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鎗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随感录四十一》一九一八年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致赖少麟》一九三五年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甚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不满》一九一九年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鲁迅先生的文学经典语录(二)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以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为翻译辩护》一九三三年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谈》一九二六年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们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廿五》一九一八年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愈是无聊赖，没出色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谈所谓大内档案——》一九二七年
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不是仍旧贯——的老调子。——《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鲁迅先生的文学经典语录(三)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随感录二十五〔1〕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2〕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3〕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4〕，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Weininger)〔5〕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2〕严又陵(1858—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3〕这里所说“做”《天演论》，是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忄旨]”，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忄旨]，不云笔译。”《天演论》，严复于一八九五年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前两篇的题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
〔4〕“仍旧贯如之何”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5〕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