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语言80条
5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55、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56、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57、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58、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59、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60、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61、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62、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63、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64、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65、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6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67、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68、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69、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70、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71、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72、“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73、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
74、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75、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76、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77、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78、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79、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80、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拓展阅读：汪曾祺的故事
首先看看第一则关于汪曾祺的故事，汪曾祺的一生都被房产所困扰，汪曾祺先生很爱创作，几乎是逮着机会便开始创作，但当时房子实在是太小，他没有自己的书房，只能等女儿上班后进入她的房间开始创作，女儿上的是夜班，也是很伤身体的，汪曾祺先生每每都在女儿门口驻足，只能女儿推门出来，便迫不及待的进去，全心投入到他的事业之中，有人曾用这个取笑他说是等着下蛋的公鸡。汪曾祺先生听后，豁然一笑道，我的确是憋了好多鸡蛋等着下。
接下来再看看汪曾祺的第二则故事，汪曾祺先生一生有一个大爱好，那便是喝酒，他常常一边拿着纸笔，一边拿着一瓶二锅头，边喝边写，当他喝到微醉之时，便灵感大发，能写下神来之笔。有次汪曾祺家里来客，他说出门买菜，结果自己来到小酒馆，自斟自酌起来，全然忘了家里还有一位客人在等着他呢。
通过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汪曾祺是一位生性豁然之人，喜欢随性而为，对于自己喜爱的事业能够保持一腔热情。
汪曾祺论孝道
论起孝道，它应该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文明维系之脉，《诗经·小雅》中那一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力透时空，说出了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思。
孝大概是一种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思想。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中国人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总是不能忘记。父母养育儿女，也确实不容易。我有个朋友，父亲早丧，留下五个孩子，他的四个弟弟妹妹(他是老大)，全靠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母亲有一次对孩子说：“你们都成人了，没有一个瘸的，一个瞎的，我总算对得起你们的'父亲!”听到母亲这样的话，孩子能够无动于衷么?
中国纪念父母的散文特别的多，也非常感人。
欧阳修的《泷冈阡表》通过母亲的转述，表现出欧阳修的父亲的人品道德，母亲对父亲的理解，在转述中也就表现出母亲本人的豁达贤惠。“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后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是真能对丈夫深知而笃信。“……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衿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耶?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必将有后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居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这祥的见识，真是少见，这是一位贤妻，一位良母，叫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东方的，中国妇女。
归有光对母亲感情很深，常和妻子谈起母亲，“中夜与其妇泣，妇亦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世上有感情的人，都当与归有光同声一哭。
写父亲、母亲的散文的特点是平淡真挚，“无所衿饰”，不讲大道理，不慷慨激昂，也不装得很革命，不搔首弄姿，顾影自怜。有些追忆父母的散文，其实不是在追忆父母，而是表现作者自己：“我很革命，我很优美”，这实在叫人反感。写纪念父母的散文只须画平常人，记平常事，说平常话。
姚鼐《陈硕士尺牍》云：“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王世贞说归文“不事雕饰而自在风味”。王锡爵说归文“无意于感人，而欢娱惨恻之思，溢于言表”。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姚鼐说“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其实也不难，真，不做作。
“五四”以来写亲子之情的散文颇不少，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还得数朱自清的《背影》。朱先生师承的正是欧阳修、归有光的写法。
中国散文，包括写父母的悼念性的文章，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一个断裂，其特点是作假。这亦散文之一厄。造成断裂的更深刻的、真正的原因是政治。不断地搞运动，使人心变了，变得粗硬寡情了。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划清界限”，使亲子之情变得淡薄了，有时直如路人。更有甚者，变成仇敌，失去人性。增强父母、儿女之间的感情，对于增强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是有好处的，必要的。
从文学角度看，对继承欧阳修、归有光、朱自清的传统，是有好处的。继承欧、归、朱的传统的前提，是人性的回归。再也不要搞运动了，这不仅耽误事，而且伤人。这样才能“再使风俗淳”。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日
品汪曾祺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文学作品语言是如何的?
汪曾祺论语言
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10、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11、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12、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13、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惟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14、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
15、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16、“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
17、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
18、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
19、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
20、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
21、“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22、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23、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24、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25、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
26、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27、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28、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
29、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
30、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3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32、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
33、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
34、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35、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
36、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
37、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38、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
39、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得很扼要。
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
一、音乐性和节奏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段优美而简短的乐章。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小说的体裁上(短小而精悍)，更多的则表现在小说的句式上。小说大多采用短句，偶尔夹杂一些长句，长句的娓娓道来和短句的戛然而止结合，一收一放，使语言富有极佳的节奏感和层次感。例如在《受戒》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道：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且不说刚开始以两个短句为段，第三段在描述庵赵庄的时候，语言就极富艺术性。看起来像大白话，实则是暗藏的长短句。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一短一长，起承转合之间安排的非常和谐，错落有致。读起来跌宕起伏，犹如诗词一般。汪曾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二、诗意性和画面感
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诗意性与画面感使汪曾祺的小说具有灵动性的美感。诗意，这个词并不陌生。海德格尔曾提出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式——利用诗意的语句来表现诗一般的人生，即使生活远没有那么令人满意。散文诗话的语句充溢着每篇小说。汪曾祺一直致力于小说的文体创新，他在创作时加入诗的成分，使小说诗化。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的修辞和布局上。在《复仇》中作者开篇就引用庄子的一句话：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而消解。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不应该为仇恨或外界所累，应该在追求本身的自我。引用庄子的话，不仅概括了文章的主旨，而且增添了文章的古韵味。
东坡曾大诗人王维“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句话用于汪曾祺我看也合适，而且当之无愧。
仔细阅读《复仇》中的这一段，或许更有利于我们透彻的理解。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这些参差不齐的句子，独立成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朦胧、优美的图画。“烟笼寒水月笼沙”，上面的意境也与此一般唯美，但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与此相同。汪曾祺利用诗话的语言，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帆篷、船、瓜、石头、鸟、百合花、杏花、骆驼、鸭子等一系列的意象，为我们展示了复仇者浪迹天涯的痛苦与无奈。再看文中的视觉词语，“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红一绿，颜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对比性，这种鲜亮的颜色与复仇者心中的无限悲凉、落寞再对比，复仇者的痛苦顿时放大了很多倍，读者读罢，也为之怅然吧。这种白描式的罗列意象在传统诗词是很常见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上文的那段话与这首诗如出一辙，虽然语句平淡，却韵味无穷。
三、口语和书面语的完美结合
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曾经写道：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这种文化的积淀自古就有之，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蕴蓄，就形成了一种“书面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增添文章的底蕴与深奥，让文章显得悠长而具有深味。与这种“书面文化”相对的则是一种“口头文化”，它是一种民间文化，可以是方言，也可以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它集中就表现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很接近。他自己也说：我对民间文学是有感情的，民间文学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技巧使我惊奇不置。而当这种“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一结合，就变得雅俗共赏，俗中见雅，既符合知识分子的阅读要求，也给平民带来了阅读的方便。比如在《大淖记事》中描写挑夫们吃饭时，就这样写道：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这不仅形象的写出了挑夫们的吃相，显示了他们的淳朴与可爱，而且诙谐幽默，读来让读者不禁嘴角微扬。看到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吃的饭了。
方言的使用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是常见的。比如在《受戒》中写英子母女“身上的衣服都是格挣挣的”，苏北方言中把一个人穿衣服整齐、干净、有模有样就称之为“格挣挣的”;比如还有在《大淖记事》中，描写女挑夫的外貌，“她们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他是采用这样的俗语做进一步描绘的，“按照当地的说法：苍蝇上去都会闪了腿”，这样一句，就使得文章妙趣横生。汪曾祺长在高邮，又曾经到江阴、上海、昆明、香港、越南等地，大江南北的闯，加之他对民间文化的喜爱，民间文学资料自然成为他的一种创作素材，所以他的语言通俗而平直，不卖弄，俗中见雅，看似平常最崎岖。“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形态——是不能与别的语言共有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的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有人说他的语言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一连串起来就很有意味。这就是对俗中见雅的最好阐释。
四、语言空白
何谓语言的空白，就是说作者在行文时，特意省略某些概念，造成空白，让读者去细细品味、了解。汪曾祺的小说大都很简短，他惜墨如金，怎样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成为了研究汪曾祺小说的重要方面。他曾说过：“短篇小说可以是‘空白艺术’。办法很简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更大了，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这是一种叙事手段，应用得当就有无限的妙处。
沈从文曾经在《边城》中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这句话造出的“空白”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师承沈从文的汪曾祺，发扬了这种空白式的描写。在《大淖记事》的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首先发出提问，紧接着是回答“会”，后面又加重语气“当然会”。对，肯定会好的。读过《大淖记事》的人肯定知道，当时巧云和小锡匠已经一贫如洗，哪来的钱治愈十一子，这不得不让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遨游。
又如在《安乐居》中的结尾处：“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当我们还沉浸在“安乐居”中，听着汪曾祺讲着那一个个人物的时候，突然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贸易中心”，不禁让读者遐想“贸易中心”的模样。读者还在遐想，故事却已经结束了。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汪曾祺语言艺术，当然只列举了其中的某些表作品《复仇》《受戒》《大淖记事》，但是我们基本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宛如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干净、平淡、诗意，又宛若芙蓉出水一般，灵动、明澈，耐人寻味。诚然，他的语言魅力远不止这些，还需更多的人品读、研究。
汪曾祺作品语言风格
导语：虽然汪曾祺作品在趣材上开拓不算大，而且总有几分重温旧梦的缱绻，但他那独特的语言风格让你口齿留韵之余。
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以自己珠玉般的篇什。显示了他那简淡恬适的个性气质和古朴明净的传统风格，表现了驾御语言的高超功力和卓然不凡的语言风度。由于个人情性、具体工作等多种原因，汪曾祺并不算一位多产作家，然而，他那篇篇佳作赢得了人们的喝彩，尤其是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更是令人口齿留韵，难以释怀。真正艺术的美是超越时空的，作为语言艺术宝库中的财富，绝不会因时光流转而稍减风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样态的丰富。人们的接收心态愈加开放，审美趣味日浙提高，汪曾祺语言风格正得到更广大读者群的了解和认识。本文拟探讨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特色，期待人们对汪曾祺语言有更深入的鉴赏和研究。
行云流水逸然散淡文白如话，运笔如舌，散散淡淡，从从容容，这是汪曾祺语言的基调或底色。由于汪曾祺长期在北京从事文学和京剧戏曲的编辑和编剧工作，大大影响了他的小说语言，使他操成更为纯熟流利的京味儿普通话。而这京味儿又是最恰到好处的，它平添了文学的生活姿态和个性色彩，而绝无油嘴子之弊，令人感到朴素而不平板，流畅而不浮滑，自然本色，舒爽清新。
汪曾祺是主张散淡为主的。他说：“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疆，为文无法。”这种散，不仅见诸结构，而且见诸语言的散淡，透发着一种洞察事故的旷达与从容。汪曾祺是一位兼有多种艺术修养的作家，在创作小说和曲词之余，他还擅长丹青。他说过：“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褐黑焦墨到浅到象清水一样的淡墨，”他的语言亦如其画。统观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富于诗情的，还是偏于记人的，其语言都有一个总的特色：平远简淡，行云流水。他把感情深藏于笔墨之间，铺述平淡，摹写浅近，却无不趣远情深，浑成意境。汪曾祺作为一种美的和谐体，最生动的体现着老作家古雅超俗的美学趣味，鲜明地映照着他那淡泊闲和的艺术人格和胸襟气象。
汪曾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他博览古典诗文，熟谙古代文论和画论。他曾对苏轼文章的“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表示由衷的饮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翻他喜欢中国传统的以简淡笔墨写人事的笔记小说：“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在现代，他更自觉地从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等大家的`作品中师承艺术精髓，月同时也从外国文学中吸取有益的表现技巧，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在兼收并蓄、博采精粹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总的看来，汪曾祺的作品偏于纡徐散淡的。虽然他也努力追求内容与形式的新和奇，但那独特的艺术气质却是。一以贯之的。他的语言不以辞彩的富丽取胜，而是追求一种谈话式的随意和自如。在平淡如水的闲聊中。营造一种优柔儒雅而又洒脱生动的气韵。事实上，愈是平常的语言，愈是耐人寻味，也是最见功力的语言。汪曾祺是深得其中奥妙的。“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中来，腴厚是从平淡中出来。”古今多少大家都在追求语言的这种高境界。商品位!汪曾祺所热爱的朱自清先生便是力主“用笔如舌”的。他认为“文章有能达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
让我们进一步从汪曾祺小说选材的特征看。老作家无限眷恋自己熟悉的岁月，他的小说也多取材于家乡江苏高邮三四十年代的生活。他描写旧时代普通人的平凡故事，写他们简朴自足的生活和率直真谆的人性，他书写家乡那淳朴如诗的风土人情，描绘出一幅情味醇厚的水乡风俗图。这样古朴的人情民风’这样久远的故土佚事，只有用自然淡朴的文字才能烘染出气氛。也只有如此明净单纯的语言才能与那朴素的乡土风情揉为一体，相得益彰。
总之，证曾祺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自由放逸的性灵之美，语言符号与他那平和冲淡而又软快跳荡的情绪达到了最完美的交融。
起落多姿-隽永多峭汪曾祺语言并不一味地平和淡泊，他还兼有起落多姿，隽永多峭的特点。他曾说：“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的平淡，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汪曾祺熟谙民族文学，并明显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技巧和语言特色，他本人又有长期从事戏曲创作的经历，这使他的语言冲淡之中又见生动鲜活。平实之中跳脱勃勃的意趣。
汪曾祺凭着丰厚的生活功底和对生活洞幽察微的本领，使得笔下所出，无不令人喝彩之处。你看他的两段写鸡的文字：
“……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耸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太可不必。”(《鸡毛》)
汪曾祺曾不止一次地讲过写小说要如说话一样讲究“语态”。他在《评<烟壶>》这篇文章里。称赞邓友梅的语言起落多瓷，富于“语态”。其实：他的语言何尝不是如此呢!读他的水说小说有种感觉，作者就置身于所记述的事件中，他正夹着一缕香烟。跟你面对面地聊呢，滔滔汩汩，逶迤道来，俯仰开绝，摇曳跌宕，有气息，有情态，真正是一种活泼泼的立体语言。
汪曾祺还十分注重语言简洁、含蓄、有暗示性。他说过：好的语言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少写是写得好的、重要前提。汪曾祺的小说从不面面俱到。而总是给读者留出足够的可供想象的不定点和空白暗示给人们远远丰富于文字的审美蕴涵，让人尽情享受品茗之后的快感，从而使语言真正井华到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美学境界。他的一些笔记式小说，构思精到，语言洗练，相当精彩。他的短篇小说《尾巴》。写某工厂领导干部就一名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的事展开讨论，反对者抓住他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等问题不放松，几次讨论都未有结果。“人事顾问”老黄发言时，意味深长的讲了个故事：有人坐船泊于江边。夜半忽听一群水族哭。又见一蛤蟆哭，原来他是、怕龙王追查他当蝌蚪时的事。故事至此，嘎然而止，留给读者深长的回味，令人深切地感到那个特殊年代以历史论人事的荒唐可笑。
汪曾祺非常注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注意吸取一些新颖的表现技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他这样说过：“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象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读汪曾祺小说。你会处处感受到一位智者的-雍容、随和、机敏、与调侃，感受到一位长者学问才情的深厚与广博。口语之中，他还乐意杂些文言，文言词。在汪曾祺小说中好似一把佐料。略洒一二，便顿起幽默。引来满纸的活泼。
总之。汪曾祺语言绝非单色调的。他明显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又不排斥外国小说富于表现力的技巧;他追求“俗”，又喜欢“奇”;他将灶间俚语运用裕如，又间杂以文言雅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他们揉在一起。”就语体风格而论，汪曾祺语言属于何种类型?应该说，他是将口语。文言、家乡话、北京腔巧妙
地熔为一炉，炼制成一种亦俗亦雅、亦淡亦浓、亦庄亦谐的而以散淡平易为主的独特的语体风格。
字疏句朗真情并茂汪曾祺在为文造语、使用标点上也极有特色，他善于调动各种语言手段。综合发挥其表现力。
汪曾祺语言短句多。具体表现在：一是喜用单句，因而多用句号。试举一例：
“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考查。
他家的户口本上‘户主’一栏里就写着。”(《皮风三楦房于》)
句号通常表示一句话的结束，亦即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完成。而在汪曾祺小说中，句号又多用来顿挫和缓冲语气，令人读起来更多些疏散、冲淡的意味。
二是复句内的分句短。如《塞下人物记，王大力》写王大力的死，“有一次：火车过了扬旗：已经拉了汽笛：王大力发现：轨道上有一堆杉蒿……(引者删)蕞后一根杉蒿扔上去，火车到了。他爬上月台，脱了力，瘫下来，死了。”四个短小的分句，节奏迟缓、断续，隐含着作者对这位平凡又高尚的工人的同情和哀思。小小的逗号，在作者笔尖的调遣下，产生了十分微妙的修辞效果。
三是常用短小的非主谓句。《受戒》末尾，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芦花荡的幽寂：“芦花才吐新穗。……(引者删)青浮弹，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名词句两两一组，短峭整齐，如童谣一般的朴素美丽，又有特写镜头般的突现效果。作者用芦花荡的静来衬托小英予和明子的动，动静相生，各得其妙，愈发显出这对小儿女的淳朴可爱来。
四是人物对话短。汪曾祺语言是以叙述为主的，人物对话较少，即使有对话，也往往是作，为叙速的一部分，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对话和叙述是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
汪曾祺喜用短句，喜欢分行。这是他的小说语言形式上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他小说散文化的原因之一。短，是口语的突出特点，汪曾祺是主张写小说要象说话一样讲究语态的。句子短，就灵活。就上口流利，平易亲切，就有活泼的生命;短句长句交相变化。又显得错落有致，姿态横生。汪曾祺在作品中。将语言各要素诸如音韵、节奏、词语、句式及至修辞方式等，驱谴髓意，驾御自如，显示了造语谋篇的高超功力和高品位的语言修养。
总之，汪曾祺小说语言是他深厚卢博的文化修养孕育的成果，具有独特的个性气质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尽管汪曾祺作品在趣材上开拓不算大，而且总有几分重温旧梦的缱绻，但他那独特的语言风格让你口齿留韵之余，不得不对老作家那卓越的语言功力刮目而视。这是一种真正达到了美的超拔与和谐的文学语言，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