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如果你相信人有前世今生，那一定也会将这样的爱情归类为“命中注定”。
千里姻缘一线牵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29年春，钱钟书考入清华。入学考试时，他数学得了零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但因为他中英文特别出色，校长罗家伦就决定将他破格录取。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文名就已传遍了全校。
杨绛先生，本名杨季康。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古月堂前，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
后来，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从此两人不是约会，便是通信，“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了。”
其实，二人早有前缘，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他和她，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门当户对，佳偶天成，连杨绛的母亲都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佳偶天成
他们在清华一起呆了一年，1933年的夏天，钱钟书毕业了，因为他格外出众的才华，清华希望他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可是，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自学能力，而且水平并不比在校的研究生差，没必要在同一间学校再学重复的东西，在文学上面，他向来是极自信的。
当时，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便应了父命，去了光华大学任教。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可她回信却并不多，她对他说，她不爱写信，他有些抱怨她，“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后来，他写《围城》，还念念不忘这段往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钟书写信写得太勤，连父亲钱基博也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一封信，从而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写来和钱钟书讨论婚嫁问题的，他这么写：“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完，也不问钱钟书的意见，自作主张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夸奖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有了这一出事，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于是，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为两人订婚。他和她本是自由恋爱，结合却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他觉得这事颠倒了，她也觉得很茫然，“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
妻子·情人·朋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
除此，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就这样，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杭荫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他从香港去昆明，而她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并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钱钟书也留在了上海，他们一家在这沦陷的孤岛一呆便是八年。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1946年，《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同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解放后钱钟书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
后来，他们还经历了同样艰难的十年岁月，他们被下放至干校的时候，她被罚去种菜，他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这十年，他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作家四千余人，而她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面目，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战乱和贫穷可以改变许多东西，但总有些东西永恒不变。
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只是，时光静静流逝，再美好的故事也还是总有那谢幕的一天。多年后，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从此，她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在96岁高龄之时，还推出了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
而今，一百多年的岁月风尘，仍未曾能掩藏了她的风华。在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她的安宁及淡泊让人们看到“活着，原可以这么好”。她呢?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