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诗经》中的礼乐文化的审美展示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为三百一十一篇。因《南陔》《白华》等六篇为笙诗，有声无辞，故现存三百零五篇。《诗经》的写作年代，悠远漫长，始于周，止于春秋中期，历经五百余年，这正是周王室的兴盛时期，礼仪教化风行，史称刑措不用。可谓适逢其时，步随其迹，追录其事，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诗经》是礼乐文化诗情画意的纪录。
《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孔子删诗的传说，自古存疑，但是，司马迁关于“取可施于礼义”的提示，表明《诗经》的编选原则，是礼乐文化精神的追求，这的确是不移的至理。同时，诗与音乐舞蹈同步，本是古代歌诗曲舞同源诞生的艺术规律。这一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说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都是在证明，《诗经》与礼乐文化融为一体的原创面貌。说来有趣，由于对教化的审美品格持不同的观点，墨子在《非儒》中揶揄“弦歌鼓舞以聚徒”，还曾嘲笑过孔子哩!
《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颂三十一篇，除《臣工》《丰年》《载芟(shān)》等篇章，是为了春夏祈谷、秋冬谢神而作的祭歌外，大多均为对周室祖先的礼赞，是圣人崇拜。周颂中的《生民》《公刘》《緜(mián)》《皇矣》《大明》，历陈从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是一部周王室传说的史诗。
《诗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后稷是周室的祖先。相传，姜嫄祷神救子，因踏上天帝的脚印而受孕。这个曾被视为不祥之兆的婴儿，就是后稷，曾几度被弃。弃于荒道，牛羊哺乳;弃于冰河，鸟翼环护，终因神佐而健康成长。后稷自幼喜爱蔬果豆麦，有种植的高超技艺，他教民稼穑，造福人类，被誉为农耕之神。后稷三传至公刘，公刘大迁徙，择地而居，开疆辟土，勤耕作，畜牛羊，国富民强。古公亶父是公刘的十世孙，是文王的祖父，《緜》诗详述其功业：营造宫室，制定官制，为文王以礼乐立国奠定了基础。《皇矣》是对文王伐密、伐崇的记叙;《大明》是对武王伐纣立国的歌颂。这些短章，叙事简约，格调堂皇，旋成袖珍式的大周史诗。《诗经》是周室的摇篮曲，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创业颂歌。
对祖先的颂扬，是为了永记祖德，仁政惠民，祈伟业永固，所以，在《诗经》中，不乏对后来者的训诫之词。《大雅·文王》就正面提出要记取殷纣亡国的教训：“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不要重蹈覆辙。《诗经》还提出“天命靡常”的观点，认为天授皇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还要看权力的执行，能否符合天道民心。小雅《十月之交》认为，天时不正，“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不全是天意，而是人世间“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十月之交》进而提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百姓遭受的灾难，不是上天降祸，莫信议论纷纷，执掌祸福，全在自身。这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人权意识初萌的宣言。
礼乐文化倡导“以德配天”：进一步提出，君主的权力，虽是天授，但能否成为上天合格的代理，还有待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天神在授权的同时，还在监督执掌权势者是否失德，是否玩忽职守。《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上帝监督执法，有至尊至上的权威;上帝审视四方，体察百姓是否安宁得福。“以德配天”，把宗教、政治与道德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实现政治的清明。
与赞颂仁政同步，《诗经》中也出现了不少对强权掠夺、不劳而获的.讽刺和谴责。《魏风·伐檀》尖锐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种地，仓库中怎么储存这么多的粮食?不打猎，屋檐下怎么悬挂这么好的兽皮?正人君子，不应白吃白拿别人的东西!《魏风·硕鼠》以鼠设喻，提出警告：“硕鼠硕鼠，无食我粟。”《小雅·黄鸟》借鸟嘲讽，嬉笑怒骂：“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并且在《鄘(yōng)风·相鼠》中，把这些行为视为对礼仪的败坏：“人而无礼，胡不遄(chuán)死。”“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做人不讲礼仪，不如早点死掉;不讲礼仪，苟且活着做什么?《诗经》且歌且谣，热情表达对礼仪精神的维护。
《诗经》还以大量的篇幅，记叙普通人的农耕劳作和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天地。《诗经》表达最普通的悲苦，乃是“哀我征人，朝夕不暇!”这说的是战争兵役给人们带来的无尽思念。国风《君子于役》描绘了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从军远行，不知何日归来。夕阳西下，时近黄昏，鸡禽牛羊，回归窝巢。妇女倚门伫望，不知亲人何时归来。而远行征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在小雅《采薇》中，也得到情景交融的描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离情别恨的千古名句，在中华子孙心中，永远珍藏。
《诗经》缘情绮丽，对人性人情的拳拳关爱，还表现在大胆的爱情倾诉之中。《郑风·野有蔓草》诗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虽偶然相遇，却一见钟情，大胆以身相许。原来，在远古的蓝天丽日下，竟也有这样一片自由的爱情天地。
对《诗经》咏唱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一语定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对《诗经》展示礼乐文化的肯定。同时，我们从中还有缘得悉，孔子对《诗经》歌颂、讽喻、议论、抒情的全面赞许，表明孔子的礼乐倡导，分明存在着尊重、关爱人性人情的广阔天地。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既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刚健清新的审美情操和真率活泼的民歌风味，构成为一大流派，又因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民俗的差异，分别构成若干地域性流派而各具特色。对于《秦风》，自东汉班固始，历代的论者多认为尚武精神是它区别于其他风诗的最显著的特点。的确，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秦人一直与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戎狄族杂居，在争战不断的同时也有婚姻上的友好往来，可以说，戎狄文化的确在《秦风》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可是，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秦风》中最早的诗篇《车邻》一诗《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该诗作于周宣王时期，秦仲因为伐戎有功被封为大夫，国人为纪念国君之始有车马侍御制度而作此诗。此后，秦在保卫周朝边疆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周代礼乐文明一直影响着秦。《秦风》作为秦意识形态的载体，展现了周代礼乐制度中的车舆、马政、燕礼、田狩礼、朝觐礼、聘问礼、锡命礼、丧葬礼、饮食礼等礼仪。
一、《车邻》与车舆制度、燕礼
《车邻》一诗首先反映了对车舆制的吸收。“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是说秦仲有车众多，其声邻邻然;有马众多，其中还有白颠马。这里的“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交通工具，而是含有礼制意义的身份象征。《周礼·春官》记载：“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金路……以宾，同姓以封;象路……以朝，异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以田，以封蕃国。”这段话就是对周代天子的五路制度的概括，也即五种专用车辆制度，具体指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五种车，其级别高低依次递减。由于在秦仲时代，秦才开始崛起，秦仲被周宣王封为大夫，尚未封国，按照礼仪制度，还没有资格被赐车舆，因为五路制度中的最低一等，也要是蕃国才行。而此时，秦君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夫，由于特殊的军事地位，秦在诸侯中的威望已经很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秦仲实际上的地位和身份，已与当时颇为显赫的诸侯无甚区别了。所以，周宣王还是破例赐给它车舆之制，而且，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此时，赐给秦的应该是“木路”，不过，即便只是级别最低的“木路”，也足以让此前一直行“戎翟之教”的秦的国人感到自豪而欣喜不已了。
有车必有马，这里有“白颠”马。毛《传》：“的颡也。”“的”意为“旳”，“白”的意思，“颡”是“额头”的意思。“白颠”是指额头上长有白毛的马，也叫作“戴星马”。《仪礼·觐礼》云：“奉束帛，匹马卓上，九马随之。”这里的“卓”意为“旳”，也是“白”的意思。觐礼十马，以白颠马为上，后有九马随之，可见白颠马之尊贵。
君王出入有了车马，身边自然也应该有随从，于是就有了“寺人”一职的设立。“寺人”一职，亦即毛《传》所释的“内小臣”之官。《仪礼·燕礼》云：“小臣戒与者。”所以，“小臣”一职即为通传官员觐见君王之命的官，他的职责与天子的“大仆”之职相当。《周礼·夏官》大仆职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燕饮，则相其法。”马瑞辰解释说：“诸侯兼官，无有大仆，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据此，是诸侯以小臣兼大仆，实掌君出入之教令。此诗言‘寺人之令’是掌君出入之命，故《传》知为内小臣之官也。”
《车邻》诗云：“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这是周代燕礼的反映。燕礼是周代贵族宴饮活动的礼典，属吉、凶、宾、军、嘉五礼中的嘉礼。燕礼之“燕”同“宴”，义为安闲、休息。燕礼是古代贵族在政余闲暇之时，为联络与下属的感情而宴饮的礼仪。用乐是燕礼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车邻》中“并坐鼓瑟”、“并坐鼓簧”即为用乐的体现。
《车邻》中的宴饮提到了两种乐器：“瑟”和“簧”。《毛传》说：“簧，笙也。”用“瑟”、“笙”所“鼓”确是诸夏之乐，而非秦本土的音乐。李斯《谏逐客疏》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相如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杨晖《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曹植《箜篌引》：“秦筝何慷慨。”可见秦国的传统乐器是缶、瓮、筝，而不是瑟、笙。秦仲被封为周朝的大夫，自然会有车马礼乐的赏赐，此“瑟”、“簧”之类的诸夏乐器，就是礼乐之赐，用这些乐器演奏的音乐应当就是季札所说的“诸夏之声”了。
关于燕礼的作用，《礼记·燕义》云：“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由此可见，燕礼的目的是使“上下和亲”，它表达的是一种“和”的政治审美理想，在笙瑟齐作的乐歌声中，君臣上下、宾主双方开怀畅饮。这种和谐共存、各得其所的状态正是礼乐文化所追求的，《车邻》中所谓“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正是对这种“上有贤君，下有贤臣，上下各得其宜”的状态的最好注脚。
二、《驷驖》与田狩礼
《驷驖》一诗是田狩礼的体现。《正义》云：“作《驷驖》诗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来，世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为诸侯，有游田狩猎之事，园囿之乐焉。故美之也。诸侯之君，乃得顺时游田，治兵习武，取禽祭庙。附庸未成诸侯，其礼则阙。故今襄公始命为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
秦直到襄公之世，才正式受命封为诸侯，才得有此田狩之礼。田狩礼也叫做大田之礼，属于五礼之中的军礼。军与征战相关，古代军队的组建、管理等，都离不开礼的原则。《礼记·曲礼》说：“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就是说，军队必须按照礼的原则，严格训练，严格管理。而作为军礼之一的大田之礼是天子或诸侯的定期狩猎活动，它以军事演习与军事训练为寄托形式，主要目的是检阅战车与士兵的数量、作战能力，训练未来战争中的协同配合。
《序》云：“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园囿”道出了举行田狩之事的场所。打猎的地方叫做“囿”，打猎完毕后的调习之所叫做“园”。《正义》进一步点明了“园”和“囿”的区别：“有蕃曰园，有墙曰囿。园囿大同，蕃墙异耳。囿者，域养禽兽之处。其制诸侯四十里，处在于郊。”田狩之礼一年举行四次，四季都有，分别称为春蓃、夏苗、秋狝、冬狩。《车邻》诗云“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此处的“狩”字即点明了田狩的时节是在冬天。“奉时辰牡，辰牡孔硕”是说虞官“驱时节之兽以待射”。虞官是掌管天子和诸侯狩猎所需猎物的官员，野兽在一年四季活动的状态各个不同，因此，虞官就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在那个时节最活跃最健壮的野兽，以供君主射猎。
在射猎兽类的过程中，诗云“公曰左之”，这是周人尚右习俗的表现。胡承珙《毛诗后笺》引《毛诗明辨录》云：“逐禽左者，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兽必左乃为中杀?盖射必有伤，以实鼎俎，近于不虔;杀其左而右体俱整，仍是尚右之意。”因为周人有尚右的习俗，所以在射杀用于祭祀的兽类时，就从兽的左边射杀，以保证兽的右半部分完好，这是对祖先神灵表示尊重之意。
三、《终南》、《渭阳》与宾礼
《秦风》诗中有两首诗涉及到周代的宾礼，这就是《终南》和《渭阳》。周代宾礼与周朝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密切相关。为巩固政治统治，周王朝大规模的封建诸侯。为加强对这些分封邦国的控制，使他们服从中央政权的统治，周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便包括制定诸侯定期朝觐制度、诸侯国家之间的朝聘往来制度等。这些被仪式化的外交礼典，就是宾礼。宾礼作为五礼之一，体现了周王室对诸侯邦国的一种怀柔安抚，故《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宾礼亲邦国。”《终南》一诗即体现了宾礼中周天子接见新封诸侯的朝觐礼。宾礼同时可以看作是中央政权与众邦国之间，以及众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渭阳》一诗则体现了诸侯国之间相互聘问往来的聘礼。此外，《终南》和《渭阳》都涉及到了宾礼中的锡命之礼，也就是在朝聘过程中赠送礼物的礼节。
《终南》一诗序云：“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劝戒之。”周天子接见新封的诸侯秦襄公时的王朝巨典，是为朝觐礼。朝觐所以明上下，礼典的举行是为了明确周王与诸侯之间的臣属之义。所以《礼记·祭义》中说：“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礼记·经解》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诸侯行朝觐礼之后有车马饰物服饰之赠，这也看作是朝礼之后的锡命之礼。锡命礼又叫册命礼、策命礼。《终南》诗中襄公受周之“锦衣狐裘”和“黻衣绣裳”即为锡命之礼的表现。西周封建诸侯、授官任职时多有赏赐，所赏之物必定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来进行的。锡命礼中赏赐的物品丰富多样，小到贝、弓矢、牛马，大到土地、王臣、人民等，而常见的赐物主要有赤芾、玄衮衣、车马之饰、秬鬯、圭瓒等。
从《终南》一诗，我们可以看到周天子赐予襄公的是“锦衣狐裘”和“黻衣绣裳”，主要是服饰。为什么呢?《白虎通义·考黜》云：“九锡，乐、朱户，皆随其德可行而赐车马，能安民者赐衣服，能使民和乐者赐以乐，民众多者赐以朱户，能进善者赐以纳陛，能退恶者赐以虎贲，能诛有罪者赐以鈇钺，能征不义者赐以弓矢，孝道备者赐以秬鬯。”我们结合该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就不难明白平王赐襄公以衣饰所包含的深意。时襄公初受封诸侯，平王虽承诺赐之“岐以西之地”，但此时周遗民所在的“岐以西之地”尚属戎人所有，所以平王和周遗民都对襄公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早日赶走戎人，收复失地。故平王在赐物给襄公时，选择了衣饰，而襄公在回国的途中还经过周遗民所居之地，这正是希望安抚人民之意。
襄公被新封为诸侯，所受之服为“锦衣狐裘”，这是符合周代礼仪制度的。《礼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又云：“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依据周代礼仪制度，“锦衣狐裘”是用织锦的裼衣罩在白色的狐裘外面，这是诸侯朝见天子时所穿的礼服。白色的狐裘是稀有之物，是尊贵的象征。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云：“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则狐白之难得可知矣。昔纣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礼子思，田文以狐白脱秦难。其贵之如此。故天子以为朝服，诸侯以为赐服。凡在朝，君臣同服。”
《秦风》中的另一首诗作《渭阳》则反映了诸侯间友好往来的聘问之礼。聘礼是诸侯贵族之间联络感情的高级会见礼，《仪礼·聘礼》记载了聘礼的仪节，《礼记·聘义》则阐述了聘礼的礼义：“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诸侯国之间用这种恭敬谦让的方式相接交，就不会相互侵犯欺凌了。
具体到《渭阳》一诗，这是晋国的公子重耳来聘问秦国，礼毕之后，秦国的太子送重耳归国。因为毕竟只是诗，不是礼书，故而只展现了礼仪规范的一个侧面，即聘礼中一系列礼节中的“送宾”之礼，是对即将归国来使表示送别之意。按照礼节，国君要派卿士前往赠物送行，并且要一直将使者送到国境。因为来使是秦君穆公夫人的弟弟，那么所派出的送行之人非太子康公莫属。太子亲自送行，也可见出秦国对晋国公子的亲厚之意。
临别赠送礼物是聘礼中的重要仪式，这里面最重要的礼物就是玉器。赠送的玉器的等级视人物的身份而定，如聘国君用“圭”，聘国君夫人用“璋”。在我国古代社会的礼仪中，玉器是非常重要的饰物和礼器，除非是在服丧的特殊时期，天子、诸侯、大夫、世子、士都必须“玉不去身”，因为玉是美德的象征。《礼记·聘义》中孔子将玉的外形、色泽、质地等来比喻君子德行的方方面面，玉之美、玉之贵于此展露无遗。诗中康公送给重耳的玉器是“琼瑰”。重耳的身份是公子，“琼瑰”是符合他的身份的玉器。玉器而外，所赠之物还有车马，即“路车乘黄”。《白虎通义·车旂》云：“路者，君车也。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轩车，士饰车。”路车乃诸侯所乘，时重耳为晋国公子，尚未为晋国国君，而赠之国君所乘之车。这是为何呢?我们联系当时重耳回国时的背景，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深意。时晋国遭逢内乱，诸公子为争夺国君之位而反目，国内混乱不堪，舅氏此去，祸福难料，秦国之意，是希望重耳此次回国，能当上国君。所赐之物，既是厚赠之情，也饱含希冀，而重耳也果然在回国的第二年当上晋国的国君，是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康公送舅至渭阳，时秦国都雍，雍在渭水南边，而水北曰阳。送至渭阳，必是渡渭水而送之，可见送之远也，既是秦晋两国礼之切，更见得甥舅情之深。
四、《黄鸟》与丧礼
《黄鸟》一诗的本事，是秦穆公死后以子舆氏三良人殉葬之事。不管子舆氏三子是自愿从死还是被逼殉葬，东周时期秦国实行人殉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
殉葬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丧葬制度。人殉一般盛行于原始社会解体、阶级和国家出现的初期，与私有制的出现密切相关。从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存在人殉现象，而在夏代便基本出现了较为成熟的人殉制度。人殉制度在殷商时期发展到极至，周因于殷礼，西周早期曾继承了殷商的人殉制度。但是人殉制度在西周中期已经开始衰落，考古发现证明，“在西周时期以奴隶殉葬已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出土多件青铜礼器的墓葬和有明显国属、族属的周族侯家族等级的贵族墓葬，竟未发现殉葬奴隶，说明在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中晚期)上层社会统治集团中的周人贵族已不再将奴隶殉葬作为一种礼制。”
在春秋时期人殉制度本来已经逐渐消亡的大背景下，秦国的人殉制度反而异军突起。秦国的'统治者公然将之定为制度。据《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献公元年止从死。”由此可知，从武公死时定此制度，以后十八君都行殉葬。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黄鸟》一诗并不是仅仅只是记载这一史实，它的价值在于诗中的“刺”意：“刺穆公以人从死。”这说明当时的国人已经知道这一制度的不合理了。此次大规模的残酷的人殉也引起了史家的尖锐批评，《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左传》借君子之语对秦穆公命三良从死之事的批评代表了春秋时期一种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新思潮、新观念，也即“民本”、“人本”的思想。这是在西周时期所没有的，“春秋时由政治动荡、经济变革酿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新思潮，其矛锋直指崇奉天命的‘神’的世界，开始注意人的存在与价值”。
总之，《黄鸟》一诗创作的背后不仅是人殉制度在周代的逐渐衰亡，它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即产生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萌芽。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人本思想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仁爱的光辉并没有照耀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身上。当时为秦穆公殉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而诗中所哀者不过是子舆氏之三子，这主要是因为子舆氏三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贵族阶层。而奴隶的陪葬并没有引起诗人的关注和史家的批评，正如陈子展先生指出的那样：“诗人作歌只痛惜三良的被迫殉葬，此外同殉的一百七十四人可能都是奴隶，不足数了。”
五、《权舆》与饮食礼
《权舆》一诗是周代饮食礼的体现。饮食礼制贯穿在整个周代礼制系统中，周代上层社会很多礼典场合都有饮食活动，诸如祭祀、燕礼、飨礼、乡饮酒礼、聘礼等一系列贵族阶层的礼典都离不开饮食活动。食器是饮食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周代的食器往往并不简单的只是盛放食品的工具，它被赋予礼制内容，成为区别尊卑贵贱、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志。从出土的青铜礼器看，很多青铜礼器都是饮食器具。饮食器具可分为食具和饮具两大类。
诗云：“每食四簋”。这里的“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具，在祭祀和燕飨时，“簋”以偶数组合，它与奇数组合的“鼎”配合使用。据《仪礼·聘礼》等礼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庶人用一鼎无簋。诗云“每食四簋”，由礼书的记载可知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夫。这位大夫在诗中哀叹：“昔日的君主以礼待我，每食必定按照礼制设为四簋，今日却沦落到每食不饱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昔日秦国的君臣是很尊崇周代的礼制的，于饮食礼也是恪守不渝。
诗中“夏屋渠渠”之“夏屋”也是饮食礼器。《鲁颂·俎宫》有“笾豆大房”，《毛传》云：“大房，半体之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柎，似堂后有房然。”“夏屋”大约就是此处的“大房”，是类似于房屋的一种俎，亦称“房俎”，祭祀时用来盛放牛羊等祭品。俎越深越大，越显得地位之尊贵，此处用“渠渠”(深广貌)来形容“夏屋”，更见得当日礼节之盛。
综上所述，从《秦风》诗中我们处处可见周代的礼乐制度。关于这一点，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只是被后人忽略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当鲁国人为他歌秦乐时，他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言夏声者，杜预注云：“秦本在西戎汧、泷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诸夏”，是指中原以正统自居的华夏诸族，这些以周朝为核心的封建诸侯国，都无不受周代文化的浸染。欧阳修曾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这里所说的“三代而下”，是指“遭秦变古”之后，其所谓“礼乐达于天下”者指夏商周三代，夏商姑且不论，但周礼达于天下是无可置疑的。平王东迁以后进入春秋时期，我们虽然无法回避周礼已经逐渐崩溃这个事实，但周礼在当时社会仍有不同程度的实行。“礼乐达于天下”，岂有不达于秦国之理?《秦风》诗所反映的周代礼乐文化，正是“礼乐达于天下”的最好注脚。
《诗经》婚恋文化的审美价值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自产生以来，代代相传，朝朝传诵，被称作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从整体说，主要原因是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和蕴含思想的深邃，以及杰出艺术成就和灵活的艺术表现手法所决定。但它所描述的全人类的共同情感之一——爱情婚姻，无疑也构成了吸引历代读者的基本要素之一，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写道：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男女情感不管是从古代至现代，甚至将来，永远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男女言情的诗歌在《诗经》中占了作品数量的三分之一，尤以“国风”中数量最多。周锡韦复说：“《诗经》中数量最大、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还是爱情诗(包括恋爱、婚姻各种题材)。光是‘国风’部分，这类作品就有六十多首。它们数量虽多，却面目不同，恍如百花竞艳，各各呈现动人的风姿。”这些爱情诗全面、细致地反映人们的婚姻、爱情生活和当时的社会婚俗、民俗，肯定和赞颂了对爱情、婚姻的专一与忠诚，表现劳动人民在爱情婚姻上的强烈的个性自由意识和大胆的'爱情追求，更体现爱情的含蓄美与朦胧美，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
一、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风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深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的咏歌，各言其情也。”《诗经》的爱情诗是普通平民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很多诗篇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婚姻的专一。《邶风•柏舟》写道：“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中的女子尽管“觏闵既多，受侮不少”，但始终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庸风•柏舟》中也表现女子对爱情的坚贞专一，如“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这句话是女子喜欢那个男子，发誓一定要嫁给他。对爱情的忠实不单是女子的专利，在《邶风•击鼓》同样写出男子对爱情婚姻的专一。诗中的男主人公将要远征，与妻子依依惜别之际，立下诺言“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达对爱情的忠诚。诗中发自肺腑之声，生死相随的爱情宣言多么感人，多么美好啊!所以千古传诵至今。
二、表现劳动人民在爱情婚姻上的强烈个性自由意识和大胆追求。在《诗经》年代，礼教观念并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男女的恋爱相对较自由，对爱情的追求也是那么大胆。《野有死麇》一诗描写一位打猎的男子爱上一位姑娘，为了得到她，把打死的野兽送给她。那位姑娘也爱上男子，把他带回家。自由恋爱着的男女那么勇敢，表现那么真挚。《卫风•木瓜》所述“投我以木瓜，报以琼琚”的情形展示男女相爱，私下互相赠送礼物，缘定终身的生动画面。“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是他们对爱情的理想，是多么纯洁、真挚的感情!
三、爱情诗中蕴含的含蓄美与朦胧美。美在于距离。《蒹葭》和《关睢》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
《蒹葭》这首诗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情感的含蓄美、距离美，达到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之美感。保加利亚的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说：爱情从来既是令人激动的回忆，又是明快清澈的期待。《蒹葭》诗里男子对女子的追求，可望而不可及，心往弛之，不可以用手触之，以身融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男子“溯游”、“溯洄”而寻，只见伊人宛如亭亭玉立的新荷，含苞欲放，多美啊!可“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无论男子怎样追寻，伊人总是“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及。著名学者廖群对《蒹葭》有这样精妙的评论：《蒹葭》更是全诗无一句抒情之语，只是对清秋萧瑟苍茫景色的点染和对“伊人”扑朔迷离所在的描写，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和失望，的确是“极缠绵，极惝恍，纯是情，不是景”。诗中用“蒹葭”的“苍苍”、“凄凄”、“采采”衬托出那位伊人是一位“行高志洁、多情却有几分矜持”的少女，给读者留下回味、想象的艺术空间，具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艺术效果。诗句回旋三迭，反复歌咏，不仅加强诗歌的音乐感、韵律感，更使感情不断升华，让意境更加朦胧深远，情调更加凄婉动人。缘景生情，情景交融，清寥空灵的深秋之景与怅惘迷茫的怀人之情融汇在一起，产生一种真切自然而又朦胧迷离的美感。
而作为四始之首的《关睢》也类似于此。《关睢》描写青年男子对窈窕淑女的倾慕思恋与追求。这种爱不是直接地表达出来，而是通过男子“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 之”来表现男子对女子的爱恋和追求，情切而意婉，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则把男子的深切思恋表现得委婉含蓄，意味深长，具有一种含蓄美。
《诗经》中反映婚恋文化的爱情诗是中国爱情诗创作繁荣的第一座高峰，蕴含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具有珍贵的审美价值，和《诗经》中的其他优秀作品一道代表了《诗经》的主要思想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解读《诗经》中的爱情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诗经之美可以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就非常重诗教，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认为三百诗篇都处于诗人性情之正，没有邪恶的思想或念头。《诗经》是人类童年时代纯真无邪而又对世界充满着爱满怀着激情的最好体现。《诗经》中的爱情诗，是古老的华夏民族在有了文字记载后，用诗歌表达的对所爱之人的爱慕，思念，情真意切，自我的情感与周围美好的景物融为一体，古人有“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是个体的一种自我选择。感情冲动同时也是个体的一种自我选择。《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从各方面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的真实面貌。《诗经》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国风》中的爱情诗分布于十五国中的十一国，其中《齐风》、《魏风》、《曹风》、《豳风》没有，《邶风》、《王风》《郑风》、《陈风》的爱情诗较多。
《诗经》第一首即《诗经·国风·周南》中的《关雎》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众多的爱情诗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男女相识相知;二、对爱情的追求;三、男女约会时的快乐;四、离别后的相思;五、为爱情而斗争。
一、男女相识相知
《诗经·国风》中男女相识相知爱情诗共有六首分别为《郑风·有女同车》、《郑风·箨兮》、《郑风·溱洧》、《陈风·东门之棼》、《王风·君子阳阳》、《卫风·木瓜》。这六首诗有写男女相约出游的《溱洧》，郑国的风俗，阴历三月上旬巳月之辰，采兰水上，祓除不祥。诗中“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菅兮!”写春水渐涨，男女拿着兰草香准备春游。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从中可看出女子无论在举止或态度上都很主动、大方，充满着个性张扬，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有写男女相互唱和赠答的《木瓜》，“投我予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抱也，永以为好也。”写了你送给我木瓜，我送给你佩玉，是回报吗?不，是为了我们的感情好呀!真是情深意长。有写舞会中男女相赞、相悦的《东门之棼》，“东门之棼，宛丘之栩”。子仲家的姑娘在白榆、栎树下翩翩起舞。男子听到后，便“市也婆娑”，欣然而往，跳着跳着，男子夸女子“视尔如菽”，女子听后大悦，“贻我握菽”。这些诗歌逼真形象地写出了恋爱的前奏——相识相知。
二、对爱情的追求
周代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增加人口，增强国力，亦鼓励男女自由恋爱及时结婚，于是组织了大规模的春游祭祀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男女青年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爱意，追求爱情。《周南·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雎鸠的相和鸣，便联想与那位美丽善良姑娘结对，心想：她真是我的好匹配呀!有了这种想法后，男子便“寤寐求之”，朝也思暮也思，想来想去，他便大胆去追求，结果“求之不得”，于是又“辗转反侧”，翻来覆去不能睡，真焦虑呀!怎么办?于是采用“琴瑟友之”，用琴瑟表达自己的心迹，来拨动少女的心扉，最后“钟鼓乐之”，写出了男子求得之后的喜悦与两人相乐的情景。《关雎》中的男子成功地追到了心爱的姑娘，可是在《周南·汉广》和《秦风·蒹葭》中却不那么幸运了，他们也追求了，却是满怀的惆怅，可望而不可及。《汉广》中“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水永矣，不可方思。”男子看到汉水游玩的女郎，便游着、划船去追求她，可汉水太宽、太长，怎么也到不了她身边，真苦恼呀!男子便“翘首错薪，言刈其楚”，准备乘船过江，他又“翘首错薪，言刈其蒌。之予与归，言秣其驹”，准备割草喂马来迎接她，可是汉水依旧是那么宽、那么长，还是到不了心爱的人身边，心中充满失望惆怅之情。《蒹葭》中以“白露为霜”，“白露为唏”，“白露未已”写出追求的时间之长和精神之执着。“朔洄从之，道阻且长。朔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追求之难。真是蒹葭长，露为霜，美人隔秋水，相思无限呀!总之，在这一阶段，男女互生爱意，相互追求，其爱之真，其心之诚，件件历历在目，个个令人感动。
三、男女约会时的快乐
经过艰苦努力的追求后，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恋人，他们的恋情开始了，在不断的约会中，他们的感情不断的交往，越酿越浓，越浓越甜，达到高潮。体现了当时男女那种真挚、质朴、健康、自然的感情。《邶风·静女》“静女其姝，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写一位天真、活泼而调皮的姑娘看见情人来了就藏了起来，急得小伙子心急如焚，抓耳挠腮，转来转去，不知所措。“静女其变，贻我彤管”“说怿女美”“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女的赠送他一颗草，男的当个宝，真是爱屋及乌呀!而《郑风·风雨》写情人相见的快乐，“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既见君子，云胡不瘳?”“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见到情人有什么不如意，有什么病不好，有什么不喜欢?相亲相爱到了极点。《郑风·野有蔓草》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写情人乍见，欢乐无限。《庸风·桑中》写情人见面是欢乐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形象地刻画了相思之苦。《郑风·出其东门》中“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东门虽美女如云，但我心决不她移，我只爱那个“缟衣綦巾”的女郎，其爱情之坚贞，可见一斑。再看《陈风·泽陂》中“彼泽之陂，有蒲有田”但终究还得分开。这一时期的诗，表现了人们的自然情感和人性的自由发展，其人性的率直和对感情的执着。
四、离别后的相思
相会后总要分别，离别后对情人的思念不断加深，挥之不去。《国风》这类相思诗有十二首，《王风·采葛》写别离后的相思苦，“有美一人，伤如之何”“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写男子躺在床上想：美人伤心了吗?想她高窕的身材，黝黑的鬓发和下巴，想啊想啊，想得“寤寐无为”睡不着，想的“涕泗滂沱”鼻涕眼泪流成河。从以上诗我们可看出，相思之苦，形态各异，但大胆直率，毫无矫饰之情，令人惊叹!
五、为爱情而斗争
这类诗《国风》中有五首，它们分别是《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郑风·遵大路》、《王风·大车》、《召南·行露》。《郑风·遵大路》中“掺执子之祛兮”“掺执子之手兮”，写无奈的女子拉着情人的手说：“无我恶兮!不蹇故也!”不要讨厌我啊!咱们的旧情不能断呀!虽然感情有些破裂，但她仍然抱有希望，拉着情人的手，苦苦哀求，这种为真情而抗争，使人心酸，令人感动，纵铁石心肠，何忍言别。而《将仲子》则描写为追求爱情努力反抗礼教的束缚，诗中从对情人的倾诉中，她哀求她心爱的仲子“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她是真爱惜树吗?“岂敢爱之”，那为什么呢?“畏我父母”“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她是怕受礼教束缚的父母、诸兄的责难，可是“仲可怀也”，我依然爱你呀!当爱情的斗争发展到高潮时，就出现了私奔。接着看《王风·大车》中“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女子斥责男子：难道不把你来想?怕你不大胆不敢私奔，短短的几句既表明决心，有提出私奔。“觏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缴日。”活着呀，不同室，死了呀，该合葬，你不信，天上的太阳证明我的心!指日为誓，大胆私奔，生死与共。感情是何等真挚，反抗是何等的强烈!但后世随着礼教的加重，这类诗歌可谓风毛鳞角!
从以上五类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婚姻恋爱的风俗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当时的婚姻知道并非如后来的封建时期有严格规定，较之封建社会而言还是相对自由的。
通过对《国风》爱情诗的分类和简单介绍，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爱情诗歌中有许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爱情的追求是大胆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的原因吧!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可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
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诗经》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郑风·溱洧》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诗写的是郑国阴历三月上旬己日男女聚会之事。阳春三月，大地回暖，艳阳高照，鲜花遍地，众多男女齐集溱水、洧水岸边临水祓禊，祈求美满婚姻。一对情侣手持香草，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他们边走边相互调笑，并互赠芍药以定情。
《邶风·静女》更是把当时青年男女在一起时的那种天真活泼、相互逗趣的情景写得活龙活现。一个故意逗惹，一个语带双关的凑趣，其开朗的性格，深厚的感情，愉快的情绪，跃然纸上。《卫风·木瓜》、《郑风·?兮》带有明显的男女欢会色彩，一是互赠定情物，表示相互爱慕，一是邀歌对唱，借以表白心迹。
应该说，《诗经》中的这类爱情诗，展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世界。这里没有世俗的偏见，有的只是个体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这种淳朴、自然、浪漫的平等爱情，是汉以后爱情诗的矫揉造作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浪漫与明媚的爱情，如山野中不败的鲜花，虽然充满野性，但却像营养着生命的空气一样，培育着生活和情愫，塑造着生命的精神。
《诗经·国风》的爱情诗，突出了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对对生命的珍惜和新事物的渴望，还原了生命与生活的意义。《周南·关雎》就是一首炽热感人的情歌。一位男子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醒时梦中不能忘怀，而又无法追求到。面对悠悠的河水，目迎水流中浮动的荇菜，姑娘美丽的身影时时闪现在眼前，这更增添了他的痛苦，以致出现了幻觉，仿佛和那个姑娘结成了情侣，共同享受着协谐欢乐的婚后生活。诗中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胆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这种浓烈的感情和大胆的表白，正是生命欲望和生性本能的自然显露。
从众多爱情诗可以看出《诗经·国风》中的爱情，绝没有半点礼教的束缚和贞洁观念的束缚，没有搀杂任何功利性的因素，是一种真正意义的人类对美好爱情的追求。《诗经·国风》中的爱情告诉我们要摆脱礼教和落后观念的束缚就必须找回自我，以我为中心寻求精神上的自由。这也许是《诗经》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