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发布讣告称：2017年5月7日7时21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98岁。
吴文俊1919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科院数学所、中科院系统所、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任职。他曾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名誉所长，1957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是上世纪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其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一、吴文俊：数学大师中的“老顽童”
吴文俊院士，37岁凭借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攀登数学机械化的高峰;世纪之交，捧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他的工作是19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
1970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面对各种荣誉，吴老却看得很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说：“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我是数学家、科学家，我只能尽可能避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曾谦逊地说：“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数都数不过来。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我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我就希望我们的数学研究事业能够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二、自认“笨人”
“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在熟悉的人眼里，吴老是位“老顽童”，他乐观开朗，常有一些惊人之举。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会，开会间隙出去游玩，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一次访问泰国期间，他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还拍下了照片。
吴文俊在70岁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七十不稀奇，八十有的是，九十诚可贵，一百亦可期。”到了80岁大寿的时候，他对这首诗做了微妙的修改，把每一句都增加了10岁。
“做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总是想些怪招，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功夫不到，哪里会有什么灵感?”吴文俊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数学是笨人学的，我是很笨的，脑筋‘不灵’。”他说。可就是这样一位自认为“很笨”的人，总能站在数学研究的最前沿。
面对各种荣誉，吴文俊看得很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说：“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我是数学家、科学家，我只能尽可能避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也曾谦逊地说：“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常常有人向吴文俊请教快乐长寿的秘诀。他总是说，我信奉丘吉尔的一句话，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要让生活尽量轻松平淡，不要为无谓的烦恼干扰。
三、“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在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印象中，开朗爱笑的吴文俊很少发火。但有一次他真的是“发火”了!
那是在吴文俊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初期，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反对，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一次，一位资深数学家当面质问他：“外国人搞机器证明都是用数理逻辑，你怎么不用数理逻辑?”吴文俊激动地回答：“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吴文俊之所以能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杰出成就，正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创新激情。“吴先生认为，创新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学术生命是应该能够终身保持的。”
是的，创新和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文俊也正是这样以身示范的。
上世纪70年代，年近六十的吴文俊决定开始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他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那时计算机的操作可不像现在的计算机这么简单方便。”吴文俊曾说。
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吴文俊的工作日程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他甚至午夜之后才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为了节省时间，当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搁时间。
四、“搞学术研究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
吴文俊之所以能达到很高的学术境界，除了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激情外，还源于他兴趣广泛，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吴文俊被老伴儿笑称“贪玩”，活力不亚于年轻人。
有一次，吴文俊和同事们一起去香港参加学术研讨。活动间隙，已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自己偷偷溜去游乐园坐过山车，还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吴老“顽皮”地将蟒蛇缠在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直冒冷汗。
生前，每当提起这两次经历，吴老说只是觉得好玩、好奇，自己也想试试。
工作之余，吴文俊还有很多“时髦”的爱好，比如看看围棋比赛，去小店喝喝咖啡，到影院看看电影，读读历史小说。
吴文俊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他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他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别看围棋中的小小棋子，每个棋子下到哪儿都至关重要，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这样才能出大成果。”
“吴先生虽然兴趣广泛，但他认为，为了把研究目标搞清楚，就得有所牺牲。他是通过对有些方面‘不求甚解’，省出时间来，对某些方面求其甚解、理解得比所有人都深入。”
五、“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吴尽昭是吴文俊的学生，在他印象里，老师虽成就斐然，但始终淡泊名利。
“先生常对我们说，‘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这正是先生长久以来对待奖项荣誉的态度。读博期间到先生家里学习拜访，满室书卷是先生家里最大的特色，从没见过任何奖杯奖状被摆放出来。”吴尽昭说，“他不肯从数百万的巨额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改善生活条件，却用来开展自主选题的研究，支持优秀项目。”
“吴先生衣着朴素，谈吐随和。”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李廉谈起吴文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上世纪80年代末，吴先生随政协考察团来甘肃，大约8月底，天气还比较热，吴先生一身短裤短衬衣，背了一个很普通的挎包，一个人从下榻的宾馆走到兰州大学来找我，令我十分惊讶又感慨万分……在吴先生身上，我真正领会了如何去做一个纯粹的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