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年的时候，我随我爷来到北京。我爷年轻的时候是文工团的，对歌舞表演热爱至极，心心念念想再回北京看一场京剧，我是好奇才去的。
兜兜转转许久，才从火车站赶往老戏坊，街角口满是京味儿，我这才有落在北京的实感。戏坊大门口，有几位戏子在招揽客人，粉白色的长袍，画着浓厚的粉底，他们一个个大大方方，挥着水袖，宛如至人如戏中一般。这帮唱戏的都是老戏骨，解放后不久才组成，到处慰问、表演，唱戏的味道都深入骨髓，走路起来都飘飘然，带着京剧特有的'步伐。很巧，咱们遇到了之前文工团一起的刘姨，刘姨看见了我爷很热情，说着就领我们去后台看看，我便跟随过去。
后台有几个插班的小年轻，一个在化妆，另几个在背词，他们的唱腔一上一下，起伏不定，有时令人心颤，有时令人轻快。我也不解他们的唱词，就四处转了转。
木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竟吓的我一个寒颤，他们的戏头拉开后幕进来喊道：“演花旦的小伙家中有事来不了，你们找人替一下！”那个化妆的放下了手里的胭脂站起来，有丝丝倔强:“我来吧。”旁边的人开始指指点点，小声嘀咕着什么。那个化妆的又说：“我能做这事，你们相信我。”那些背台词的甚至有人瞥了一眼道：“没人和你抢。”化妆的定了会，才坐了下来，脱去原本的戏服，面无表情地穿上花旦的衣服，戴上头饰。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仿佛很有自信又很自卑，刘姨拉我到一旁告诉我，她就是个抢戏的。
台上，演出十分精彩，不过没有看见那个替人演的花旦，后来才得知头儿又把人换了。虽不知他们之间曾经有什么发生，而那个姑娘却让人心寒。
从老戏坊出来，一切还是那么安然无恙，就连买糖葫芦的车上插着的葫芦，都没卖出去一串。
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温暖的小窝，我也不例外。我家里的规矩那也不少，下面我来说给大家听。
父亲可是家里的“老大”，他说话一言九鼎，没人敢顶一句。然而他却闲静少言。大多都是一个倾听者，坐在沙发正中间听我们谈天论地。我最敬佩的是父亲的那张大嘴。周围包围着钢针一样的胡子，紫色的厚嘴唇。每到吃饭时，无论多烫的饭菜，他都直接送进口中，然后开始“加工”。我与弟弟总是先凉一会再吃，待不烫后才开吃。但父亲速度快，已经快吃下一碗了。我曾是多么想拥有象爸爸这样的一张嘴啊。
我在此可以称哥哥姐姐为“过客”，因为他们都在外地上大学，一年也回不上几次家。尤其是姐姐，他所上的那所大学那是相当抠门，生怕让学生休息上几天，在平时与他们大都是用电话来联系的，而我对他们也不是太怎么思念。
弟弟可是家里的“超级导弹”，他所到之处都会是乱糟糟的，不知道真相的人还会怀疑我家刚经历了龙卷风呢！书，卷子早已丢的满床都是，有的书早已没了封皮，有的书角早已卷成了卷。还用所发的卷子叠纸飞机、小船了。
又一次弟弟用纸糊了一个“足球”，以为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有意的在我面前踢过来、顶过去。还时不时的踢到我脚下，让我传给他。我忍了又忍，忍了又忍，最终还是爆发了，丢下彩笔，一个“弯月火球”，将球射到了领居家的房顶上，到如今，恐怕它还站在那为我“放哨”呢。
这就是我的家，我从家中学到了许多好东西，这让我受益匪浅，受用终生。是父亲教会我在某种程度上沉默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姐姐与哥哥的经历告诉我：其实我只有读书才是走出这大山的唯一出路，是弟弟告诉了我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童心。这一切的一切，或许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真正能量的家中，我怎能不茁壮成长呢？
“同学们，
面临着考试，同学们纷纷刷出”愿望卡“，说：”同学曰：不考试！“这时，老师大发雷霆，冒出红眼睛，射死了一位同学，说：”谁还敢？“这时，谁也不敢拿愿望卡了。看着试卷上每一道题，考完后，老师狂飙汗，哇！答案如此稀奇：一寸光阴一寸金，我要开兰博基尼；书山有路勤为径，跳下悬崖不要命；桃花一簇开无主，想要请假找雷母！
这时，当老师无语时，偏偏有一个童鞋插嘴：”这就是俺们的中国好试卷！“老师对同学虎视眈眈，早已可以揍他了，只可惜怒气未满。老师走了，数学刘碧雪老师上台，说：”我们一起数数，从1—100！“同学开始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到，反而掉了一块五！“老师又走了。据说初一A班是个可以”人人走过去，只能是无语“，为何他们是A班呢？因为全校就他们最好了，如果你走去Z班，那里保证全是精神病人。
我们主要讲的还是A班，不然读者认为作者也是精神病人，然后……”狗屎运！“不用说，一定在上电脑课，所有佣兵都被感染成幽灵，学生在玩《穿越火线》玩HIGH了。一听说不用期末调考了，学生把课本全都扔了，用打火机烧了。
好了，故事就是这样。如果很受欢迎，作者收录在《爆笑班级》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