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王安的恩怨
【人物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1-3]。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才子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下面就来看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纠葛吧。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
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
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颔之。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劝东坡着手重修，东坡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
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东坡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
说到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颔之。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劝东坡着手重修，东坡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东坡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
[知识拓展]
王安石主要成就
变法革新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积贫局面的改变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揭秘冰心与林徽因的“恩怨”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1999年2月28日21时12分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女，汉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因常被人误认为当时一作家林微音，故改名徽因。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建筑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
1987年,晚年冰心在《入世才人灿若花》中列举五四以来著名女作家,其中公开赞美林徽因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而在事实上,早年冰心和比自己年轻4岁的林徽因之间,曾经有过一些纠缠不清的是非恩怨。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
1933年9月23日,杨振声、沈从文从清华研究院教授吴宓手中接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更名为文艺副刊出版第一期。同年10月17日,冰心写作完成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随后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于冰心与林徽因的关系,作家李健吾回忆,“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据韩石山《碧海蓝天林徽因》一文考证,小说中不如10年前“二九年华”的“美”太太,对应的是出生于1904年的林徽因。太太的女儿彬彬,对应的是出生于1929年,时年5岁的'梁再冰。
“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的文学教授,对应的是1891年出生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的政治学者,对应的是1900年出生,25岁便做了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钱端升。
“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的柯露西,对应的是1932年与费正清在北京结婚的费慰梅。
“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的哲学家,对应的是后半生一直寄住在梁思成、林徽因家里的金岳霖。
“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的“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对应的是已经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徐志摩。他与林徽因一见面,便“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看一片光明的云彩……’”
“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的丈夫,对应的是在营造学社任职,以“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名义在北京挂牌营业的梁思成。
按照韩石山的说法,这些都不算什么,即便是影射,也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小说中竟然不顾时人最为避讳的家庭隐私,一再暗示林徽因是庶出,即是小老婆生养的。林长民有妻叶氏,不生育,娶妾何雪媛,为浙江嘉兴一小作坊主的幼女,生林徽因,又生一女一子,均夭亡。徽因8岁时,林长民又娶妾程桂林,先后生有一女四子。
娥眉善妒
撇开半真半假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不论,现实生活中的冰心与林徽因,也长期处于相互诋毁误解的冷战状态。
1931年11月25日,也就是徐志摩遇难的第6天,冰心在写给梁实秋的书信中表白说:“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令冰心料想不到的是,徐志摩生前写给陆小曼的一封家书,似乎印证了她的不实之语。1928年12月梁启超病重,徐志摩从上海赶到北平看望,其间曾到清华大学拜访罗家伦、张彭春等人,“晚归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
其实林徽因同样没有免除传统女性娥眉善妒的陋习。她在1940年写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书信中写道:“但是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
这封英文信后来由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翻译为中文,收入《林徽因文集》。据相关资料,这件事正是指冰心在1940年受宋美龄邀请赴重庆出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文化事业部部长一事。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0年前后,冰心、吴文藻夫妇前往重庆,无可厚非。借用胡适的话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林徽因对于冰心夫妇“飞往重庆去做官”的诋毁误解,主要是出于女性之间娥眉善妒的争风吃醋。
同样是女性作家娥眉善妒的例子,年青一代的张爱玲、苏青,对于当年高踞于正统文坛之上充当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部部长的冰心另有非议。1945年4月,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9期刊登《我看苏青》一文,其中写道:“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苏青在投桃报李赞美张爱玲的同时,同样也对冰心进行讽刺以至于人身攻击:“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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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东坡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