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每天看着自己和其他人，却不曾注意到在你的身体里，有多少东西在崩溃，又有多少在重建，从何时起你的状态好了起来，又在何时丧失了气力。在长长的沉默之后说出的话，原本根本就不愿意说。
2、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城市国王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
3、但愿爱像割过的草地一样会重新生长出来。应该以别样的方式生长，好比小孩换牙，好比头发，好比指甲。它应该按自己的意愿生长。
4、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 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
5、我们可以相信这种事，但是无法说出来。但是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动作，一种从头脑到手的劳作。
6、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指出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和羞辱之间的界限。
7、这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方面在绢布中深藏了安慰，另一方面，精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又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堕落底层远离文明的深度。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奥斯卡·帕斯提奥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个被世界抛弃而来到她屋子里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处的一个孩子。
8、真情与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他们会一段接一段地背诵，而且自己会沉醉于所背诵的诗。不信上帝的人这么背诗时会让人想到祷告。
9、偶然并不偶然，它是必然，而且是一个圈套。人会因此而变得迷信，这正是偶然的用意所在。
10、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11、“冬天的太阳有牙齿。我在窗玻璃中看到自己的脸，等待着太阳将城市从它的光亮中抛出去，因为天上已有足够的雪和泥。 当我拎着箱子走到街上，那心情就像是要立刻反身回去关上橱门。窗户大开着。橱门也许关上了”
12、因为受控制，幸福就外在化了。不仅仅因为幸福与自己本身无法产生关联，而且它也不许与自己有什么关联。虽未明言，但从一开始人民的幸福就明确地与个人自己的幸福格格不入。谁想得到伟大的幸福，必须为此“牺牲”自己。“牺牲”这个词与幸福是连体的，牺牲与幸福这一对令人恐怖的词在人们一生中的指向总是向着“未来”，没有当下可言。谁不愿意仅着眼于未来那他再也无福消受的幸福，而放弃易逝的现实生活，那他就成了敌人。
13、有个父亲在园子里锄着夏天。还在站在菜畦边想：父亲懂得生活诀窍。因为父亲将他的愧疚植在最蠢的草里，然后把他们锄掉。
14、我很想将我的爱从身上一把扯出来，扔到地上踩烂，然后再爬到它旁边，让它穿过我的双眼重新爬入我的脑中。
15、乌托邦是梦，只是从未有人知道，是谁开始做梦。如果一小撮人想把梦想变成现实，那他们往往是原教旨主义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或是文盲。只有他们以其他人的名义和在牺牲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做梦。只有他们毫不畏惧把梦想从纸上搬入现实。如果一小撮人做起梦来，那么数百万人就开始战栗。
16、那是下午。我想笑。我透过敞开的窗户问玻璃，我的嘴是不是已经变老了，在这个时刻，在这一时刻。
难道窗户玻璃里的城市是我说我在这儿生活过的理由吗。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地方把自己人全部映照在窗户玻璃里。
17、为了让你永远不挨冻。当我第一次把行李拎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市是那么的高，床是那么的冰凉。在我曾经像穿越铁路那样穿过烟雾的地方，我留下了。在我独自一人张望的地方，悬挂着工厂。
18、为什么在思维方面就不允许有差异呢?为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只有一种被规定好的“未来”和一种被规定好的“幸福”呢?没有人能够事先尝试它们，因为人们不拥有它们。正因为如此，在这方面才发生了夸夸其谈、虚与委蛇和谎话连篇。
19、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20、在到达营地之前，路把我绕蒙了，雪也把我下蒙了：我要吐。我还从来没有像那次那么伤心过，我宁愿把我的心吐出来，也不愿把刚吃下肚的好东西吐出来。我哭了，因为我的胃允许我哭，因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饥饿，因为它不给我施舍吃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只剩下皮和骨了。
21、皮肤上有一种不耐烦。它就像那种期望得到最后剩下的东西、最后还能拿到东西的渴望。那种急匆匆的享受让我心生嫉妒。这是一种容不得半点时间的直接。
【人物介绍】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所在村庄以德语为通用语言。
1973至1976年，米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学研究德国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这个大学大多数学生都是匈牙利族或日耳曼族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经常受到排挤，所以对罗马尼亚族一直都有非常强烈的对抗情绪。米勒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巴纳特行动组”(Aktionsgruppe Banat)。这个组织成立于1972年，其成员是一群在罗马尼亚巴纳特施瓦本地区的德裔少数民族青年，宗旨是追求言论自由。这一作家团体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反对当时的罗马尼亚集权政府，米勒也不例外。
毕业以后，米勒在一家工厂当翻译，但由于她抱着坚定的不合作态度，拒绝成为秘密警察的线人，也拒绝告发工厂的同事，1979年被该厂解雇。其后，米勒就受到了来自秘密警察的监视、跟踪、甚至是搜查和审问，她的正常生活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在这高压的社会环境下，恐惧已经成为米勒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还曾经试图通过自杀的方式来获得这暗无天日生活的解脱。当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不过米勒找到了另一条开启自己心扉的途径：文学创作。
1982年，米勒在罗马尼亚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名为《低地》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的艰苦生活，在出版后不久遭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和删减。
1984年，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未删减版本在德国得以发行，受到德国读者的热烈追捧。而后，米勒又以罗马尼亚语写作了《沉重的探戈》一书。
由于多次在书中对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批评，并且担心秘密警察的侵扰，1987年，米勒借着当时德国的回归政策，米勒终于离开了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罗马尼亚，来到了德国柏林，从此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1995年，她成为了德国语言和诗歌科学院成员。米勒还到各个大学讲授，并分别在1998年和2005年被卡塞尔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2009年出版《呼吸秋千》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专注于诗歌以及散文的率真，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图景”(wh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 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
2013年10月，米勒因严重的胃肠穿孔被紧急送往德国西南部的一家医院入院治疗。她所在出版公司的编辑克里斯汀娜·奈克特随后表示，米勒接受了良好的照料，身体正在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