨了后说没有，百丈起身深拨，夹出一粒火星，对沩山说：“你说没有，这个呢!”沩山豁然开悟。颂古即咏此公案。公案主旨谓佛性隐于无明烦恼的灰烬之中，参禅悟道，就是拨却无明灰烬，使自性之火熠熠生辉。颂古以力士因良医诊治得见额珠，喻沩山因百丈拨灰得见自性，与公案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涅槃经》论佛性，有“正因”、“缘因”二说。《涅槃经》卷28： “乳中有酪，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欲见佛性，应当观察时节形色。”又同卷： “汝言众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见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以诸因缘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义故，我说二因正因缘因。正因者名为佛性，缘因者发菩提心。以二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石出金。” 乳中有酪性，但乳还不是酪，必须经过由乳而生酥、由生酥而熟酥的提炼过程，才能成为醍醐酪;众生悉有佛性，并不意味着众生都可以见到佛性，就像矿石虽然含有金子，但矿石的本身还不是金子，必须经过冶炼才能产生金子;井中有泉水，但如果没有绳子瓶罐，仍然不能够汲上来饮用。乳中含藏着的酪、矿中含藏着的金、井中含藏着的水，犹如胎胞中含藏着的佛性，是正因佛性;而炼乳、冶矿、汲水，则是使正因佛性得以显发的方便法门，是缘因佛性。“正因”强调佛性的本有，成为鼓励人们去发掘自身固有佛性的理论根据;“缘因”强调佛性的显发须借助一定的因缘，提醒人们注意修行的机缘，注意修行的“方便”法门。二因结合，使《涅槃经》佛性论在思想体系上更加缜密完整。
2.一阐提人亦能成佛
《涅槃经》的另一鲜明旗帜，是“一阐提人亦能成佛”。一阐提人善根断尽，因不具佛性故难以成佛。自从佛教东渐，由汉至晋，中国佛教徒都遵从这种说法。法显6卷本《泥洹经》译出后，仍然断言一阐提不能成佛，阐提无佛性之说遂成为佛教界的流行观点。从北本《涅槃经》的前十卷看，同样有一阐提不得成佛的思想。如《涅槃经》卷4：“一阐提者，云何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卷5：“无信之人，名一阐提。一阐提者，名不可治。”卷7：“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断无量亿诸烦恼结，即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除一阐提。” 卷9：“譬如焦种，虽遇甘雨，百千万劫，终不生芽。芽若生者，亦无是处。一阐提辈，亦复如是。” 根据经文，一阐提断绝善根，不能成佛似已成定谳。但是，在经文的后部分，这种看法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涅槃经》卷20： “一阐提辈分别有二，一者得现在善根，二者得后世善根。”卷27：“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阐提等亦有佛性。一阐提等无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来有故，一阐提等悉有佛性。” 一阐提能够成佛的思想在北本《涅槃经》后分中俯拾皆是，言之凿凿，说明昙无谶后来到西域访求而新增加的后三十卷，在对阐提成佛的看法上与前十卷有着重要区别。经文倡言一阐提虽然断绝善根，却没有断绝佛性，因为善根有内外之分，而佛性则非内非外，非常非无常，所以不断。这是北本《涅槃经》区别于六卷《泥洹》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北本的根本思想所在。虽然北本《涅槃经》在阐提成佛说上存在着矛盾，倡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亦能成佛”则是其主导思想。这种思想在提出之时，曾引起不少人的怀疑：“复有人疑：一阐提人犯四重禁作五逆罪谤方等经，如是等辈有佛性耶无佛性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断。”卷21在《涅槃经》的本文中尚有如此记载，道生在未见北本时力倡阐提亦能成佛之说，就不可避免地一石击起千重浪了。
《涅槃经》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作为回旋激荡的主旋律，作为贯穿终始的纲领，作为迎风招展的大纛。由于它不遗余力的提倡，使得“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亦能成佛”成为本经在佛性论上最显明的特色。对这一主张，中国佛教的天台、三论、贤首、禅宗都予以赞同。但唯识宗除外。唯识宗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因为一切众生的第八识中所含藏的种子不同，有的是人天种子，有的是地狱、畜生种子，有的是缘觉种子，有的是菩萨种子，没有菩萨种子的人就不能成佛。玄奘大师在印度学到了这种理论后，曾对其师戒贤说这种主张中国人不易接受，中国人喜欢的是《涅槃经》所主张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戒贤坚持说唯识宗的理论乃是根本大法，不许有丝毫的更改。玄奘回国后严守师法，其宗遂仅四传而绝。 由此可见《涅槃经》对中华民族巨大的感召力。它揭举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亦能成佛”，犹如迅雷惊霆，在思想史上起着震聋发聩惊伏起蛰的功效。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为禅宗所大力弘扬，成为禅宗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禅宗自创立肇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响亮口号，并进而确立起“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主张：“《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明覆故，不得解脱。佛性者即觉性也，但自觉觉他，觉智明了，则名解脱。” 《第二门破相论》慧能初次参见弘忍时，就以“佛性”思想反驳弘忍讥他不堪作佛：“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坛经·行由品》在《坛经》中，慧能充分继承并发扬了《涅槃经》的佛性思想：“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森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法海本《坛经》禅宗不但认为众生皆具菩提觉性，而且还肯定众生的菩提觉性是原本清净的，只要除去后世累积的污染，便可以顿见清净本性而成正觉。《坛经 ·般若品》：“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 “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坛经·疑问品》：“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传为神会所作的《五更调·南宗赞》云：一更长，如来智慧心中藏。不知自身本是佛，无明障蔽自荒忙。了五蕴，体皆亡。灭六识，不相当。行住坐卧常作意，则知四大是佛堂。
诗意谓如来智慧含藏于心识之中，表现的正是如来藏思想：自身本来是佛，只是由于无明的障蔽才使佛性隐晦不显。只要了达五蕴皆空，不使六识攀缘外境，于日常生活中注意修行，就会发现，原来组成人身的地水火风等四大，就是供奉着佛陀的殿堂!北山信禅师赞叹释迦成道云：
六年冻得眼无光，一见明星雪后霜。担水出山频唤卖，不知江海白茫茫! 《续指月录》卷3
释迦出家，六年苦行，后来在菩提树下坐禅。半夜时分，忽见天空明星闪烁，大彻大悟，解脱成佛。成佛后，随机说法四十九年。此诗前两句描写释迦从苦行到成佛的过程。第三句说释迦成佛后，开始讲经说法，普度众生。深山之泉，清凉甘美，饮之则身心受用。释迦好心好意，从深山担着佛法甘泉到山下叫卖。第四句陡地翻转说，释迦正在热心叫卖之时，忽然发现原来山脚下，竟也有着纯净的江海，白茫茫的一片。释迦固然是佛，芸芸众生又何尝不是天真本然佛!
《涅盘经》-《涅槃经》与禅宗的迷失论
《涅槃经》认为本心之所以由悟而迷，是由于客尘烦恼等无明妄念的盖覆。延寿分析《涅槃经》的迷失论说：“只为佛之知见蕴在众生心，虽然显现而迷者不知。以客尘所覆，妄见所障，虽有如无。似世间宝藏，为物所覆，莫有知者。是以须的示其宝处，令亲得见。遂获其宝，利济无穷。”《宗镜录》卷37 《涅槃经》以奇警的譬喻，睿智的反思，揭示了本心沉迷的缘由，并深刻地影响了禅宗思想。
1.对客尘烦恼的譬喻
《涅槃经》巧譬并引，妙喻纷呈，生动地描绘了客尘烦恼遮覆本心而导致本心的迷失，并揭示了扫除客尘以重现本心的方法：
佛性亦尔，烦恼覆故，众生不见。譬如大海，虽同一咸，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于乳。喻如雪山，虽复成就种种功德，多生诸药，亦有毒草。诸众生身，亦复如是。虽有四大毒蛇之种，其中亦有妙药大王。所谓佛性，非是作法，但为烦恼客尘所覆。……譬如虚空震雷起云，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无雷震，花则不生，亦无名字。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卷8
本则譬喻由大海水味、药草毒草、毒蛇妙药、象牙生花等多种意象组成，宫商迭奏，为禅林激赏，并形诸公案：“问：‘芭蕉无心闻雷发，象牙生花事若何?’ 师云：‘碧落无遮障，通身不昧机。’‘恁么则涅槃真性因师击，万丈龙门不假功?’师云：‘烧尾事作么生?’”《汾阳录》卷上在本则公案中，僧人问如何才能涤尘去妄明心见性，汾阳指出青天广阔，本来现成，人人皆有佛性。僧人执着于此语，认为既然如此，则顿悟成佛如同鲤鱼跃龙门般不须别假功力。为破除学人的迷执，汾阳随说随扫，说纵是佛性本来现成，仍然需要努力修行。没有合适的如雷烧鲤尾般的机缘，仍然难以跃上龙门获得开悟。正觉示众说： “里许含明，半夜月通犀角;其间转动，忽地雷华象牙。”《宏智广录》卷4 以诗意的语言，指出只要不昧清明灵觉之心，即可藉助胜缘究明大事，顿悟成佛。
《涅槃经》形容自性的迷失，还有作茧自缚喻：“烦恼所缠裹，犹如蚕处茧。何有智慧者，而当乐是处?”卷2“如蚕作茧，自生自死，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见佛性故，自造结业，流转生死。”卷27蚕死茧中，喻世人沉迷于欲望，而导致生命本真的沦丧。春蚕结茧自囚，世人以痴迷的欲望营造物质之茧，结果使自己缠缚其中，“听不出声，见不超色，如蚕作茧，自萦自缚。十二时中，无片时快乐，至竟终成废人”《密庵语录》，“向不迁境上，虚受轮回。于无脱法中，自生缠缚。如春蚕作茧，似秋蛾赴灯”《宗镜录序》。各种佛教经典，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这一痼症。《宗镜录》卷42：“《大涅槃经》云：因爱生忧，因爱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法华经》云：诸苦所因，贪欲为本。《净名经》云：从痴有爱，则我病生。” 《涅槃经》还以痴人醉酒象征世人贪恋情欲：“譬如醉人不自觉知，……迷荒淫乱言语放逸，卧粪秽中。时有良师与药令服，服已吐酒，还自忆识，心怀惭愧，深自克责。酒为不善诸恶根本，若能除断，则远众罪。”卷2经文以此象征迷者轮转在生死的大海，“情色所醉贪嗜五欲”，像醉人躺卧在粪秽之中而不自觉知。听闻佛法，如同服饮解酲之药，使醉人吐却烦恼恶酒而神智清醒，获得生命的清明与透脱。
强调“客尘烦恼”是《涅槃经》的一大重点。经文设立浮云遮月喻象征客尘烦恼对自性的障蔽：“又解脱者名曰除却，譬如满月，无诸云翳。解脱亦尔，无诸云翳。无诸云翳，即真解脱。”卷5受此影响，《坛经》中形成了著名的浮云遮月喻。浮云遮月喻，以其形象可感，成为禅林经常揭举的话头。石门彻禅师示众：“一切众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当空，只为浮云翳障，不得显现。” 善昭问：“朗月海云遮不住，舒光直透水精宫时如何?”石门彻说：“石壁山河非障碍，阎浮界外任升腾!”《汾阳录》卷上石门之语，显然是上承《涅槃经》、《坛经》的典型譬喻而来。汾阳的提问，意为烦恼如海上的云雾，遮掩不住自性的晶莹朗月。它舒光耀彩，照得碧海澄明，玲珑剔透。石门的答语更进一层，谓纵有石壁山河，也遮蔽不了通透自在的自性，它超出阎浮世界，清辉遍洒晴空。
与浮云遮月喻相类似的是树皮枯朽喻。《涅槃经》以树皮的枯朽象征烦恼对自性的遮蔽。《涅槃经》卷39：“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如来亦尔，所有陈故，悉已除尽，唯有一切真实法在。” 枯朽的树皮犹如烦恼污垢，如不及时剥除，会使整株树干枯死。修行者努力去除心灵的积垢，灌注灵性的甘泉，就会摧枯拉朽，彰显生命的本真。此喻亦深为禅林所喜爱。药山随侍马祖多年，一日马祖问他对禅境有何体会，药山说：“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五灯》卷5《惟俨》两句以其诗情禅趣，而成为禅林名言，经常被后人所征引。天童颂“国师塔样”公案“云收山瘦秋容多”，万松著语云： “体露金风。”在评唱中又征引天童《针线贯通》“峨峨青山著秋瘦，毛发凋残风骨旧”云：“此亦‘云收山瘦秋容多’，可谓‘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 《从容录》第85则可见“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已成为禅师用来作对参学者达到很高悟境的赞语。万松著语中所引的“体露金风”，也是禅林著名公案，其主旨正是“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 云门云：“体露金风。”《古尊宿》卷14《文偃》雪窦颂云：
问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镞辽空。大野兮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静依熊耳一丛丛。《碧岩录》第27则
在本则公案中，宾主双方均是借树木凋零、金风飒飒的晚秋清景，象征消除烦恼、脱落悟心的清纯心境。树木经秋风吹拂，落叶满地，呈露出绝对的本体，喻相对事相岁岁枯荣，绝对本体亘古不变。禅宗诗歌中，亦多此类吟咏：“林叶纷纷落，乾坤报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驰求?”《五灯》卷18《希明》 林莽的枯叶凋落，显出刚毅挺劲的枝干，即是“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是刊落繁华，返于澄明的“西祖意”。黄庭坚名诗《登快阁》“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所传达的亦是个中三昧：秋山树木萧瑟，叶凋枝落，益显心天辽阔;澄江洁莹如练，波平浪静，倍觉性月清明。《宗镜录》卷13在引述《涅槃经》“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后，还征引一钵和尚歌来作印证，说明延寿已经注意到《一钵歌》与《涅槃经》的关联。《一钵歌》中说：“不生不死真丈夫，无形无相大毗卢。尘劳灭尽真如在，一颗圆明无价珠。”《传灯》卷30《一钵歌》“尘劳灭尽”犹如“皮肤脱落尽”，而“真如在”即是 “唯有一真实”，它就是真实宝贵的心体，是圆陀陀光灿灿的自性。
2.对自性沉迷的譬喻
《涅槃经》形容本心自性的沉迷，还有著名的“执砾为金”、“春池拾砾”、 “认砾为珠”喻，原意是形容执小为大，就伪弃真：
譬如商主遇真宝城，及诸瓦砾而便还家。汝亦如是，值遇宝城，取虚伪物。 卷2
汝等当知先所修习无常苦想，非是真实。譬如春时有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游戏，失琉璃宝，没深水中。是时诸人悉共入水，求觅是宝，竞捉瓦石、草木、沙砾，各各自谓得琉璃珠，欢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时宝珠犹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于是大众乃见宝珠，故在水下，犹如仰观虚空月形。是时众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应如是修习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等，以为实义。如彼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砾而为宝珠。卷2
由于此数喻精警凝练，同样为禅林所乐道。行昌偈云：“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坛经·顿渐品》这是对“春池拾砾”在原义上的运用。对此宗密、延寿等教禅兼通的大德均有精当的阐发。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3：“有我无我异者：空宗以有我为妄，无我为真;性宗以无我为妄，有我为真。故《涅槃经》云：无我者，名为生死;有我者，名为如来。又云：我计无我是颠倒法，乃至广破二乘无常无我之见，如春池执砾为宝，广赞常乐我净而为究竟，乃至云无我法中有真我。”《宗镜录》卷21：“二乘竞执瓦砾，欢喜持出，生灭度想。生实未尽，宁得灭度?生安乐想。所作未办，宁得安隐?” 禅宗运用此喻，形容向外寻求而不知重视内在生命的迷失和谬误，所谓“获真宝于春池之内，拾砾浑非;得本头于古镜之前，狂心顿歇” 《宗镜录序》。禅师往往以截流之语，讥讽学人不知自性真金，却向外寻求瓦砾。《五灯》卷7《慧宗》：“问：‘如何是学人自己本分事?’师曰： ‘抛却真金拾瓦砾作么?’” 而最富禅门特色的，乃是以瓦砾真珠不二表征迷悟不二的禅悟体验，《续古》卷3《佛性泰》：“会则途中受用，拈得瓦砾，尽是真金;不会则世谛流传，纵有真金，翻成瓦砾。” 禅宗将世俗的价值观进行颠倒，遇贵即贱，遇贱即贵，《汾阳录》卷下：“丽水之真金不重，尘途之瓦砾非轻。”《宗镜录》卷2：“执砾而尽成真金，揽草而无非妙药。” 对此禅宗诗歌有精彩的吟咏：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楞伽师资记·慧可》
放下身心如敝帚，拈来瓦砾是黄金。蓦然一下打得着，大地山河一法沉。 《颂古》卷25九峰升颂
暗撒骊珠成瓦砾，闲倾鸩毒是醍醐。冤将恩报灭胡种，举眼无亲真丈夫。 《续古》卷6《或庵体》
昔未厌瓦砾，今岂重金璧?金璧有所重，瓦砾未可掷。瓦砾谓金璧，杀盗应非逆。金璧谓瓦砾，圣贤失踪迹。金璧而金璧，瓦砾而瓦砾。苦乐各平等，法法无假借。《古尊宿》卷30《清远》
慧可偈形象地说明迷时不识自性，不敢勇于承当，将摩尼宝珠看成瓦砾。一旦开悟，就会蓦然发现被自己贱视的瓦砾原来就是无价真珠;九峰升颂系吟咏香严击竹悟道公案，侧重瓦砾的机用。香岩抛瓦砾击竹而开悟，普通的瓦砾便蓦然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或庵体诗则谓宗师接人，遇贱即贵，遇贵即贱，将骊珠作瓦砾，粉碎学人的贵贱心;将鸠毒作醍醐，灭绝学人的分别念。《颂古》卷28枯木成颂鳌山成道公案：“忽然自肯成家业，瓦砾拈来也是珍。”谓得道之时，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与或庵体用意相同，都是赞赏珠砾不二的大机大用。卷7祖印明颂风幡公案：“若还踏着乡关路，瓦砾无妨唤作金。”谓参学者获得风幡妙悟之时，即是回到精神故里，消泯了一切对立观念，珠砾不二，万法圆融。 清远的颂，表达了透彻的禅学感悟：从平等性来说，既不厌瓦砾亦不重金璧，砾金不二，贵贱一如，所谓山即是水，水即是山;从区别性来看，则金璧是金璧，瓦砾是瓦砾，如果视瓦为金，则有瓦砾之性的杀盗之徒就会猖狂横行;如果等金作瓦，则禀持金璧之质的圣贤之辈就会吞声失迹，因此，金璧瓦砾又缁白分明，山只是山，水只是水。瓦砾与金璧，一方面圆融不二“各平等”，一方面又各住自位“无假借”。禅宗通过对《涅槃经》的创造性发挥，使得经文意象内涵在禅悟层面上有了较大的延伸与拓展。
3.“本有今无”偈要旨
《涅槃经》中有一则著名的偈颂，在北本《涅槃经》卷10、卷17、卷27、卷28中四处都曾出现：
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法，无有是处。
此偈的要旨是以世间事物的无常来反衬佛性的恒常。“若世间法本无今有则名无常，譬如瓶等，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故名无常。”卷21师子吼菩萨曾就此问质疑于佛：“若使众生从本已来无菩提心，亦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后方有者，众生佛性亦应如是，本无后有。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应无佛性!” 佛的回答则明确地区分了“心”与佛性的不同：“一切众生实有佛性。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不应而有初发心者。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无常，佛性常故。”卷28由此可见，“本有今无，本无今有”所指称的是世间法，亦即“有法”有为法。《涅槃经》卷17佛对它的多重界定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意旨。如①本有——无量烦恼，今无——大般涅槃;本无——般若波罗蜜，今有 ——诸烦恼结。②本有——父母和合之身，今无——金刚微妙法身;本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今有——四百四病。③本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今无——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本无——本不见佛性，今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④本有——一切法中取著之心，今无——毕竟空定;本无——中道实义，今有——于一切法有著心。既然“本无今有”指称的是有为的世间法，则无为法不在此限： “佛性者非阴界入，非本无今有，非已有还无。”卷27“譬如盲人，不见日月，良医疗之，则便得见。而是日月，非是本无今有。涅槃亦尔，先自有之，非适今也。”卷21此偈的要旨，正如学者所说，“是在解决佛性究竟是常抑是无常的问题，也即是解决涅槃常乐我净的问题，因为佛性是常，才能够获得涅槃的常乐我净，若佛性无常，那还有什么涅槃不涅槃可言，所以这首偈的提出，无异说就是本经一个最重要的所在，换言之，也即是涅槃思想一个最重要的焦点”，“‘本有今无’一偈的主旨，在于否定佛性属有为法所摄，盖因为佛性不属三世有法所摄，故其与‘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如是等物，悉是无常’的意义不同，……此差别即是前者为无常如世间物——有为法摄，后者是常佛性如来——非三世有法所摄”。张曼涛《大般涅槃经中的涅槃思想》，《华冈佛学学报》第3期。 由于此偈为佛陀多次宣说，极其重要，参禅者将它看作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将能否究明它的意旨看作是参禅的先决条件：
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 《传灯》卷28《神会》
禅宗对四出偈的体证，与经文合若符契。庞蕴临终遗戒“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五灯》卷3《庞蕴》，意为将妄念除去，而不可在清净的本心之上填塞妄念。庞蕴所说的“所有”即是指“本有”的烦恼习气，“所无” 是“本来无一物”的清净本心。这是站在经文原意立场上的体证。神会则认为： “本有者，本有佛性。今无者，今无佛性”，“今言无佛性者，为被烦恼盖覆不见，所以言无。‘本无今有’者：‘本无’者，本无烦恼;‘今有’者，今日具有烦恼。”神会所理解的佛性“本有”，深契《涅槃经》佛性“始有”观念;而神会的“今无”今无佛性则相当于《涅槃经》的“本有今无偈”中的“本有” 本有烦恼。神会将经文“本有”烦恼的原旨阐发为“本有”佛性，与经文 “今无”佛性相回应，使《涅槃经》偈语本有烦恼今无佛性、本无佛性今有烦恼这种在迷失论层面的同义回环，拓展为本有佛性、烦恼盖覆、去尘见性的重重递进，从而使得这首著名的经偈涵盖了本心论本有佛性、迷失论烦恼盖覆，并潜蕴着开悟论、境界论去除烦恼明心见性的方法和明心见性的境界的禅学感悟，是对经文意旨的创造性拓展。
《涅盘经》-《涅槃经》与禅宗的开悟论
《涅槃经》的开悟论也很有特色，经文以警拔的文句，描绘了人生无常，使人悚然生起求取解脱的意念。《涅槃经》提出了“防六贼”、“龟藏六”、“牧牛”、“调象”等渐修之门。但《涅槃经》更注重一念成佛不落言筌的顿悟，提出了圆融通达的语言观，应病与药的对治门，以及超越对立的不二门。凡此，都成为禅宗思想的灵性源头。特别是禅宗对《涅槃经》常与无常的创造性体证，使得《涅槃经》与禅宗思想在更深的层面交汇摩荡。
1.对生死无常的譬喻
为了警醒世人生起修行解脱之念，《涅槃经》以一幅幅惨戚的画面，描摹了有为法无常迁变的惨烈图景，从而使人生起对无为法的涅槃之常的追求与向往：
是身不坚，犹如芦苇、伊兰、水泡、芭蕉之树。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瀑水、幻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是身易坏，犹如河岸临峻大树。是身不久，当为狐狼、鸱枭、雕鹫、乌鹊、饿狗之所食啖。谁有智者当乐此身?…… 是故当舍如弃涕唾。卷1
当观是身，犹如芭蕉、热时之炎、水泡幻化、乾闼婆城、器电光，亦如画水、临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织经尽，如碓上下。当观诸行犹杂毒食，有为之法多诸过患。卷2
在《涅槃经》看来，生死是众苦的根本，人生百年如同一瞬，如江水东流不暂回，如残照西山色渐暗，如击石时闪现的火花，如过隙时奔逸的白马，如风中摇曳的灯火，如草际闪烁的露珠，如生长在危崖的树木，如飘逝过眼前的电光。站在无常的立场上来观看这一切，会发现生命分分秒秒都在流逝凋枯：“犹如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势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牵牛羊诣于屠所!” 卷38世间有为法，皆从因缘生。既从因缘生，复从因缘灭。经文对无常的描述，正是为了使人对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生起厌离舍弃之感，从而趣向佛法，证得生命的永恒。
《涅槃经》对生命无常的描述，有著名的“箧蛇”喻。经文以筐箧比喻人身，以四毒蛇比喻组成人身的地、水、火、风四大。四蛇窥伺到人懈怠之时，吐气啮咬，伤害人命。四蛇中只要有一蛇嗔恨都可致人于死地：“是四毒蛇虽同一处，四心各异。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虽同一处，性各别异。”卷23禅林歌吟，常常化用其意，以自警自励：“身如水上沫，命似当风烛。当须慎四蛇，持心舍三毒!”《庞居士语录》卷中“慎四蛇”是使人当心无常的侵害。正觉之颂，则主张于肉质生命坏灭之时，体证空旷澄明的悟境：“四蛇箧坏，六贼家破，空空空处露裸裸。只将者个参一生，还以一生参者个。”《宏智广录》卷7无常的世人犹如盲龟在生死之海沉浮，故《涅槃经》设立了盲龟值木孔喻，以提示在短暂的'人生中值遇佛法的难得：“生世为人难，值佛世亦难。犹如大海中，盲龟遇浮孔。”卷2“清净法宝。难得见闻，我今已闻，犹如盲龟值浮木孔。”卷23此喻以其形象精警，而为禅林所广泛使用。如《五灯》卷18《坦然》：“生死海广，劫殚罔通。得遇本分宗师，以三要印子，验定其法，实谓盲龟值浮木孔耳。”《雪峰录》卷下：“佛法难逢，犹盲龟值木，似纤芥授针。”《宗镜录》卷26：“圆宗罕遇，若芥子投于针锋;正法难闻，犹盲龟值于木孔。” 禅诗化用此意，用鲜明的意象摹写师家接引学人的情境： “曾向沧溟下浮木，夜涛相共接盲龟。”《碧岩录》第19则人生无常，正法难闻。在无常的人生中得到明眼宗师的接引，参透无常之理，即可获得超越质碍的自由通脱。
《涅槃经》的无常观念，为禅宗思想所广泛汲取。但是，这种汲取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富有创造力的继承。禅宗对《涅槃经》无常观有着独特的体验：
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坛经·顿渐品》
慧能认为，不变的常是死常，变化的常才是真常，所以佛性无常恰恰深刻地阐述了佛性真常的道理。无常是佛性的一种作用，常也是佛性的一种作用，因此不能执着于一边。“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种种无常实际上就是常，一切法都是常。一切善恶诸法全是佛性，我们的语言、行为全是佛性。如果认为除此以外还另有一个常，另有一个佛性要修，那就永远解脱不了。无常中有常，一切都在变化，而这个一切都在变化的本身并没有变。离开了无常就没有常，不能只看到变而看不到不变;也不能只看到不变而看不到变。把常与无常对立起来是偏见。要深入体证佛性，就必须超越分别思维。佛性超越了常与无常，超越了分别思量。
慧能的另一弟子志道对《涅槃经》的疑惑也与常无常相关。志道说自己出家后，研读《涅槃经》已十载有余，仍然不明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的要义，因为根据自己的理解，一切众生都有二种身，一是色身，一是法身。色身变化，有生有死;法身永恒，没有意识也没有感觉。然而经文说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讲的到底是哪个身寂灭，哪个身享乐?如果说是色身，色身在毁灭的时候，组成它的地水火风四大都分散了，只有痛苦，不能把这种苦说成是极乐;如果说是法身寂灭，那就和草木瓦石一样毫无知觉，谁又能享受极乐?另外，事物的本性也就是生灭变化的本体，生就是从本体中产生出现象和作用，灭就是现象或作用返回本体。如果有再生，就不断在生死之中循环;如果没有再生，就永远归于寂灭，岂不又与草木瓦石相同。人被无生无死的涅槃所束缚，连再生都不可能，还有何极乐可言?六祖听了，斥之为外道断常邪见，指出在肉体色身之外还另有一个法身的看法，是脱离了生死而追求涅槃，这种观点推断涅槃是永恒极乐的，主张有一个享受永恒极乐的身体，这是执着于生死，沉溺于世俗快乐的表现。慧能指出，愚昧之人认为五蕴聚合构成了人的自体实相，错误地分别外在的现象，贪生恶死，不懂得这一切都如同梦中幻影，反而把永恒极乐的涅槃视为苦的表现，终生追求长生的乐趣。佛出于怜悯这些愚人的缘故，才讲涅槃是真正的快乐，于刹那之间无生无灭，也没有无生无灭的涅槃现象，这就是寂灭的显现。而在寂灭显现的时候，又觉察不到它的踪影，这才是永恒的极乐。这种极乐既没有可以享受者，也没有不可以享受者，哪里又有一体五蕴的名称?说涅槃禁止和降伏了一切事物，使这些事物不能再生，是诋毁佛法之言。为了进一步破除志道的边见，六祖吟诵一偈：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外现众色象，一一音声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坛经· 机缘品》
志道闻偈，当即大悟。偈文说，至高无上的大涅槃，光明圆满灵然不昧。愚人将它误解为死亡，外道将它错认为断灭。那些只具声闻、缘觉认识水平的人，又认为它不是能通过努力达到的。这都是世俗的偏见，是产生六十二种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都是错误地设立了种种虚假的名称，没有真实的含义。只有具有超常智慧的人，才能懂得涅槃的真理，既不追求涅槃，也不舍弃涅槃。他们知道构成人身的五种物质和精神要素，以及其中作为主宰的“自我”，还有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声音相貌，都毫无例外地是梦中的幻影。不区别凡圣，不执着涅槃的无生无死，就没有生死和轮回。时时顺应各种感官所起的作用，心中又不执着于这些作用。了了洞知一切事物和现象，却又不执着于辨明一切。即便劫火把大海烧干，灾风把须弥山吹倒，这真实、永恒、极乐的寂灭，正是涅槃的表现：
禾山普化忽颠狂，打鼓摇铃戏一场。劫火洞然宜煮茗，岚风大作好乘凉。四蛇同箧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沧海月明何处去，广寒金殿白银床。《五灯》卷16《可遵》
禾山四打鼓，普化摇铃铎，都是游戏人生的典型表征。对于参透生死之人，劫火熊熊燃烧之时，正好从容煮茗;岚风摧山毁岳之际，恰宜快意乘凉。虽然四大毒蛇为害着芦苇般脆弱的人身，禅者却超然于肉体之外，好像在观看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一出戏剧;纵使日月二鼠侵蚀着生命的枯藤，禅者已蝉蜕皮囊，宛然是在欣赏大化流衍的一轴画卷。当肉体灰飞烟灭之时，晶莹自性与宇宙法性合而为一，即可飞升月殿，高卧银床。
《涅槃经》指出，认识色身的无常，要警惕六贼防护六尘。六尘指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等六境。由于它们“能劫一切诸善法故，如六大贼能劫一切人民财宝”卷23，因此又称“六贼”。经文指出，修行者对之须加意防护，否则就会被六贼所驱遣，而丧失禅悟慧命：“却被六贼驱，背却真如智。终日受艰辛，妄想图名利。”《庞居士语录》卷中“不须痴，痴被无明六贼欺。恶业自身心所造，愚迷披却畜生皮。”《善慧录》卷3痴迷是被六贼欺凌的根由，因此必须破除自心的痴迷，才不会为之所欺：“绝三毒永使销亡，闭六贼不令侵扰，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一一成就。” 《第二门破相论》“烧六贼，烁众魔，能摧我山竭爱河。”《传灯》卷30《丹霞》富有禅门本色的是，禅宗既将六尘视为怨贼，也将六尘视为觉悟的原因：“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 《信心铭》这是因为，从空性的立场上看，“六尘本来空寂，凡夫妄生执着。涅槃生死本平，四海阿谁厚薄?”《传灯》卷29《志公》“六尘皆是真宗，万法无非妙理”《宗镜录》卷1。如果以六尘为缚就会羁绊灵性的开展，束缚心灵的自由。了悟六尘本空，则可获得涅槃生死一如、六尘是涅槃之门的感悟，在行住坐卧、色声香味、森罗万象中体验生命的真谛，从而使此岸与彼岸、理想与现实、菩提与烦恼圆融不二，在色声纷纭的现象界中，获得精神生命的充实与自由。
禅宗对《涅槃经》防护六尘的创造性体证，还体现在对待色尘的态度上。《涅槃经》对色欲大张挞伐，视之为洪水猛兽：“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观此爱，凡有九种：一如债有余，二如罗刹女妇，三如妙花茎中有毒蛇缠之，四如恶食性所不便而强食之，五如淫女，六如摩楼迦子，七如疮中息肉，八如暴风，九如彗星”卷13，主张严加防护，以避免毁坏戒体： “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不与彼女人身合，嘲调戏笑，于壁障外遥闻女人璎珞环钏种种诸声，心生爱著，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卷31而禅宗的态度却通脱得多：“异日因四众士女入院，净慧问师曰：‘律中道，隔壁闻钗钏声即名破戒。见睹金银合杂朱紫骈阗，是破戒不是破戒?’师曰：‘好个入路!’”《传灯》卷25《道潜》 与《涅槃经》的收视内敛截然相反。在禅宗看来，只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处发生，随处解脱，则美色不但污毁不了戒体，反而有助于参禅悟道：“但随缘体妙，遇境知心，乃至见色闻声俱能证果，花飞钏动尽可栖神。”《宗镜录》卷43
与“防六贼”相类的《涅槃经》妙喻，还有“龟藏六”等卷1，指将六根收敛深藏，不起攀援逐境之心。此喻以其形象凝练，而为禅林所称引。参禅悟道，即是要使六根内敛，不与六尘相接，这种情境，即是“乌龟水底深藏六” 《古尊宿》卷9《慈照》、“返照自如龟六藏”《宏智广录》卷8。禅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主张“藏六”且泯除“藏六”的意念： “问：‘如龟藏六时如何?’师曰：‘文彩已彰。’曰：‘争奈处处无踪迹。’ 师曰：‘一任拖泥带水。’”《五灯》卷19《元佑》“藏六”固然是高深的境界，但如果执着于此种观念而沾沾自喜，认为这样就如羚羊挂角全无踪迹可寻，仍是拖泥带水缺乏干净利落，尚非彻悟。禅宗还进一步指出，仅仅“藏六” 还不够，因为被动地内敛，一旦遇到诱惑，极可能重新生起攀援之心，从而为野干所啖。只有修行到无纤毫罣碍的地步，才能一了百了，故正觉禅师谆谆告诫： “汝胸中不得着个元字脚。若有余未尽，千生万劫带累汝在。藏六直如龟慎缩，骨头奈有卦文何!有恁么病痛底禅和子，更须是透一遍去。”《宏智广录》卷4
除“防六贼”、“龟藏六”之外，《涅槃经》还用“牧牛”、“调象”来比喻调养心性。佛经常以狂野的牛比喻人心，以牛贪草料象征见取。《涅槃经》说： “良田平正，无诸沙卤恶草株杌，唯悕天雨。言调牛者，喻身口七。良田平正，喻于智慧。除去沙卤恶草株杌，喻除烦恼。”卷2“凡夫之人不摄五根，驰骋五尘，譬如牧牛，不善守护，犯人苗稼。……如善牧者，设牛东西啖他苗稼，则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念慧因缘故，守摄五根，不令驰散。” 卷22“牧牛”之喻，是禅林用来形容调心的典型意象。醉象狂暴，多有杀戾之心，《涅槃经》以之比喻冥顽不灵之心：“譬如醉象，狂?马矣?暴恶，多欲杀害。有调象师，以大铁钩，钩斫其顶，即时调顺，恶心都尽。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贪欲嗔恚愚痴醉故，欲多造恶。诸菩萨等，以闻法钩斫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诸恶心。”卷25禅林沿用此喻，感叹心性未调伏者的迷失：“经年度月，担擎人我。狂象无钩，不能制伏。坏净莲池，图个什么!”《汾阳录》卷上禅宗甚至将之目为众恶之首。“夫散心者，恶中之恶，如无钩醉象蹋坏华池，穴鼻骆驼翻倒负驮。疾于制电，毒逾蛇舌!”《宗镜录》卷44
2.圆融通达的语言观
“防六贼”、“龟藏六”、“牧牛”、“调象”，都是渐修之门。《涅槃经》的开悟论，更注重顿悟成佛。在大乘经典中，《法华经·提婆达多品》龙女发心而成就佛道，《楞伽经》卷4说：“无所有何次!”指出成佛并没有什么次第可说。《华严经》卷10云：“初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涅槃经》卷38说：“发心毕竟二不别”，可见中国佛教，到了隋唐之间，发心顿入佛道，已成多数学者的共识。《涅槃经》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佛教史上宣扬顿悟的范例：“波罗奈国有屠儿，名曰广额。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弗即受八戒，经一日一夜。以是因缘，命终得为北方天王毗沙门子。”卷19此种直截明快的方式，深为注重顿悟的禅宗所激赏：“若顿见真性，即一念成佛。故知利钝不同，迟速在我。”《宗镜录》卷17“一念相应一念成佛，一日相应一日成佛，何须数劫渐渐而修?”同上卷14
一念成佛的顿悟法门，在时间上将历劫苦修化为一念回向，在程式上将复杂繁琐的步骤一扫而空。这在《涅槃经》语言观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涅槃经》中有一则著名的记载，说释尊为太子时所生之子善星比丘，出家后“虽复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义”，终于退失所得之解脱，以生身堕于无间地狱卷33。可见，即使诵读了再多的佛经，如果不能了悟其精髓，也不免沦陷地狱。禅宗清醒地意识到，“善星比丘诵得十二部经，犹自不免轮回，为不见性。善星既如此，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第六门血脉论》。认为与其像善星那样，还不如过随缘适性的生活。 《临济录》：“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狱，大地不容，不如无事休歇去。饥来吃饭，睡来合眼，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缘此，禅宗对玩弄文字概念之徒大张挞伐：“是不是，非不非，是即龙女顿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坠。” 《证道歌》有一种外道，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四句，衍为百义，义寓双关，是非两可，以致于以不是为是，不非为非，这种概念游戏，徒增无明，损害正见。从是的角度看，法华会上龙女献珠，佛为说法，龙女顿悟无生法忍，疾得解脱;从非的角度看，善星比丘因不解佛经真实之义，妄加揣测，自以为是，反成谤法，而堕于恶道。禅林运用奇特的机法，说明语言文字的不可执着，表征着对《涅槃经》不立文字精髓的深邃领悟。如孚上座即以坐化入灭的方式，表征着《涅槃经》不立文字的精髓。《坛经·机缘品》：慧能听尼诵读《大涅槃经》，即知妙义，遂为其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五灯》卷7《孚上座》：“一日谓尚书曰：‘来日讲一遍大《涅槃经》，报答尚书。’书致斋茶毕，师遂升座。良久，挥尺一下曰：‘如是我闻。’乃召尚书，书应诺。师曰：‘一时佛在。’便乃脱去。”
《涅槃经》中对“仙陀婆”的描述也反映了对不立文字的提倡。古代西印度有盐、铁、马、水等四种名产。当时有一个国王，国王有一个非常乖巧伶俐的大臣。国王如果需要四种名产中任何一物，只须呼“仙陀婆，仙陀婆”，该大臣即知国王索求何物。经文以此说明“如来微密之教难可得知，唯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佛法，非是世间凡夫品类所能信也”卷9。禅林沿用此意，用“仙陀”、 “仙陀客”、“仙陀婆”形容能自在契入师家机法，通过语默动静即能正确判断对方所要表达意旨的禅客或弟子。“仙陀婆事行行办，舜若多身处处宜”《宏智广录》卷8，系在本意上运用此典。禅林更习用“仙陀”象征领会语言未发之前的意旨：
文殊白槌报众知，法王法令合如斯。会中若有仙陀客，不待眉间毫相辉。 《古尊宿》卷39《光祚》
世尊升座，大众云集，文殊白槌说“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所谓“如是”，即是如其本然。既然如其本然，任何言说都是对它的污染，因此世尊下座，不再说法。光祚颂古谓法会之上如果有根性颖悟的禅客，不必等到佛陀眉间放光滔滔说法，即能领悟佛陀的意旨，正所谓“谁是仙陀?未言先领!” 《圆悟录》卷20雪窦颂古则在此基础上翻转一层：“列圣丛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会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碧岩录》第92则。《古尊宿》卷28《清远》：“遍界不藏全体露，丝毫有见事还差。会中谁是仙陀客?不动纤尘便到家。真实到家之者，得意忘言。伶俜在外之人，随情起解。情解既起，名相是兴。言意两忘，十方咸畅。” 仙陀客得意忘言，根本用不着举扬纤毫语言的尘埃。
《涅槃经》摒弃语言文字，但经文自身却洋洋洒洒，雄奇奔放，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并且妙喻层出，如黄钟大吕，宫商迭奏，这与其摒弃语言文字的主张并不相悖。《涅槃经》虽多立巧比妙譬，却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譬喻的局限性，提出“以非喻为喻”、“遍喻非真实”的观点，提示学人在领会譬喻之旨的同时，要见月忘指，不可粘着于语言文字：“如来有时以因缘故，引彼虚空以喻解脱，如是解脱即是如来。真解脱者一切人天无能为匹，而此虚空实非其喻。为化众生故以虚空非喻为喻。……非喻者，如无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缘故可得引喻。如经中说面貌端正犹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满月不得即同于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脱，为化众生故作喻耳，以诸譬喻，知诸法性皆亦如是。”卷5“云何遍喻?……凡所引喻不必尽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复全取。……譬如有人初不见乳转，问他言乳为何类，彼人答言如水、蜜、贝。水则湿相，蜜则甜相，贝则色相。虽引三喻，未即乳实。”卷29这是相当通达圆融的语言观。作为对精彩譬喻的反拨，《涅槃经》以悟为准则，提出了著名的“粗言及软语，皆归第一义”：
诸佛常软语，为众故说粗。粗语及软语，皆归第一义。《涅槃经》卷20。按禅宗典籍引此二句时，常作“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参《正法眼藏》卷3之下、《五灯》卷13《文邃》、卷19《法泰》、《古尊宿》卷25《守芝》、卷28《清远》、《续古》卷2《真歇了》、卷3《佛性泰》等。
之所以“粗言”、“软语”皆归第一义，是因为“种种声教，若微若著，若权若实，皆为佛道而作筌蹄”《宗镜录》卷29。禅宗发挥此义，极富活力与生机。《五灯》卷13《文邃》：文邃禅师与道士论义，道士立义曰： “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文邃说：“道士是佛家奴。”道士曰：“太粗生!” 师曰：“第一义何在?”道士无语。 洞明个中三昧，即可获得应机说法的透脱与自由，信手拈来触处春：“开口有时非，开口有时是。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释迦老子碗鸣声，达摩西来屎臭气。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 《五灯》卷19《法泰》“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三家村里老婆，恶口厮骂，秽语厮争，尽是面门放光，助佛扬化。”《续古》卷2《真歇了》 但如果将这种机法运用得过了头，则又陷于新的执着，对此仍然要予以拂除。有僧问投子：“一切声是佛声，是不?”投子云：“是。”僧云：“和尚莫屎沸碗鸣声。”投子便打。僧又问：“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否?”子云： “是。”僧云：“唤和尚作头驴，得么?”投子便打《五灯》卷5《大同》。投子的举措，旨在打破文字执着等一切计较分别。僧人举出“一切声是佛声” 及《大涅槃经》“粗言及软语，皆归第一义”二句，问其义对错，投子均予肯定的答复，是拈提“即文字之平等一味之禅”之旨。其僧执着文字，堕于恶平等的见解，乃以屎沸、碗鸣声亦是佛声，呼和尚为一头驴亦归第一义来反问投子，投子遂予一打，以使他放下偏执。
3.应病与药的对治门
《涅槃经》尤其注重对治之门。所谓对治，意为否定、遮遣，指以道断除烦恼等。佛教四悉檀之一即是对治悉檀，指佛随应众生之心病，而以法药对治众生各自的烦恼恶业，亦即应病与药，如为破贪欲而说不净观，为破嗔恚而说慈悲观，为破常见而说空教，为破断见而说有门。经文说：“深乐观察诸对治门。所谓苦乐、常无常、净不净、我无我、实不实、……为无为、断不断、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乐观察如是等法对治之门。”卷1“为计常者说无常想;计乐想者为说苦想;计我想者说无我想;计净想者说不净想。”卷4《涅槃经》的对治门和《维摩经》不二法门，深刻影响了禅悟思维，慧能在《坛经》中即提出了著名的“三十六对”理论。禅宗充分运用这一法门，用真实对虚妄，用非心对即心，用彼岸对此岸，用静寂对躁动，用清醒对昏沉：“为有妄故，将真对妄。推穷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总是假名，二事对治，都无实体” 《传灯》卷5《本净》，“即心即佛，是无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药病对治句”同上卷7《自在》，“此岸与彼岸，是相待对治之说”同上卷13《宗密》，“对治者，以寂寂治缘虑，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药，对彼二病，故名对治”《永嘉集》。但是，纵使对这个微妙法门本身，也不能执着，一旦执着，又会成为心病。所谓本自无缚，不用求解，因此禅宗又说“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传灯》卷6《慧海》，“分别凡圣，烦恼转盛。计较乖常，求真背正。双泯对治，湛然明净”同上卷30《法融》，“如来为有心者说有生死，菩提对烦恼得名，涅槃者对生死得名，此皆对治之法。若无心可得，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乃至生死涅槃亦不可得”《无心论》。
对治法门注重接机方法，《涅槃经》提倡“应病与药”的机法。经文以医师对症施药，喻佛菩萨等顺应所对之根机而说法。禅宗师家接引学人时“皆应病与药，随根悟入者，不可胜纪”《五灯》卷10《文益》，“善知识者观机设教，应病与药成就众生，种种方便亦复如是”《古尊宿》卷44《克文》，“佛子之心，无非利乐。众生界中，应病与药。或呈佛手，或出驴脚。我宗赫然，莫错莫错”。同上卷45《克文》一大藏教、五家七宗的门庭施设都可以看作是应病与药，《碧岩录》第87则：“世尊四十九年，三百余会，应机设教，皆是应病与药。”《慈明四家录·慈明圆》：“诸佛出世，善巧多方。一大藏教，应病与药。”
这种应病与药的机法，也好像“黄叶止啼”。《涅槃经》说，如来见众生欲造诸恶时，就为他们说三十三天之常乐我净，使闻者心生喜乐而勤作善业，断止其恶。然此实乃生死，属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言“常乐我净”者，是如来为度化众生的方便言说，就好像婴儿啼哭时，父母用杨树的黄叶当作金子给小儿，让他停止啼哭。然而黄叶并不是真金，只不过是父母的方便设引卷20。
对这种机法，禅宗尤为欣赏。禅师在上堂时，提醒参学者自悟自肯，而不可粘着于语言：“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顾，莫记吾言。汝无始劫来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难顿拔，所以假设方便，夺汝粗识，如将黄叶止啼。”《传灯》卷11《慧寂》“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如将黄叶为金止小儿啼，决定不实。若有实得，非我宗门下客，且与你本体有甚交涉。”《古尊宿》卷2《希运》 晦堂禅师甚至将全部佛教理论都视为黄叶止啼：“祖师西来，只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乃至三乘十二分教，如将黄叶作金钱，权止小儿啼哭。” 《黄龙四家录·晦堂心》庞蕴的诗，形象地描摹出未明本心者欣乐听闻方便之门，而不睹至理的幼稚可笑：“孙儿正啼哭，母言来与金。捻他黄叶把，便即正声音。”《庞居士语录》卷下僧问：“如何是道，如何是禅?”禅师答云：
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禅。欲识此中意，黄叶止啼钱。《传灯》卷9《公畿》
道本无名，一旦形诸名字，即乖本体;是非相煎熬，即与禅相远。因此，所谓“道”、“禅”，都是黄叶止啼，于不可安立名字的道上，强名之曰道;于无是无非的禅境中，权且名之曰禅。对于觉悟之人来说，“六窗不着闲光景，七处休寻古佛心。放下不行凡圣路，敢将黄叶当黄金?”《续古》卷2《古岩璧》 不住途中，直趣菩提。
4.超越对立的不二门
明心见性的顿悟方法是不二法门。烦恼即涅槃，贪欲即是道，并不是断尽烦恼方可入于涅槃。如果想断烦恼而入于涅槃，必然会为涅槃所缚。只有证得烦恼涅槃一如，才是无缚，才是真正入于涅槃。道生《注维摩诘经》卷2：“既观理得性，使应缚尽泥洹，若必以泥洹为贵而欲取之，即复为泥洹所缚。若不断烦恼即是入泥洹者，是则不见泥洹异于烦恼，则无缚矣。”大正藏第38册。 《涅槃经》深得中道不二的三昧：“明与无明，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卷8
慧能深得此旨，宣称“佛法是不二之法”《坛经·行由品》。在不二法门中，明无明、善恶、我无我等边见皆得到泯除。禅宗将明与无明的无二之性，归结为本心的超越性，如慧能在回答“如何是大乘见解”时说：“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坛经·宣诏品》，“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坛经·忏悔品》，“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二之性，是名实性”《坛经· 顿渐品》。凡此，都深深地烙上了《涅槃经》不二思想的印痕。
《涅槃经》在阐说明与无明不二之理时，有两则著名的譬喻，一是“功德天黑暗女”喻，一是“二鸟”喻。经文以鸳鸯一类的雌雄二鸟，和功德天黑暗女二姊妹，同游而不相离，喻常与无常、苦与乐、空与不空等事理二法，常相即而不离：“是苦、无常、无我等法，亦复如是，不得相离。”卷8对此禅宗的体证是：“世法即如，故皆常住。谓因乖常理，成三界无常。若解无常之实，即无常而成常矣。则常与无常，二理不偏。故《涅槃经》况之二鸟，飞止同居。今于道场，证知一切世间无常，即真常理。”《宗镜录》卷7
在后则譬喻中，佛告诉迦叶说，有位女子想进入长者的房舍，她端正美艳，身上缀着璎珞，自称是功德大天，所至之处，能变现出种种珍宝。主人听罢心生欣喜，燃香散花供养，恭敬礼拜。此时门外又来一女，容颜丑陋，衣衫褴褛，皮肤皴裂，自称是黑暗之女，所至之处能使其家所有财宝损毁。主人听罢，严词以拒。其女称屋中那位美女即是其姊，与自己一起进止，如果不让自己进入，其姊也不可逗留。主人询问美少女，美少女说确实如此，两人一起进止，所至之处， “我常作好，彼常作恶;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爱我者，亦应爱彼”。主人说，既然有这样的好恶之事，我一个都不要。二女又相随至一贫家，贫人心生欢喜，迎请入内。经文以此说明“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愿生天，以生当有老病死故。是以俱弃，曾无爱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过患，是故贪受生死二法”卷12。这段绘声绘色情理丰赡的经文，深为禅宗所激赏。“不敬功德天，不忌黑暗女”成为禅宗超越相对观念的响亮口号。禅宗运用此典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趣：
1不思善不思恶。“一念心清净，佛居魔王殿。一念恶心生，魔王居佛殿。……老僧恁么举了，只恐你诸人见兔放鹰，刻舟求剑。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五灯》卷12《继成》
2不断妄不求真。“问：‘承古有言真心妄心是如何?’师曰：‘是立真显妄。’曰：‘如何是真心?’师曰：‘不杂食。’曰：‘如何是妄心?’师曰：‘攀缘起倒是。’曰：‘离此二途，如何是学人本体?’师曰：‘本体不离。’ 曰：‘为什么不离?’师曰：‘不敬功德天，谁嫌黑暗女?’”禅林颂不敬功德天不嫌黑暗女：“是真是妄，披金择沙。同门出入，宿世冤家。”《颂古》卷27方庵显颂
3不落有为不落无为。“上堂：‘有一人朝看《华严》，暮观《般若》，昼夜精勤，无有暂暇。有一人不参禅，不论义，把个破席日里睡。于是二人同到黄龙，一人有为，一人无为。安下那一个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五灯》卷17《慧南》
4随缘任运的平常心。“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毕竟如何?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续古》卷4《山堂洵》“水牯牛饱卧斜阳，担板汉清贫长乐。粥足饭足，俯仰随时。……山家活计，淡薄长情。不敬功德天，谁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五灯》卷20《道颜》 “寒时向火坐，火本实无烟。不忌黑暗女，不求功德天。”《庞居士语录》卷中
《涅槃经》运用中道不二法门，提醒学人不可落于断常的对立：“解脱亦尔，不可说色及以非色，不可说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则不得有常乐我净;若言不空，谁受是常乐我净者?以是义故，不可说空及以不空。”卷5“修一切法常者堕于断见，修一切法断者堕于常见。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后足，修常断者亦复如是。”卷8断常二见，是外道偏见。外道的各种恶见虽有多种，总起来看皆不出断常二种，因此佛教主张远离断常。禅宗也力倡剿绝断常二见，所谓“修行恐落断常坑”《证道歌》，“劝人天，听了义，直出轮回生死际。当处无心空不生，永弃断常能所地”《汾阳录》卷下。超越断常的禅心，即是圆满光华的大圆镜智：
君不见自心非断亦非常，普在诸方不入方。亦复不依前后际，又复非圆非短长。寂然无生亦无灭，非白非黑非青黄。《善慧录》卷3
对断常二见的破除，使禅者获得如下的禅悟体验：
1超越修证。“‘既无佛可成，和尚还得佛用否?’师曰：‘心尚自无，用从何有。’曰：‘茫然都无，莫落断见否?’师曰：‘本来无见，阿谁道断!’” 《传灯》卷28《慧忠》
2超越有无。“若执本清净、本解脱、自是佛、自是禅道解者，即属自然外道;若执因缘修成证得者，即属因缘外道;执有即属常见外道;执无即属断见外道;执亦有亦无即属边见外道;执非有非无即属空见外道，亦云愚痴外道。” 《古尊宿》卷2《怀海》善慧大士偈云：
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声。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临济录》引
如来境界是超越了三界的涅槃境界，根本没有所谓的形相可言，只不过为避免世人落于断见，遂顺应世间，起了个“如来”的名字，说如来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实际上，有形体相状即非如来，它的真实本体乃是无名无相的本心。 “修行恐落断常坑，其断见者，断灭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着空滞禅寂;常见者，不悟一切法空，执着世间诸有为法，以为究竟也。”《大慧录》卷26 佛教性宗明有，性宗谈空，禅宗则是空有不立的中道。《宗镜录》卷45： “是以若偏执相而成妄，定据性而沉空。今则性相融通，真妄交彻，不堕断常之见，能成无尽之宗。” 禅宗运用金刚般若，随说随扫，说如果执着于不落断常，则这种执着的本身又堕入了新的断常。为了纠此弊端，禅宗对之进行反拨，谓修行者不须畏落断常坑，这就是普智禅师所说的：“佛道皆因何法成?悟心无体荡无明。莫怕落空沉断见，万法皆从此处生。”《宗镜录》卷90
3超越圣凡。“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门，跳出断常坑，不依清净界。”《五灯》卷17《从悦》由此生发出色身法身不二的感悟。《坛经·机缘品》中对“外道断常邪见”、“色身外别有法身”的见解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色身法身不二，遂成禅林共识。《宗镜录》卷98：“若舍生灭断常之见，则心佛现前，顿成佛体。经明若计灵智之心是常，色是败坏无常者，则外道断常之见。”
4超越见闻。“所有见闻，皆堕断常，不成玄妙。”《宗镜录》卷38这种观点导向了禅宗不立文字注重内心体验的方向。禅宗还提出超越断常的方法，这就是用华严的六相十玄来救治。《宗镜录》卷1：“须以六相义该摄，断常之见方消;用十玄门融通，去取之情始绝!”同书卷46：“又若究竟欲免断常边邪之见，须明华严六相义门。” 《华严经》、华严宗的要旨在于圆融，在珠光交映的圆融境中，以断常为代表的一切对立见解都如红炉片雪，消解得无影无踪。
《涅槃经》还以“涂毒鼓”表示剿绝情识的峻烈机法。“涂毒鼓”亦是《涅槃经》中著名的譬喻：“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涂大鼓，于大众中击之发声，虽无心欲闻，闻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横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在在处处诸行众中有闻声者，所有贪欲嗔恚愚痴悉皆灭尽。”卷9此喻同样为禅林称引，禅宗既将佛祖言词视为击涂毒鼓，《圆悟录》卷13：“诸佛密语，正如击涂毒鼓。未拟议前先蹉过，才思量处隔千山。” 也将宗门剿绝情识的接人方法喻为击涂毒鼓。《续古》卷4慈航朴颂：“击涂毒鼓，驾铁牛机。万里不留行，十方俱坐断。” 马祖接引百丈时，震威一喝，使百丈根尘震落，三日耳聋，这种峻烈的机锋，在禅宗看来，如同击涂毒鼓。《圆悟录》卷16： “要会三日耳聋，正如击涂毒鼓，闻者丧身失命。” 禅宗指出，“振涂毒鼓” 的作略，“掣电未足以拟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圆悟录》卷17。禅师在示众时，不无自豪地宣称这种机法的直截痛快：
龙门若为作端午?打动众人涂毒鼓。髑髅破后遣谁闻，鉴觉尽时敢言普。 《古尊宿》卷28《清远》
还如涂毒鼓当轩，一击闻之皆脑裂。无边烦恼悉蠲除，夙业旧殃汤沃雪。 《大慧录》卷16
打动涂毒鼓，使人耳聋脑裂，情识荡尽，意念断绝，使他过去所造的罪业如沸汤沃雪般消除，即可复活自性的妙用，获得普天普地悉真如的体验。
《涅盘经》-《涅槃经》与禅宗的境界论
《涅槃经》的境界论以超越为特性，表征着悟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如来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修。……无有动摇。……非行非灭。……非有非无，非觉非观。……不可睹见，无有相貌。……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说。”卷3禅宗的境界论也以超越为根本精神。禅宗指出，《涅槃经》以“如如”为极则，《从容录》第69则：“南泉问座主：‘《涅槃经》以何为极则?’ 主曰：‘以如如为极则。’泉云：‘唤作如如，早是变也!’” 所谓“如如” 即是万物真实不变的本性，一旦形诸语言，即破坏了其超越性。因此，从第一义说，涅槃的境界是不可言说的禅悟境界。《涅槃经》的境界论，表现为超越无常的涅槃妙有、不即不离的处世禅机、小大一如的空间意识、一切现成的现量境界。凡此，都对禅宗思想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1.超越无常的涅槃妙有
《涅槃经》的境界论，首先表现为对妙有的体证。般若证空，涅槃证有。小乘修行的最基本指导思想是“四念住”，一是观身不净，二是观受是苦，三是观心无常，四是观法无我：众生身不净，但众生认为是净，这是颠倒见;众生所受皆苦，但众生认为有乐，这是颠倒见;众生心行无常，但众生认为有常，这是颠倒见;一切法无我，而众生认为有我，这是颠倒见。这就是众生的净、乐、常、我四颠倒见。而“三法印”就是对治这四颠倒见的。小乘佛教用来判别是不是佛教的“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小乘佛教视世俗世界为 “无常、苦、无我、不净”，认为从无常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出路，是离开世俗世界，灰身灭智。小乘认为，凡是有为法都是无常迁变的，一切法无自性，都是因缘所生，都是空。如果说诸行有常、诸法有我，就是外道。
小乘佛教这种观点受到大乘教派的激烈抨击。按照般若类经典的看法，小乘虽然提出“三法印”，但其对世俗世界和涅槃的理解，仍是以“实有”的认识为基础。而般若类经典认为，假有性空即是实相，实相即是涅槃。但般若类经典的这种观点同样容易使人产生虚幻感，这就有待于涅槃类经典来弥补，《涅槃经》正是为弥补般若空宗把“空”讲过头而建立的一种新体系。《涅槃经》判决本经出自般若波罗蜜，又高于般若波罗蜜。它在般若宣扬一切皆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出世间为“不空”，即“菩提涅槃”亦有常，它可以用法性、法身、如来、般若、菩提、解脱、涅槃等等来表述，与“无常、苦、无我、不净”相对立，是 “常乐我净”。世俗人把世间的“无常、苦、无我、不净”误认为“常乐我净”，这是颠倒的认识，简称“四颠倒”。“二乘人”据此否认有出世间的“常乐我净”，这也是“四颠倒”。《涅槃经》中大力破除这八种颠倒。小乘破世俗有，大乘又破小乘有，建立涅槃真实，《涅槃经》提出“常、乐、我、净”为涅槃的四德，与众生的四颠倒见相对立：达涅槃境之觉悟为永远不变之觉悟，谓之常;其境界无苦而安乐，谓之乐;自由自在，毫无拘束，谓之我;无烦恼染污，谓之净卷23。换言之，“常”即永恒性，是法身的特质;“乐”是超乎世间无常之感官享受的乐，是永恒的精神宁静，是涅槃的性质;“我”是绝对自由的我，是佛如来的性质;“净”是“纯清无染”的大净，是佛性的性质。这是对大乘般若空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本来，在外道学派及正统婆罗门教中也讲常乐我净四义，原始佛教已对其极力反对，大乘佛教也同样反对。本经偏偏又采用此四德之名，这是因为名相虽同，本质却异：“佛教涅槃的常乐我净，即解脱即如来之自体，非离自体另有一常乐我净;外道们则系离自体外而另有一常乐我净之境，或称梵境或称彼岸，此所以彼此大大不同之处。”张曼涛《大般涅槃经中的涅槃思想》，《华冈佛学学报》第2期。
真常即是真我。“我库藏中无如是刀”是《涅槃经》关于真我的一则譬喻。迦叶问佛：“非圣凡夫有众生性皆说有我”，岂不与涅槃四德的“我”相混淆?佛遂设喻说，譬如王子与贫人，相互来往。贫人见王子有一宝刀，心中贪著。王子后来因事带着宝刀流亡他国。贫人在一人家寄宿，梦中惦念宝刀，被拘至王所。贫人自言未曾触摸过宝刀，说起宝刀的形状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国王遂恢复了他的自由，说王室库藏内并无此刀。后来王子回国继位，问诸臣是否见过宝刀，众人都说见过，但没有一个能够说准确：
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出现于世，说我真相。说已舍去，喻如王子持净妙刀逃至他国。凡夫愚人说言一切有我，如彼贫人止宿他舍，呓语刀刀。……如是众生不知我相，喻如诸臣不知刀相。……为断如是诸邪见故，如来示现说于无我，喻如王子语诸臣言：“我库藏中无如是刀。”善男子，今日如来所说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喻如净刀。卷8
经文用“王子持净妙刀逃至他国”，喻菩萨说真我之相后恐人执着故将它舍去;用“诸臣不知刀相”，喻众生不知真我相;以“我库藏中无如是刀”，喻如来为对治诸邪见而说无我;以实有宝刀，喻如来所说真我。禅林喜用“我王库内无如是刀”来作为对知解、言语、各种施设门庭的摒弃，以否定的形式达到对真我、佛性的认识：“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金刚王宝剑、踞地师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许多络索，多少学家抟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库内无如是刀。”《续古》卷3《圆悟勤》“问： ‘离四句，绝百非，请和尚道。’师曰：‘我王库内无如是刀。’”《五灯》卷13《大安省》“知解不消，皆为毒药，尽向生灭中取，真如之中都无此事，故云：我王库内无如是刀。”《古尊宿》卷2《希运》“将此狂解递相沿袭，……苦哉苦哉，我王库中无如是刀。”同上卷40《文悦》可见，《涅槃经》认为如来宣扬“无我”只是权宜之说，“为修空故说言诸法悉无有我” 卷7，实则涅槃具有纯净圆满之三德。《涅槃经》云：
犹如伊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摩醯首罗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点，若别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卷2
悉檀字∴伊字由三点组成，此三点既非纵列，亦非横列，乃呈三角形状，故以譬喻物之不一不异、非前非后。摩醯首罗面上之三目，其状如伊字之三点。伊字三点喻如来之身、般若、解脱等三德。由于此三德具有相即不离之关系，由此三德而成涅槃实义，譬如伊字系由三点组成。此三德任举一德亦即涅槃，一德即具三德。
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作一个概要性的阐述，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便利的了解《坛经》及慧能南宗的禅法特色;同时对《坛经》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也能有所了解。
禅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八大宗之一，如果说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哲学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而记载六祖慧能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六祖坛经》则可说是禅宗的“宗经”。它是禅宗的基本理论阵地，特别是它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离开了《坛经》就无从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难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且《坛经》是中国僧人汗流充栋的佛教著述中唯一的一部被奉为“经”的经典性著作，这些都说明了《坛经》的特殊地位。本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即利用了许多学术界新的观点，对《坛经》的相关问题以及其基本禅法思想、历史地位等作了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
一、围绕《坛经》的相关问题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中，《坛经》为《六祖坛经》的略称，由于它记载了慧能的语录和事迹而成为禅宗神圣的“宗经”。《六祖坛经》曾在中日学术界引起了一阵激烈地争论和研究热潮。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是：《坛经》是怎样形成的;《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版本变化如何;《坛经》与慧能思想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这些都是学术界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所在。以下，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1、《坛经》的形成
中国禅宗的肇始即是众人所熟知的 “灵山微笑”，佛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尊者，因此尊者即为印度禅宗的初祖。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授，传至第二十八代为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即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师，而为中土禅宗之初祖。达摩来中土传禅，又依次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谓东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时称“东山法门”，在此时中国禅宗得到真正的创立。
在五祖弘忍的门下出了两大高足即神秀与慧能，神秀(606——706)主要在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弘扬禅法，时称为北宗。而慧能则主要在南方地区弘法，时称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称。其后慧能南宗的势力不断扩大，最终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并且几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以至于很长时期以来，我们说到禅宗，都是指慧能的南宗。慧能之南宗禅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慧能一生说法的言论，被其门人记录下来，汇集整理而编成《坛经》一书。由于慧能的弟子视慧能如佛,慧能的法语,犹如佛语,慧能在法坛上说的法,因而被称为《六祖坛经》,简称《坛经》。要研究慧能的禅法思想，了解南宗禅《坛经》是必不可少的典籍依据和必须研究的课题。
2、《坛经》的作者
关于《坛经》的作者，中国学者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曾经对《坛经》的作者提出质疑，他认为此经是由慧能的弟子神会或神会一系的人所作。他这种观点立刻掀起将近三四十年来的激烈辩论,战火还从大陆漫延到台湾和日本。民国十五六年,胡适分别从伦敦、巴黎和日本得到一批有关禅宗的史料。两三年后(民国十九年)，胡适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荷泽大师神会传》;[1]另一篇是《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2]这两篇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坛经》的作者不是六祖慧能，而是他的弟子神会禅师!这个结论当然违背了传统的说法——《坛经》是慧能所说，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因此胡适这一观点引起了三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的大论战。很多学者都纷纷批判胡适这一大胆的观点，如钱穆、杨鸿飞、印顺法师等，有关批判胡适这一观点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张漫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和《中国佛教文史论集》二书中。[3]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如，宇井伯寿、铃木大拙、入矢义高、关口真大、柳田圣山等，他们对胡适这一观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肯定或部分地肯定：《坛经》是由慧能口述，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本人也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客观和正确的。
3、有关《坛经》的版本
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列出了《坛经》的十四种不同的版本。[4]宇井伯寿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则列出了《坛经》近二十种。[5]中国学者杨曾文教授在其介绍敦博本《坛经》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坛经》本子更是多达近三十种。[6]不过虽然现存《坛经》本子很多，但绝大部分都不过是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校改传抄本，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日本学者田中良绍曾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约可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7]杜继文等则说：“现已发现的《坛经》分属唐、宋、元三个朝代编订，可以四种类型为代表：一、为法海集本(即敦煌本和敦博本);二、惠昕述本(简称“惠昕本”);三、契嵩改编本(已佚失，或即“德异本”);四、宗宝校编本(简称“宗宝本”)，这四种版本，总体思想倾向是一致的。”[8]郭朋先生也曾指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9]
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如印顺法师、杨曾文教授等认为：在本世纪初所发现的敦煌本之前就有《坛经》流传于世，一般将之称为“坛经祖本”。根据是《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南阳慧忠国师语》中的一段话：
吾此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10]
根据这段话印顺法师作了精辟地说明，他说：“以现存《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这是古人所曾经明白说到的。”[11]不过这个《坛经祖本》或有的称为《坛经原本》，现已不存于世，无从查考，人们只是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本子。下面依据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上所说的五种版本《坛经》，一一加以简单的介绍。
(一)敦煌本：
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是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780年的写本，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被称为“法海集本”。一般认为它是“今日能够见到的最早写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2]这个本子是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卷子中(S5475)发现后影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册。后铃木大拙和公田连太朗又参照日本兴盛寺惠昕本对此作了校订，并将其分为五十七节，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经》。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坛经》本子，同属敦煌系的还有北京图书馆，有子79号(新编号为“北敦8958号”)、冈字48号写本(胶卷编号为“北8042”)、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还有曾藏于旅顺博物馆，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不过只剩存首尾二页照片，原件已佚失，这个版本被称为“关东厅博物馆本”或“旅顺博物馆残本”。另外，同属于敦煌系的《坛经》还有一个“西夏文残卷”，发现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此版本陆续被发现，共12个残页。
在以上诸敦煌系《坛经》本子当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的本子。此本是1935年4月8号，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后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馆，编号为077号。此版本虽与敦煌本为同一个底本的异抄本，同属于敦煌系统的本子，但此版本字迹娟秀，是抄写极为工整，错讹较少的写本，且全本内容完整，更具研究价值。此写本现已有不同的整理本出版，最有名的当推杨曾文教授整理编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此书的问世，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被认为“其意义重大”，因为它“推翻了原有的敦煌本《坛经》是天下孤本的结论”，“敦博本的发现在于，纠正前人对慧能思想的认识，校出新的善本，使人重新考虑同种《坛经》流传的范围和流行时间，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在唐宋之际此种《坛经》相当流行，是代表禅宗的正统思想。”[13]敦博本坛经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坛经》提供了好的、新的资料。
(二)惠昕本
现存的另一个《坛经》本子是僧人惠昕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故一般称为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门。胡适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14]此本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发现的，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
(三)契嵩本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朗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子大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学者们认为，现存一卷十品的契嵩本可能已经不是契嵩改编本的原貌了。[15]此本也有学者将之称为“明藏本”或者“曹溪原本”。
(四)德异本
现存的《坛经》本子，还有一种被称为德异本，此本正文与契嵩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记略有不同。从德异为之所作的序来看，此本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此本在日本有经高丽传入的元祐三年(1316)的刻本，故又被称为“延祐本”。
(五)宗宝本
《坛经》另外的一个本子就是宗宝本，据宗宝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是取当时流行的三种不同的本子校雠而成的。《跋》中说，因见《坛经》“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16]宗宝本与德异本内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宝本前又都有德异的序，因而印顺法师曾认为，宗宝本主要是依据了德异本，其刊行的实际时间也要更晚一些。[17]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德异本有可能是契嵩的再刊本，因而宗宝本所用的底本也有可能是契嵩本。[18]所以宗宝本与德异本实际上都属于契嵩本系统。宗宝本与现存的契嵩本和德异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虽然品目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明清之际的王起隆曾对宗宝本大加攻击，认为它是“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19]但在诸本《坛经》中，宗宝本《坛经》仍然是最为流行的本子，自明代以来，它几乎成为唯一的流通本。
以上各版本的《坛经》，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性，其各种版本之形成，情况也是复杂的，现存各本《坛经》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直线性的联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关系，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对于研究慧能与南宗思想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坛经》与慧能南宗
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关《坛经》的各种观点学术界并不能完全一致，然而《坛经》之后在流传的过程当中虽经过多次修改补充，但仍基本代表着慧能的思想，这却是大家比较共同的看法。从现存各版本《坛经》的字数来看，存在着时间越后内容越多的情况:敦煌本约一万两千字，惠昕本约一万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宝本则都超过了二万字，这证明《坛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不断被修订补充的事实。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如此而把后来《坛经》增加或补充的东西都视为窜改或者伪造。任继愈先生曾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虽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却可以很早。”[20]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晚出来的本子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实。事实上从现存各本《坛经》的内容来看，现存的各种《坛经》本子大致都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慧能自述生平;二是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三慧能平时与弟子之间关于佛法的问答，临终附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各本《坛经》的出入并不是很大，而第三部分，后出来的《坛经》本子在内容上虽然增加了不少，但考之禅宗史中有关慧能及其弟子的记载，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也还是可信的。所以各种不同版本的《坛经》仍基本上代表着慧能的思想，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版本的《坛经》不同的记载中，比较全面的把握慧能的思想，以及慧能思想在南宗发展中的影响，乃至慧能南宗门下的发展和演化。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各种《坛经》的本子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都有阅读和研究的必要。这正如杨曾文教授所说：“《坛经》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是禅宗历史发展的反映。研究禅宗思想和历史演变，各本《坛经》是重要资料。”[21]
二、 《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
《坛经》是了解和研究慧能禅法思想的主要资料，它以凝练的文字比较真实的记载了慧能的禅法思想。本文即主要依据敦煌本和宗宝本坛经，对慧能基本禅法思想作一归纳概括。
(一)佛性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在《坛经》中，慧能有时将佛性称为性、心、心性、本性、自性、法性、真如等，这些词其义相同，都是指佛性。关于佛性首先他认为：
1、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
慧能继承发扬了竺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佛性理论，旗帜鲜明地宣扬“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就明确地表白出来了“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22]这一番不同凡响的回答，强调了佛性人人具有，在成佛面前众生平等。此后慧能在说法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一部《坛经》中表达这一思想的论述也俯拾皆是。
2、自性本来清净
在慧能看来人人所本具有的自心、佛性是本来清净，纤尘不染，就象日月一样，永远明郎，只是由于妄念浮云之所覆盖，才遮盖了清净的本性。如他说：“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23]“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24]这些都说明了自性是本来清净的。
3、自性本来具足，含藏一切万法
《坛经》中说：“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25]“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26]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自心、自性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万法无非是自性中所现之物。所以他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来具足……”。[27]
4、佛性不二
关于佛性，慧能还认为佛性真谛超越万法，不落有形，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即佛性是不二的。如他说：“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经》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为不二。又云：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无二……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28]在慧能看来佛性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的。慧能这种佛性不二的思想，在整个佛教义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佛教心性学说的逻辑起点，只有理解和坚持佛性乃不二之性的原理，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可以说是慧能禅法思想另一大理论来源。在《坛经》中慧能始终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佛性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
在《坛经》中慧能引用了《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维摩诘经》等般若系的经典，如在宗宝本坛经第二〈般若品〉全品便都是在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在《坛经》中慧能非常重视《金刚经》。由于慧能对般若思想的重视，使得他的禅法既干脆、利落，不落阶渐，又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在《坛经》中慧能很多禅法理念都是建立在般若思想下。
1、般若三昧
关于般若三昧慧能在《坛经》中说：“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29]他又说：“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30]而所谓无念，慧能说是“见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偏一切处，也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碍，即是般若三昧。”[31]看来他的般若三昧就是让人于一切时，一切处，用般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无取无著，如此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在慧能看来若人能行此般若三昧，即能入甚深法界，甚至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
2、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本是般若经中所说的18种三昧之一，在《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都明确的说明了它的中道内涵。在《文殊说般若经》中言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32]四祖道信据此就曾非常提倡一行三昧。而慧能则认为所谓一行三昧，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他引用《维摩诘经》中所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33]来说明若但能行于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就名为一行三昧。在这里慧能所说的直心，除了指无谄曲的心之外，还指离分别、妄想、执著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也就是所谓应无所住，于相离相的般若心，用这颗无住、离相的般若心，任心自任，就是行直心，也就是般若三昧。所以慧能接下来说“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34]
3、一相三昧
所谓一相三昧出现在宗宝本《坛经》<付嘱品第十>中说：“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也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詹泊，此名一相三昧。”[35]可见一相三昧也是让修行人无住离相，如果能无住离相，自然能于一切法不取不著，不生憎爱，而能使心性达到安闲恬静，虚融詹泊的境界，这也就是一相三昧的境界。总的来说无论是一行三昧或是一相三昧都是让人无住离相，达到成就菩提妙果的境界。
(三)识心见性，自修自悟
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的重心性转变的禅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中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的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
慧能认为既然自心有佛，自性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应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如此识心见性，自修自悟，自成佛道。在慧能这里，“识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自识本心有佛，本心即佛，强调的是“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36]二、是由了知自心本来清净，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净其心，念念无著，还得本心。后世禅宗一般也用“明心”来表示上述二义。“见性”这个概念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了悟、彻见之义，即自见自心真如本性，自见本性般若之知;二、是显现义，即通过净心、明心而使自心本性显现出来。识心即能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因此从根本上说，识心和见性是一回事，但在这里的“识”与“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见，而是一种证悟，是佛教所特有的“现观”、“亲证”，它是不以任何语言概念或思维形式为中介的直观。在这种“识”与“见”中，没有识与被识，见与被见之区分，它是一种整体的圆融，、是自心、自性的自我观照、自我显现。
在《坛经》中慧能这种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思想也可谓是俯拾皆是。在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他所说的无相忏悔、传自性五分法身、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宝归戒，自性一体三身佛，这些他无不是从自心、自性来加以诠释、说明，让人自悟自修，回归本有的觉性。在他看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37]“众生各须自性自度”，[38]自修自悟，识心见性。
(四)顿悟成佛的禅法思想
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慧能禅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禅宗一脉别开生机。在继承前人思想及禅法的基础上，又自然地提出了他惊世骇俗的宣言：顿悟成佛。慧能禅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其“顿悟成佛”说。关于顿悟，慧能在《谈经》中有许多阐述，如他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悟真如本心。”[39]“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40]“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41]“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42]“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43]
何谓顿悟?所谓顿悟就是于瞬间领悟宇宙实相之理，而实相在众生身上即体现为佛性，众生佛性为烦恼所障而不为众生所见，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也就是反归自身本性，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因此从宗教角度看，慧能顿悟是一种快捷简便的解脱论，通过瞬间觉悟，进入佛的境界，成就解脱;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慧能之顿悟论则又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形式，而实现突发性的飞跃。但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所强调的只是要人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因素“心性”、“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以佛教根本教义为指导，在改变心理，转换观念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升华与飞跃，这即是慧能顿悟成佛论的根本精神。
慧能所谓顿悟成佛，虽然就是指于自心顿现真如佛性，瞬间觉悟，见性成佛，但他更认为所谓顿，乃至与之相应之渐，都是因人而言。并非是指佛法本身有顿渐之分，而之所以说顿说渐，是因为人们认识能力有差异，根性有差异。根性差的觉悟比较慢，需要渐次逼近佛性，而根性锐利的，则可以瞬间觉悟，不假阶渐。由此可见慧能的顿悟是建立在人性的差异之上的，只是因人之根机不同而立的假名施设。如他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顿，迷人渐契，悟人顿修。”[44]
顿悟义虽非慧能始创，但慧能的顿悟说却有其独创之处。他的顿悟思想有以下一些特点：直指人心，顿悟本性;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顿修，不落阶渐;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瞬间完成，完全觉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任性自然。
慧能的这一顿悟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慧能的顿悟是他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其次慧能的顿悟禅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成佛道路，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慧能的顿悟论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
(五)不二的禅法特色
通过对《坛经》的研究，可以发现，慧能在《坛经》中除了大量引用《金刚经》、《般若经》、《涅槃经》、《菩萨戒经》、《观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外，他还特别重视《维摩诘经》，在《坛经》中慧能引用此经计六例之多，原因是此经提出“不二”的观念，慧能受其不二思想的影响，在讲法时，大体上都是以“不二法门”作为中心思想，他的顿教禅法就正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即是佛性”的思想基础上的。
所谓“不二”也就是“无二”，是《维摩诘经》等某些章节所提倡的大乘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行原则。所谓二法是指生灭、垢净、善不善(恶)、断常以及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之类，也称之为“二边”，指互相对立的两方(事物、概念)。而所谓“入不二”或“不二”是既不是此方，又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非常、非善非不善以及一相即是无相、色即是空、无明实性即是明、世间即是出世间等，都是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微妙甚深，不二不等于二，也不等于一，但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是真不二。此不二者乃是离四句，绝百非，而又即四句即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不说一物也不中，此即是般若性空、中道正见，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不二与“中道”、“实相”同义。在《坛经》中的佛性不二、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乃至临终时嘱咐弟子的三科三十六对法等，都体现了慧能的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慧能整个禅法之中的，它就像一把钥匙，如果不明了它，就不能把握慧能思想的纲骨，慧能很重视中道不二法门，它的顿门禅就顿在不二法门上，不二思想在慧能禅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六)无相、无住、无念的禅法特色
在敦煌本《坛经》中慧能曾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45]这里宗、体、本，皆是心要之义，可见这三无思想在慧能禅法中的重要性。
所谓无相，即是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境，更何况实相无相，性体清净，因此若能离一切诸法之相，则本具的法体自然清净，正如《金刚经》中所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46]无住，慧能说乃是人的本性，根据敦煌本《坛经》所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47]可见无住，是要人虽随顺念念迁流不息的心性，但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没有执著、取舍，自然任运，内外不住，去来自由，此即是无住;所谓无念，慧能说，于念而离念，于诸境上心不染著，称为无念。他还说，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这就是无念。因此无念并非是让人百物不思，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念，而强将一切念头予以断绝，他认为若真的一念断绝，就无异成为死人。无念之无，是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也就是对一切万法没有分别取舍。念这是念真如之本性，此念乃是真如本性所发出的一种作用，此念与真如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所以他又说，真如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既是由真如自性所发出之念，因此念非同寻常之念，而是真心、真念。由此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却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无念。慧能的无念强调的是真如佛性的任运发挥，自然作用。在他看来若悟无念法者，能至佛位地，可见无念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与佛性相契合的一种境界。
总的来说无相所强调的是于相而离相，无住所强调的是于念而离念，无念则是真如自性的任运发挥、任运作用。这三无是相互关联的，其着眼点都在于直显心性，让修行者从无相、无住、无念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不假外修，而于自心常起正见，由此自性自得解脱，自得无碍大用。这三无思想体现了曹溪禅全新的禅法特色与修行观，在这三者中，无念又可以说是一个总概念，它不仅是指导坐禅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是修行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七)强调以佛性为戒体的所谓无相戒
关于无相戒在宗宝本坛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但结合敦煌本坛经来看，事实上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就是无相戒的内容。在敦煌本坛经中，开篇就讲慧能在大梵寺为僧俗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所谓无相戒，“无相”，即是让人“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48]那么以无相为戒，即是让人在持戒时不要只执著戒律之相，而要内心清静，于相而离相，这才是大乘佛教上上乘的持戒。在佛教当中，戒可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或分为声闻戒和菩萨戒。佛教导弟子通过持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开起一切诸善之门，所以佛教的戒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由戒而定，由定而慧，在佛教的三学中，戒又居于首要，可见戒律的重要性。
而慧能的无相戒据杨曾文教授说是属于与《梵网经》相关的一种大乘“佛性戒”，慧能在《坛经》中曾两次引用《菩萨戒经》也即《梵网经》云：“戒本源自性清静”，而这句话又出自于《梵网经》的<菩萨心地品之下>，中曰：“吾(按：指佛)今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静”。[49]《梵网经》属于大乘的菩萨戒，慧能所说的无相戒就是指经中所提到的佛性戒，这种戒是以佛性为戒体，故称为佛性戒。
有关佛性戒，在记载北宗神秀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也有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杨教授认为，以佛性为戒体的这种戒，或名“持心戒”，大概是在道信和弘忍时就有了。[50]慧能将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为无相戒，让人在修行持戒时一切立足于心上，强调持戒应该以自心为本。因为此心人人本具，无形无相，不可言说;本来清静，纤尘不染;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不假造作。所以修行者只要自识本心，自修自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于相而离相，而不执著于戒律等种种之相，持而不持，不持而持，这样才是名为大乘菩萨之戒，也才是佛性戒，或名无相戒。
由此可见，慧能的无相戒完全是落实在人的自心自性上，让修行者把向外的追求，转向为向内的自心证悟，从而走向内在的解脱超越之路。所以在《坛经》中，慧能还说：“此事须从自性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51]让人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悟，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就是自度自戒。若果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见自本性，则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52]了，若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还有什么戒律可持，还有什么禅可修?无时不刻都是清静、自在、解脱，这也许就是慧能无相戒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慧能的无相戒是立足于自心、自性，所以在无相戒之后他所提出的皈依自三身佛、四宏誓愿、无相忏悔、自性三皈依戒等都应该是其无相戒的主要内容。它们也都是围绕着自心的觉悟而展开的，都不离自心、自性。慧能这种无相戒，强调戒应以心为本，这与他即心即佛、自修自悟、识心见性乃至于相而离相，无所执著的禅学思想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无相戒也是慧能对传统戒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慧能独特的戒律观。
(八)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
由于慧能提倡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乃至无相、无住、无念，定慧不二等禅法主张，这就使得他的禅法范围扩大，更加生活化、简易化，成佛悟道就在日常行为日用当中，正所谓 “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而不必端身正坐、看心、看净了。在《坛经》中他对北宗神秀看心、看净，直坐不起的禅法提出批评，认为那是病而非禅。对于坐禅慧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很明确地说：“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名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53]而所谓禅定，他说：“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54]由此可见慧能对“坐禅”和“禅定”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说明什么是“坐”、“禅”，他认为于外境无念是名为“坐”，见本性不乱是名为“禅”。其次，他解释什么是“禅”、“定”，他认为对外境没有分别相，离一切相是名为“禅”，在内心不为外境所动，心不乱不动，这就名为“定”。修行者若能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做到如是无念、离相，心不为外境所乱，如如不起心，不动念，于一切不取不著，那么无论是行、住、坐、卧，便无不是禅，无不是定。因此所谓修行办道，所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不是偏重于枯坐冥想，而应活泼的修定，语默动静无不可修行入定。他把“道法”和凡夫生活日用之事，结合了起来，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由此使禅的观念扩大了，不拘形式，使得南宗禅活泼泼的充满了盎然生机。
所谓修行办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慧能据此进一步的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55]的主张，他把修行活动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仅仅限于僧侣生活，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因此扩大了南宗禅传播的范围，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所谓“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九)唯心净土思想
有关净土思想乃是大乘佛教的普遍思想，在大乘佛教认为十方世界皆有佛的净土。中国佛教比较推崇西方净土，认为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无论老少或善恶的人都可以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往生西方净土。那么禅宗又是怎样看待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呢?在慧能看来他并不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他认为这是为下根人，不能了悟自性的'人所开设的方便法门。对于上根利智的人来说，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使自心清净，则随其心净即国土净，后人将慧能这种思想称为唯心净土思想。在宗宝本坛经〈疑问品第三〉中，慧能对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也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56]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57]
总的来说，慧能所倡导的是唯心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修行者应向自心见自性弥陀，心净即是国土净，无需向外别求成佛，别求净土。
(十)对文字的观点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摩诃迦叶，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开始。从历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慧能南宗的特色。慧能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他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都充分体现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执著文字，而并不是象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完全不要文字。在宗宝本坛经<付嘱品第十>中他就很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文字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说不立文字，那么人就不应该要语言了，连话也不应该说。甚至口口声声所言不立文字，这个“不立”二字就属于文字。因此所言不立文字，是要人不要执著语言文字，望文生义。因为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工具、手段，只是用来指月的手指，并非月亮的本身。修行者应通过手指看月亮，而不能以指为月。更何况，佛法大义不可言说，超言绝虑，非语言文字所能及，因此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而应得意忘言，去体认语言文字背后那超言绝虑的诸法实相，这才是禅宗所言不立文字的真意。
基于不立文字的真义，慧能对于读经也作了全新的解释。他从“自性般若”出发，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也在人性中，本自具有”，[58]而自性起般若观照是“不假文字”，只要识心见性，去除执心，就能觉悟成佛，因此经典只是启发修行者开悟的外缘，关键还在于自悟。所以并不在于执著一部或几部经典，而是强调“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正如他对法达所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59]这些都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著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也就是所谓应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慧能这种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可以说是深受达摩“藉教悟宗”的影响，反对执著语言文字，强调不立文字，直契心性。
三、 《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六祖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记载其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六祖坛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特殊的地位，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一部被称作“经”的经典性著作。
所谓“经”，梵语修多罗，意译为契经，一般简称为“经”。印顺法师在他的《般若经讲记》中是这样解释“经”的，他说：“‘经’，梵语修多罗，译为线，线有贯摄零星散碎的功能。佛弟子将佛所说的法，依文义次第，结集成章成部，如线贯物一样。能历久不失，所以名为修多罗。中文的经字，本也是线，如织布有经线纬线。后人以古代有价值的典籍为经，渐渐附以可依可法的尊贵意思，所以佛典也译之为经了。”[60]一般来说佛法有五种人说：一、佛自口说;二、佛弟子说;三、仙人说;四、诸天说;五、化人说，但通常以经是佛说为通说。经的地位尊崇，表示其影响深广，是其它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是作为思想的典范之确立与导向之意。那么，在汗牛充栋的禅宗典籍当中，记载慧能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六祖坛经》，就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述被奉为“经”的著作，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重要的地位。
(二)《坛经》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慧能南宗的理论旗帜，五家七宗尽出于《坛经》。
《坛经》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离开了《坛经》就无从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难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慧能圆寂后，慧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会系、青原系、南岳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慧能南宗经南岳系和青原系更进一部发展演化出五家七宗，即由南岳系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由青原系分化出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宋代时由临济宗中又分出黄龙和杨歧二派。此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虽然各禅系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又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禅风和传法谱系，但他们都以《坛经》作为主要传法的依据则是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炉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61]
《坛经》是禅宗各派传教和传授禅法的主要依据，是慧能所创的南宗传法的根本经典，是慧能南宗的理论旗帜。禅宗各派都以《坛经》作为指导思想，积极地将慧能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理论与禅行之原则具体贯彻到实际的宗教生活中，使得慧能所创的禅法在禅行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从而“当其他各宗大都凋零枯萎时，禅宗却五宗并起，形成争妍竞秀一时称盛的局面。”[62]最后，慧能南宗终于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并且几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坛经》使中国佛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一新，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坛经》使中国佛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一新。在《坛经》当中，慧能高举顿悟成佛之说，似狂飙横扫，使中国佛学思想面貌一新。在慧能之前，中国佛教界主要因循的是印度佛教所提倡的循序渐进的修行方式，如传统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主张依戒而定，依定而慧。而慧能提倡定慧不二，即定即慧，甚至主张即心即佛，心佛不二，顿悟成佛。他的顿悟强调顿悟顿修、不假阶渐、瞬间完成、彻底的觉悟。慧能这种别具特色的顿悟论，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的顿悟论是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在修行上，慧能的顿悟论则给人们修行成佛指出了一条简捷成佛的道路，大大缩短了佛与众生、世间与出世间、在家与出家之间的距离，以便于向社会各阶层传法，扩大南宗禅的传播范围，而且影响所及，使整个文化领域无不因其溶铸而生机蓬勃。所以《坛经》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正如张漫涛在《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中所说：“《坛经》不仅关系到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转换期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本质的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63]这充满赞誉的话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坛经》所包蕴的思想文化“含金量”。
其次，《坛经》对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在《坛经》中慧能最具代表性的禅法理论就是“心性论”，慧能非常关注本体之心，认为此心本来清静，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他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64]众生应从此心上去求得解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65]正是慧能这种心性论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中介环节，它上承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慧能之前的儒家那里，他们思维的着眼点主要不是主体自身，他们对主体之“心”，没有认真地进行多少探讨，而是关注主体以外的社会客体，或一味治经解经、修辞修文，或偏究宇宙本体，他们对主体自身的心性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致思方向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客体逐渐转向了主体的心性、性命等。
导致儒家致思方向与理论旨趣发生改变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受到《坛经》中慧能心性论的影响，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推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明(1478——1528)。据明的朋友与学生黄绾记载，明经常让其弟子读《坛经》，领会其中的思想：“又今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一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66]把慧能《坛经》的思想当成“合于良知之至极”，可见明受《坛经》影响有多深。
明不仅吸取了慧能《坛经》的心性说的基本思想，而且他更高度突出了心的主体地位，把“心”，升华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为核心的主体哲学。在明哲学整个理论结构上，他的“致良知”学说完全是以慧能《坛经》的理论结构为模型，这表现在：慧能认为佛性人人皆有，明也主张“良知人人皆有”;慧能认为众生一念悟即是佛，一念迷即是凡夫;明也主张彻悟良知即成圣，自昧良知即是凡夫。慧能认为佛性虽然众生人人本具，但能一念彻悟的人乃是上根利智者，而大多数人需寻求善知识示导见性，明也认为只有上根之人才能“直从本源上悟入”良知本体，而下根之人则必须“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才能明尽本体。[67]因此可以说明是用《坛经》慧能的理论框架构筑起他的“致良知”学说的。正因为如此，明的心学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禅“阳明于禅学卷舒运用熟矣，朱子谓陆子静欲成一部禅，愚谓阳明也一部禅矣。”[68]刘宗周说：“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69]明吸收慧能《坛经》的心性论所构建的良知理论，标志着中国哲学上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最终确立。他的心学使中国哲学走向丰富、深刻和圆熟，而《坛经》中慧能的心性论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由此可见慧能《坛经》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乃至《坛经》在中国哲学上的重要地位。
《坛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坛经》中所体现出慧能禅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心传心，强调内心自证自悟的方式，以及随缘任运，无诤无求，宁静淡泊，自然洒脱，自由无碍的空灵解脱之禅境，可以说是许多文学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艺术评价的内在尺度，于是文学艺术等作品就成为了表现这种禅悟、禅境的形式，由此《坛经》对中国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等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首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的影响。在唐代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引入注目的现象就是禅诗的盛行。所谓禅诗，主要是指表达禅宗理趣、意境或所谓禅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禅门的禅师还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以禅入诗，或以诗入禅，为璀璨的唐诗注入了新的意蕴。如《永嘉证道歌》中，玄觉诗云：“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佛性戒朱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70]王维《别终南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空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也忘言。”这些诗篇，皆以寥寥数语，给人留下了山水自然之景，幽深玄寂之境，并表达了一种色空双离，人我两忘和无执无著，任运自在的洒脱禅意，其空灵、超脱、恬淡的意蕴令人玩味不尽。
在《坛经》慧能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在中国文学上还出现了“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一类把参禅与作诗相比拟，以禅理来说明诗歌的创作、欣赏和评论的现象。如韩驹就提出学诗浑似参禅的观点，他说：“学诗当初如参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71]王瞻民也说：“学诗真是学参禅”。[72]宋代诗论家严羽更明确地指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73]到了清代的王渔洋又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妙悟说”而提出“神韵说”，认为“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74]由此把以禅喻诗、诗禅一致论推向了极致。
《坛经》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坛经》中慧能南宗的禅趣风格和超然的意境，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笔简形具，气韵为主的山水画派的兴起。如诗画家王维，他的破墨山水画的画法和画风就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开创的，由此，他被称为山水画的“南宗”之祖。到了宋代，画家们为了追求慧能南宗禅的空灵之境，在画画时其手法就是用虚而不用实，在绘画中更注重布白的运用，而不强调背景的渲染，由此使得画面显得空灵洁净，从而营造出超然于象外的艺术效果。除了山水画之外，中国的人物画也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别具风格。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影响与地位。
《坛经》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坛经》中慧能南宗禅的理趣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慧能南宗禅重体悟心证的影响下，许多书法家以禅入书，把书法看作是禅的表现形式之一，并形成了独特的以禅入书、以禅喻书的书法理论。宋代朱长文在《继书断》中曾说：“书之至者，妙与参道，技艺云乎哉!”[75]这就把书法之道与参悟联系了起来。宋代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书法之道在于体现心灵的超然物外和自然放逸，不应为外物所拘。由此许多书法家都十分强调在写字时达到忘我的境界，心地清静，无欲无求，以佛教禅宗的理趣来要求书法创作，并寓禅理于书法之中。宋代著名的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书法作品无不充满了禅的底蕴，表达着心灵的感悟，这些都是慧能南宗禅影响中国书法艺术的典型例证。
总的来说，慧能之《坛经》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以他浓郁的芬芳熏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绘画、书法等都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坛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史、文化、思想史上也都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坛经》不仅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其影响还远及海外，对世界文化、思想等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当今的世界，无论是越南、泰国、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还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慧能的《坛经》仍然深受当地宗教、哲学、思想家的青睐，是仅次于《心经》而被翻译成外语次数较多的经典。目前《坛经》的英译本有十二种近二十本，除此之外，还将《坛经》翻译成日、韩、法、西班牙文乃至德文等，蓝卡斯特教授在他的《英译六祖坛经版本的历史研究》一文中说：“《坛经》是西方世界最熟知的佛教经典之一。”[76]由此可见《坛经》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之大。现在，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坛经》仍然是学者、专家们研究的热门话题，他们纷纷围绕《坛经》展开了细致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附录中将详细罗列中外学者对《坛经》的研究成果。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也都说明了《坛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总之，《坛经》不仅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分宝贵财富，而且还在二十世纪给西方分化以极大的影响，人们纷纷围绕《坛经》作种种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坛经》中挖掘养料，来滋润自己本国的宗教、文化、思想。《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思想史、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地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围绕慧能《坛经》的种种问题、《坛经》中慧能的禅法思想以及《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等都作了概要性的论述说明。《坛经》以简练的文字对慧能的禅法思想作了比较真实的记载，是我们研究慧能禅法思想的重要资料和必须的课题。《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不仅在中国佛教思、思想史、哲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的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的影响。慧能之《坛经》就象一盏明亮的灯，将他的智慧和光芒撒遍寰宇，遍照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求道者倾向的潮流”[77]，这盏明灯将永远闪耀不息，照亮着芸芸众生。
附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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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卷首，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1969年版。
[2] 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卷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1年10月版。
[3] 二书均见于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一，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4] 见石井修道：《伊藤隆寿氏发现之真福寺文库所藏之<六祖坛经>之介绍》一书，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1970年11月版，第80页。
[5] 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版。
[6]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7页。
[7] 田中良昭：《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载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慧能研究》，大修馆书店昭和53年3月版，第250页。
[8]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8至179页。
[9] 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第11页。
[10]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大正藏》卷51，第438页上。
[11]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47页。
[12]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9页。
[13] 见《中国哲学年鉴·199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15页。
[14] 胡适：《<坛经>考之二》，载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7页。
[15] 见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3页。
[16] 元·宗宝：《跋》，《大正藏》卷48，第364页下。
[17]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75至276页。
[18]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6页。
[19] 见郭朋：《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第157页。
[20] 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文史·遗书编》下册。
[21]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06页。
[22]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页。
[23]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4页。
[24]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大正藏》卷48，第347页下。
[2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0页中。
[26]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
[27]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大正藏》卷48，第349页上。
[28] 《曹溪大师别传》引见《续藏经》第148册，第485页。
[29]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30]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31]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至中页。
[32]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31页上至中。
[33]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三》，《大正藏》卷14，第538页中。
[3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页。
[3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附嘱品第十》，《大正藏》卷48，第361页上至中。
[36]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下。
[37]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页。
[38]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忏悔品第六》，《大正藏》卷48，第354页上。
[39]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5页。
[40]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6页。
[41]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4页。
[42]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9页。
[43]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1页。
[4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页。
[4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页。
[46]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50页中。
[47]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1页。
[48]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49页上。
[49]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60页。
[50] 同上，第161页。
[51]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忏悔品第六》，《大正藏》卷48，第353页下。
[52]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中。
[53]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5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5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7页。
[56]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上。
[57]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中。
[58]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
[59]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机缘品第七》，《大正藏》卷48，第355页下。
[60] 印顺：《般若经讲记》，台湾正闻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65页。
[61] 德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大正藏》卷48，第345页下。
[62] 严北溟：《中国佛教哲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63] 张漫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6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5页。
[6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
[66] 明·黄绾：《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1页。
[67] 明·王守仁撰：《王文成公全书》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38至39页。
[68] 明·陈建：《学部通辨》，见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69] 明·刘宗周撰：《刘子全书及遗编》卷十九，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6月版。
[70] 唐·玄觉撰：《永嘉证道歌》一卷，《大正藏》卷48，第396页上。
[71] 韩驹诗见《陵阳集》，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768页。
[72] 南宋·王庭圭：《泸溪集》卷六《赠曦上人》，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
[73]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810页。
[74] 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所载清王士祯撰《带经堂诗话》卷三《香祖笔记》，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版，第131页。
[75] 宋·朱长文：《续书断》载四库艺术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76] 见《六祖慧能思想研究——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编1997年版第3期，第314页。
[77] 荻顺纯道：《禅宗史入门》，日本东京平等寺书店1980年6月版，第124页。
在中国佛教史上，汉传佛教中国僧人著作中惟一称经的就是南宗禅的典籍《坛经》，是惠能弟子法海记录南宗禅创始人惠能事迹与语录的典籍。、《坛经》综合了大乘有宗和空宗的观点，提出“众生是佛”、“自性自度”和“顿悟成佛”等命题，正是回答人的价值、人的解脱及解脱途径等人学问题的。《坛经》的人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明时代的周、二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都深受其心性本位论的影响，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脱胎于“顿悟说”;王守仁认为“致良知”，人人可以成为圣人说，可以看得出是由“我心即佛”而来的;至于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有“心外无物”说的影子。
从严格意义上说，《忏悔录》并非是一本宗教典籍，而是一本自传体的有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是奥古斯丁自述自己一生蒙受天主恩泽，忏悔自己的罪恶，赞美正义和善良的天主，以激发人们的理智与思想归向上帝，这也正是奥古斯丁撰写《忏悔录》的目的所在。
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著名教父，他著述颇多，但大多佚失，只有少量传世，《忏悔录》即是其一。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成功地改造了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典籍，初步阐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学思想：人的罪恶是由自由意志造成的;人的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永恒的幸福在来世;只有皈依上帝，认识上帝的智慧的人才能获得拯救等等。奥古斯丁的入学思想是以上帝为出发点和原因，在一切为了上帝的前提下，来阐述人与上帝的关系。奥古斯丁的人学包括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论述，理性为信仰作准备，信仰为理解开辟道路，这些论述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间接地孕育了文艺复兴的诞生。
《坛经》与《忏悔录》由于在人学思想论证方面的相似性，在人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及入学思想内容方面的差异性特点的存在，因而具有可比性。下面我们将对《坛经》与《忏悔录》中的主要人学思想作一分析和对比研究。
一、《坛经》中的人学思想
南宗禅是在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国化佛教。南宗禅之所以在中唐以后兴盛除了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因素和佛教理论的自身发展等内因外，更显著的外因就是中唐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富足，人民生活安定，注重现世的幸福，就使得传统的出世佛教向着世俗化方面转化;再者作为精神文化的主体中国士大夫阶层曾经动摇于隐与仕两极，士大夫阶层与禅僧的交流酬答，很容易从观念上抹平世间和出世间的鸿沟。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合力，使得南宗禅兴盛势所必然。以下分四个方面对《坛经》中的人学思想作一阐述。
1.明心见性，心性为本。
南宗禅之所以被称为佛心宗或心宗是与它强调心性的本位作用分不开的。经弘忍传付衣钵给惠能时指出南宗禅的独特之处是“自古佛佛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本体就是本心，又和佛性、自性、本心是同一个概念，以般若智彻悟自己的本性就能成佛。一方面南宗禅心性为本的观点是由大乘佛教“三界唯心”的传统观点发展而来的，只不过南宗禅把心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南宗禅对心的性质的看法来自《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的观点，认为心是真如、无爱、无染与无明、有欲、有染的集合体，正因为佛性与罪恶皆来自于一心，所以一者众生才有皆能成佛的可能性，世间即世世间，只要能悟本心即可;二者众生若为无明所遮蔽，即不见自性就成不了佛，所以才需要“度”，正因为善恶、染净皆来自一心，所以南宗禅修证佛性的宗旨是“不假万物”。我们可以这样说，南宗禅以心性为本位，是其人学思想的基石，南宗禅正是从心性本位出发，破除了众生与佛的界限，填平了世间与出世间的鸿沟，扫除了众生成佛道路的障碍，只要明白“即心是佛”的道理，就算是踏上了成佛的阶梯。
2.自性平等，众生皆能成佛。
这是《坛经》中的佛性论，也是人性论观点。“众生是佛”即人人皆具备成佛的可能性，与中国儒家的性善说有相通之处，但它本身也是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发展结果。《涅槃经》中提出“一阐提断善根不断佛性，能得菩提”的论断，经南朝竺道生发挥为“佛性本有”说，认为人人皆能成佛;《胜鬘经》中也有众生皆有“如来藏”的类似提法;《大乘起信论》更是以如来藏为中心理论，提出了“真如缘起”说，这些观点都成为《坛经》中佛性论的理论渊源。
惠能初见弘忍时，表示他“远来礼师，惟求作佛”，弘忍当面责问他“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怎么能作佛?”惠能傲然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简单的三两句话，就把佛性学说扼要提出来了。这种人学观点与儒家的性善论成圣学说有相通之处，和道家的道法自然成至人说也有契合之处，后世南宗禅对“众生是佛”发挥到“道在瓦砾”的“有情”之属，诸如“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就是此意。
3.自性自度，不假万物。
惠能的佛性论不囿于烦琐的经义，而要求成佛的简易之功，他提出“明心见性”由于《坛经》把佛性看成是人的惟一本质特征，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佛性。《坛经》认为人性中一切具备，不假外求，才有“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人性广大，无所不包，成佛的条件一切具备，关键在于本性的觉悟。惠能的这一思想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求，乐莫大焉”的影响，强调人的心性作用，对宋明心学的理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陆王心学就提出“心外无事、无物、无理”的命题。
以自我和心为本位，在对自我和心的修证中获得最后解脱，是佛学一切宗派的共同特征。但较之诸家，《坛经》中提倡自性自度，前提是不假万物，却有其独特的色彩和内涵。南宗禅从心佛一体论出发，不认为佛是外在权威，再加上南宗禅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就彻底否定了外来经典的权威。“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惠能对那些不识“自性即佛”和“身中净土”而念佛求生西方的人大声斥责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南宗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破除了众生与佛的界限，否定了天国，淡化了众生对来世的企盼。这种不假万物权威，反经典的宗风在南宗禅发展到成熟时期就演化为呵佛骂祖的狂禅之风。
4.以慧为主，顿悟成佛，世间即出世间
南宗禅以“自性即佛”作为前提，把大小乘佛教各派作为成佛桥梁的三学六度的修行方法贬得一钱不值，从而在修行方法上只强调“惟此一心是佛”，“离一切相即佛”的般若智，而把其余的视为多余甚至是“造业”。《行由品》说惠能混迹猎人队伍时，“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是惠能为了生存下去能够弘扬南宗禅的顿教佛法，既然躲藏在猎人队伍中，吃肉边菜自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吃肉边菜”的故事表现了南宗禅对于戒律的全新态度。南宗禅既然强调心性的本位作用，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至于吃或不吃肉边菜并不与能否成佛的宗旨相抵触，纯属外在行迹。
表面看来，《坛经》对戒定慧一律否定，其实对慧还是看重的。惠能就反复强调自性的“迷”与“悟”的问题，“还”则是“众生”;“悟”则是成佛的关键，“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因为“一悟即至佛地”。悟是需要智慧的，这不是指一般人的普通智慧，而是一种能够成佛的特殊智慧，它的全称应该是“般若波罗蜜”。传统佛教宗派认为只有般若智才能使一切众生成就所谓的“一切智”，达到佛的境地，这是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直觉思维方式，表现在《坛经》中就是要用“自识本心，自见本性”的顿悟方法才能成佛。
顿悟成悟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刹那间开悟成悟。向内体验“我”即佛，因此南宗禅的成佛不是一个过程，在电光石火的刹那，运用般若智，体验到真如，即是成佛。另一层含义就是当世成佛，此岸成佛。与传统小乘佛教的来世成佛，西天成佛的思想相对立，南宗禅是完全否定有一个西方净土，佛国的存在。当如来拈花微笑，把自己及整个世界传给了迦叶以后，哪来什么西天佛国?成佛何必修证来世。借惠能之口在《坛经》中问“东方人造罪，含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含佛求生何国?”成佛就在此岸，就在当世。
作为累世修行，西天成佛的对立面，“行住坐卧皆道场”就是南宗禅当世成佛的具体表述。“行住坐卧皆道场”的提法与当世成佛说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它把佛放在当世，放在此岸。“行住坐卧皆道场”是当世成佛说的必然结果，又是当世成佛说的最后完成。
二、《忏悔录》中的人学思想
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以《圣经·旧约》中的人学思想原罪与救赎观点为依据，接受了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神秘主义倾向，吸收了斯多葛学派厌世的思想，提出了“理性是信仰的基础”、“人人皆有原罪”、“上帝救赎”、“禁欲苦行”和“往生天国”的人学命题。他认为，人类罪恶深重，因此不能自救，人必须忏悔苦行，依靠教会，才能求得上帝的宽恕，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热爱上帝和信仰上帝，才能在上帝的天国里永享福祉。因此奥古斯丁人学思想的主题就是上帝和人，在这个主题下研究人的幸福、自由意志以及心灵深处的忏悔。
1.人有理性，理性是信仰的基础。
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并非全是理性的暗夜。也许我们曾经认为是荒谬之至的行为：中世纪神学家对上帝的存在，基督就是逻各斯的不厌其烦的论证，就是完美运用形式逻辑的实例，而这正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当然这种理性为信仰服务的例子在《忏悔录》中即可看到最初的端倪，这也正是古希腊爱智哲学传统在中世纪的独特显现。《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自叙平生对基督教教义先怀疑后笃信再论证的思想历程，就贯穿着奥古斯丁渴望真理，对恶的来源不断追问的理性精神。在奥古斯丁笔下，理性和信仰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对于上帝的真理，在信仰之前就需要某种程度的理解，否则人们就不会信仰;在信仰之后，更需要对信仰作更深入的理解。因此，奥古斯丁说，“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一直享有理性主义宗教的称谓。
2.人人皆有原罪。
奥古斯丁承袭《圣经·旧约》的观点，认为人类罪恶深重，人人皆有原罪。《创世纪》里所隐含的意思是知识导致罪恶。善恶树的英语原文为knowledse tne，即知识之树。上帝唯独不肯赐予人类的，只是知识和智慧，亦即理性。相对于伊甸园的永生，圣经神话中的知识确实就推导出“罪”与“死”，这是中世纪人学中信仰先于理性的先声。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对原罪的由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万物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从总体来讲，起初是好的，但是，每一具体事物和上帝相比，都缺乏上帝的至善。这种缺乏就是恶的来源，表现在人身上，就出现了人的原始罪恶。人为什么会犯罪?奥古斯丁认为，犯罪作恶并非由于恶自身有什么原因，完全是由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从而丧失了向善的能力。奥古斯丁认为亚当的罪不仅把上帝所宣判的死刑带给了他的后代，哪怕没有犯过本罪的婴儿他们出生时已带来这原罪。奥古斯丁证明甚至啜乳的婴儿也充满了罪恶，如贪食、嫉妒和其他一些可怕的邪恶，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他如此写道：“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奥古斯丁认为人人都有犯罪的倾向，当他到达一定的年龄，这种犯罪的倾向就会使他犯必然要犯的罪。《忏悔录》中记载了奥古斯丁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一伙年岁相仿的同伴偷摘了邻居树上的梨，当时他并不感到饥饿，而且在他家中还有更好的梨。他终生一直认为那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例如因为饿，或由于没有其他办法得到梨吃，那么这种行为还不至于邪恶。但事情却在于这种恶作剧纯然出自对邪恶本身的爱好，而正是这一点才显得这事邪恶得不可名状。于是他请求上帝宽恕他：“噢，上帝，请你鉴察我的心!……它在没有邪恶引诱的时候，去追寻邪恶本身”。当奥古斯丁进入青春期后，他被情欲制服了，他与一位妇人同居，并有了一个男孩。到了他该结婚的时候，他订婚了，但由于未婚妻年幼，还不能马上成婚，其间他又结识了一个情人，但这次却较隐秘。他的良心使他越发不安了，他祷告说：“上帝啊，赐给我贞操和克制吧，只是不要在当前”。在他婚期尚未到来以前，宗教终于获得了全胜，此后他终生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奥古斯丁用“我是在犯罪”忏悔了童年时的偷吃、嬉戏、撒谎、打架及少年、青年时期的看戏、追逐风尚、浪得虚名与荣誉，并把这一切都视为罪恶。奥古斯丁这种普遍罪恶感的看法与中世纪残酷的异端裁判所和火刑柱的产生不无关联。
3.以教会为中介得救与神赐得救并重。
由亚当产生的整个人类，毫无例外，每个人都将堕落的本性随身带进了尘世，这种本性靠自己的力量或意志是不可能变好的，这种继承罪是对原罪的惩罚。据此可知：人毫无例外都需要赎罪，都需要依靠教会祈求神的恩赐而获救。基督教人学思想的两个相关部分由此而来，一部分是人与教会的关系，另一部分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的相通关系。及至后世，天主教徒特别强调前者，而新教徒则强调后者，路德的“因信称义”就是否定教会在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强调人与神的心灵相通。但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二者都是均等存在的，并无丝毫的不调和。得救者是上帝预先决定拯救的人，但一个人若不接受洗礼成为教会的一员则绝对不能得救，这就使得教会成为得救者与上帝之间的媒介。一些宗教的仪规如领圣餐、洗礼等也要依靠教会而进行。由于教会有拯救众生的特殊力量，奥古斯丁把教会称为“我们的精神母亲”。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把信仰的意志引入即将被救赎者的心中，激发他们行善的愿望，保护他们不至于误人歧途。奥古斯丁以自身得救的经历来说明神启的确实存在，如基督教史上著名的“花园里的奇迹”即是一例。《忏悔录》中类似的神启例子还有多个，这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4.禁欲苦行，彼岸重子此岸，追求天国幸福。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出现的禁欲苦行既有希伯来人强烈的道德倾向，也有奥菲斯教宣扬通过宗教仪式和灵魂苦修获得净化的赎罪思想。从一般意义上说，禁欲苦行指的就是节制食欲、克制情欲进行无休无止的心灵忏悔，这是一种宗教修炼的方法。由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模式导致了推崇纯洁灵魂，贬低罪恶肉体的倾向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开始存在，这种通过某种宗教修炼而获救的思想便一路沿袭下来，无论从柏拉图、斐洛学派、斯多葛学派还是普罗提诺的哲学论著中皆可看出这条线清晰的发展脉络。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净化人们必须克制一切欲望，放弃物质的世俗的东西，才能依靠上帝的拯救，获得幸福。这种幸福不是现世的而是在来世，它是永恒的，真正的幸福，正如罗素所表述的那样“地上善人的一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除了最后进入永福的坚贞的德行以外，尘世间就不可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起先实施禁欲苦行的主要推动力是对末日审判即将来临的恐惧，等到这种恐惧幻灭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感官与理智、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便成为对基督徒是否能够得救的考验问题。凡是希望在基督徒生活中得到更高成就的人，都多少按照节欲的方式折磨自己的肉体，诸如节食、禁欲、鞭挞、自阉等等，因此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肉欲进行无休无止的鞭笞就不足为怪了。
禁欲苦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往生天国，获得人生的最大幸福。因为世间万物都不是完满的，沉溺于世俗生活是不可能幸福的。无限完美的只有上帝，至真、至善全在于上帝，只有虔诚地信仰上帝，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进程是十分遥远的且十分痛苦，必须禁绝一切世俗的干扰，才能一步步接近上帝。因此，奥古斯丁为了少年时代偷摘几个梨的问题，忏悔了整整七章的内容，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这正是神圣的一种标志。正因为这种不厌其烦的忏悔，一则形成了奥古斯丁对“内在经验”关注的哲学特征;二则正可表明禁欲苦行的痛苦与艰巨，这也是奥古斯丁为了上帝的光荣，向上帝所奉献的忏悔之祭。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卷九第十节，就用了整整一节的内容写下了通过玄思达到与常在本体——上帝的契合，描绘了灵魂升人天国的动人景象，为基督徒指明了通向天国的壮丽之路。往生天国也就意味着基督徒除了要彻悟上帝的真谛，通过一生的刻苦修行，除尽世间的污垢和罪孽，最终才能在死来临之际，彻底摆脱肉体的束缚，走向天国，走近上帝。
三、比较及评价
《坛经》与《忏悔录》或因其在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坛经》之于南宗禅)，或因其作者的影响力(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最杰出的思想家)而成为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它们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类希望通过宗教尽可能地获得自由，以摆脱痛苦和世间的道德束缚。两者都强调心的作用，南宗禅有心宗、佛心宗的别称;基督教注重用“心灵的言语”向上帝忏悔，这种对“内在经验”的强调，并以此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使得奥古斯丁成为近代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两者对心的性质的认识也大致一样，南宗禅认为心是真如与无明的集合体;基督教也认为罪恶是由人的自由意志造成，而人的内在理性是与上帝相通的，并成为得救的必要条件。只不过《忏悔录》强调人的原罪一端，而《坛经》则着重于众生成佛的一端，两者作为宗教类作品，神秘主义色彩随处可见。例如《坛经》中有关惠能死前的遗嘱、死后的异象的大段文字，当然这更多是后世为尊者立传的附会笔墨，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坛经》归为无神论作品。至于《忏悔录》中“花园里的奇迹”的类似神启式的例子，当是奥古斯丁关注内心体验而出现的幻觉，因而宗教气息更浓烈一些。
《坛经》与《忏悔录》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坛经》与《忏悔录》中人学思想形成极大的反差，主要是流传地本土文化哲学传统的背景不同。犹太教与印度佛教都发源于东方，一为希伯来，一为印度，两者都为一元化神，这个神是人格神;两者早期的.有关入学的教义有许多类似之处，如犹太教的“原罪”说，小乘佛教的“无明”说等等。犹太教与印度佛教经不同的途径传人欧洲和中国后，与流传地的哲学传统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其人学的差异性明显可见。古希腊、罗马人擅长的是主客相分的思维模式，这是古希腊、罗马人主体意识强烈，把人与外在于人的物对立起来加以认识，因此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就有了关于灵魂与肉体、天上与人间、人和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经斐洛学派、普罗提诺再到奥古斯丁就把感性与理性、天国与世俗、人与上帝、彼岸与此岸等等彻底地对立起来了;中华民族擅长浑然一体的思维模式，无论儒家和道家都强调一体观点，就是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心和物都看作是一个整体，因此南宗禅的“我心即佛”很容易与传统哲学找到共鸣，于是世间即出世间，“此岸即彼岸”的提出就毫不奇怪了。例如对灵魂的看法，古希腊、罗马人从主客相分的认识论出发，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从而鄙视肉体，推崇灵魂，这就是基督教人学中禁欲苦行的最初由来。而中国古代神农时代是把祖先的灵魂当作不死的存在，到了夏、殷时代，才把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到了战国时期，开始以“神”和“形”相对举，但“形”与“神”并非是对立的，庄子说“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荀子说“形具而神生”丝毫没有认为灵魂是高贵的，肉体是低贱的味道，正是这种形神一体的哲学传统，才显得后世南宗禅禅僧们的语录“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困时仲脚睡，热处爱风吹”掷地有声。所谓的“饥”、“寒”、“困”、“热”是生理的需要，即肉体、形的需要，在禅僧看来，这肉体的需要与“摁教伊成佛作祖去!”的神的灵魂的需要并无两样;二是满足传人地世俗的需要程度的不同。产生于公元——世纪的基督教，经过两个多世纪才被罗马帝国官方接纳，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出世教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重视现世的幸福与享受的思想反差极大。在罗马帝政时期，斯多葛学派、斐洛学派的厌世倾向已经很明显，要求人们远离现实，在内心世界中去追求幸福、寻找安慰;至于普罗提诺的学说已经融神学、宗教等神秘主义为一炉，反映了人们已厌倦尘世生活而向往灵魂在彼岸世界飞升，正基于这种世俗的需要，原本是苦难的希伯来人的救肚宗教几度兴盛几度被铲除，终于在公元313年，基督教被官方认可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由此而开始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时代。早期的基督教的传播是满足了罗马人的末世精神需要，而基督教成为国教后的长期稳固地位是得力于它建立了基督教的道德价值。基督教一方面采了圣经中的道德思想：遵守犹太教律法，并以“爱”为信仰的核心内容和道德的最高境界;另——方面吸收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道德思想：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要学会节制，出现道德思想与宗教思想的综合。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进一步把圣经宣扬的爱、信、从三德与希腊文化倡导的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加美德结合起来，并以热爱—上帝和信仰上帝作为德性的根本，因此基督教道德价值既强调群体价值又注重个体价值，以信仰为中心，个人灵魂与上帝相结合是最高的幸福。但是同样是基督教在唐代曾传人中国，称为景教，除了官方扶持以外在民间外无太大影响，由于黄巢起义的扫荡，在唐未曾一度灭绝，为何同一种宗教在不同的流传地两种命运呢?就在于它要求世俗化程度越高，才能常流不衰。南宗禅是中国文化佛教，在它初创时期就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征，因而大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宋人有形容南宗禅兴盛的话“儒门淡?白，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从《坛经》的版本流传来看，早期的版本从大乘佛教中脱胎而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修行的思想较接近，“自性自度”无戒无定全然是活泼泼无拘束的;到了后期的版本出现了儒家式的道德说教的倾向，如《无相颂》中所说“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若悟大乘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这样一来，南宗禅就变成了一种却恶向善、除邪行正的法门，与儒家的“正心”教义相契无间。到宋代，新儒家就把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新的道德价值，即个人以出世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结合。南宗禅思想在20世纪基督教世界中还产生过影响，形成过所谓的“基督教禅”。三，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坛经》与《忏悔录》对人学思想渭泾分明的阐述，即对人本质的理解不同，即心即佛，众生皆能成佛佛与人人皆有原罪;人的价值实现程度也即自由度不同(成佛作祖，当世此岸成佛与上帝贬落世间卑微的罪人忏悔，赎罪往生天国，来世、彼岸与上帝同在，上帝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实现人的价值也即解脱途径不同(顿悟、不假外物、明心见性、自性自度与渐悟、依靠《圣经》与教会、忏悔、上帝神赐)等等。
总之，作为佛经中的人学思想来说《坛经》的“即心即佛”强调了人的主体意识，赋予人更大的自由向度;作为宗教经典来说，《坛经》的蔑视外在权威、经典的批判精神也宣告了南宗禅教义的冰蚀与瓦解。对于《忏悔录》来说，它的人学是以神学为本位的，信仰主义与理性主义并重，因此，经过教父哲学、经院哲学阶段，理性为后来文艺复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就仅这一点来说，奥古斯丁就无愧为近代思想的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