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偶然读到这本书，我几乎忘记了，今年是SARS十年。
“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中山二院全院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没有人知道上去的人会不会再倒下，进到隔离区的人会不会再出来，却没有一个人拒绝，更没有一个人逃离。最初中山二院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五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他无法控制自己，嚎啕大哭，但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
“纪念那些共同经历的难忘岁月，祭奠那些曾经来过的鲜活生命”，《SARS 10年——“非典”亲历者的回忆》不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见证，书中的每个字都是由亲历非典的医生护士写下的，而书里所记录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包括那些非典时期的爱情。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层的一排阳台，不一会儿老公一手举着输液瓶出现在视线中。我们开心地笑了，虽然我的眼角还带着泪。”这是余旻虹的.回忆。她的丈夫周宝桐是感染内科主治医师，在一线工作时感染SARS，被隔离。她第一次去给丈夫送东西，被告知只能由医护人员替她送进去。“我悲伤地在楼下小花园徘徊，坐在一条长椅上痛痛快快地无声地哭泣着，心中充满了委屈和辛酸。透过泪眼我的目光游移在朝向花园的阳台，突然心中有了一丝希望。我迅速擦干眼泪，给老公打电话：‘你的阳台是朝哪儿的，能出来吗？’‘你等会儿’”——这是非典时期的“楼台会”。
“每天，我们都给儿子打电话，每次电话都录了音，以备万一我们不幸中招，也算是给儿子留下一份念想。”10年前，万希润是一名副主任医师，39岁。按年龄是轮不到他上一线的，但他的妻子是护士长。“我决定，如果她被召去一线，我一定要跟她共赴危难”，因此，万大夫理了光头，把儿子送到青岛父母家里——这是非典时期的爱情。
金滢的丈夫李梦涛是内科医生，被派往SARS前线。送别时，金滢看到年轻的护士与护士长抱头痛哭，陡然意识到SARS病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心中凄然：“这不会是我们之间的永别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才1岁，在姥姥、姥爷家，金滢主动申请去SARS病区工作。到了隔离驻地，她意外地发现，院领导非常体贴地为她和丈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这是非典时期的“革命夫妻”。
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正值我母亲住院。她骨折，非常严重的骨折，进了3次手术室，期间我非常焦虑以至几乎每天都惴惴不安地去找医生。医生总是很忙，不是在手术室就是被病人以及我这样的患者家属包围着。我母亲差不多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我差不多天天要去找医生。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应该感到幸运。我问为什么，她说，幸亏不是在10年前——她说的是非典时期。那个时候，北京人是最不受欢迎的。那时候谁家如果有人住院，即使是骨折，亲戚朋友也会躲得远远的。甚至打车去医院，出租车司机都拒载。我问有这么严重吗？她说你看你都忘记了。
但是，当我在病房读这些非典亲历者的回忆时，我忽然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应该忘记，忘记是一种罪过。书中有一段文字很触动我——“社会上经常进行关于‘价值’的讨论，例如，明知有传染危险却还是给病人进行气管插管的麻醉医生是否值得？手术室发生火灾时医护是应该抛下病人独自逃生，还是带上病人撤离但最终全部丧生？”“在经历了SARS这样的事关生死的突发事件后，我感觉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其实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所谓值得不值得的问题，其实没有时间计算怎么做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自本能。”
这段文字朴实无华，但让我思考了很久——人类从远古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战争、瘟疫、洪水、地震，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应该和这种宝贵的“本能”有关吧？如果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反复核算自己的利益，那么谁还会冲上去？如果没有人肯冲上去，人类估计早灭亡好几回了。我们应该像爱护我们的眼珠一样去爱护这种“本能”，爱护那些在关键时刻“本能”地冲上去的人——我们记住他们，尊重他们，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