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吴孟超，从医68年来，他提出一整套肝脏外科的理论学说，开创了一系列临床救治的新方法，使我国的肝脏外科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下面是小编收集的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快来看看吧!
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四月暖风，刮起阵阵感动。记者几天采访，解读吴孟超的人生历程，深切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感受到他爱党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
回国、参军、入党
吴孟超总结式地对记者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1922年夏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因为家境贫寒，在他3岁时，父亲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谋生。5岁那年，吴孟超跟着妈妈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很快，小孟超就帮着家里舂米、割橡胶了。
“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穷也要让我认字、读书。”于是，上午割胶、下午上学，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7岁。吴孟超读书刻苦、用功，成绩总是数一数二。而正是那段时间割胶，他把割胶刀玩得飞舞。采访中，诙谐的吴孟超对记者说，这就是最早的“手术训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孟超深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初中毕业时，身为班长的他和同学们商量，把毕业聚餐费捐给国内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得到一致同意。不久，他们竟然收到了朱德、毛泽东发来的感谢电。那封感谢电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吴孟超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红色记忆。
回国到延安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这是他当时最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过越南，自昆明入境。
到云南后，由于战争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
吴孟超至今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时的情景。那天，天刚蒙蒙亮，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早就对共产党充满向往的他，此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要加入这支队伍，跟党走。
1956年，吴孟超的夙愿终于实现。这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为党工作的忠心始终不变，并且始终充满奋斗的激情。
1958年，裘法祖受聘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兼职教授，吴孟超再次成为他的学生。在裘法祖悉心指导下，吴孟超手术水平大有长进。但吴孟超觉得光做个普通“开刀匠”还不够，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老师。裘法祖对他说：“肝脏外科目前很薄弱，我国又是肝脏疾病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吴孟超茅塞顿开。从此，拉开了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序幕。
挽救14000个生命
爱党，就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为民造福!自从选择了肝脏外科作为自己的事业，吴孟超就与肝脏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一头扎进图书馆，找到一本由美国人编写的《肝脏外科入门》，并和同事方之扬将这本20多万字的书翻译出来。他先后创立了“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创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提高了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完成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位“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用神奇的双手挽救了数以万计病人的生命。
1975年，春节刚过，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子在家人搀扶下，点名要找吴孟超。原来患者8年前腹部长了个拳头大的瘤子，去医院检查后认为是肝癌。两年过去了，瘤子越长越大。换了个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如果是肝癌的话活不了这么久，于是做个穿刺。不料引起大出血，医生再也不敢接诊这个病人了。
吴孟超确认这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检查显示，这个瘤子直径竟达68cm。当时，国外将直径在5cm以上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划为“巨大”，患者的瘤子称得上是“超级巨大”。其最危险的是肿瘤破裂会引起腹腔急性大出血，常可导致死亡。
吴孟超带着助手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在反复推敲后，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肝脏外科界奉为经典。
考虑到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校和医院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全力配合。
8点30分，战斗打响!
当切口完全打开时，一个装满鲜血、蓝紫色的巨大瘤体赫然呈现在眼前，让所有在场的手术室“常客”都有点毛骨悚然。
吴孟超定了定神，沉着地切断一根血管，并立即止血，又切断一根血管，再止血，小心翼翼地剥离瘤体。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吴孟超重复着这些动作。
1小时，2小时，3小时，吴孟超依然重复着这些动作。
助手们看着他，大气都不敢出。要知道手术刀只要稍稍碰破哪怕是一点点瘤体，鲜血立即会喷涌而出。
吴孟超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护士见状，连忙用纱布帮他吸掉。不断渗出，不断吸掉。
当钟表指向晚上8点30分，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的吴孟超顺利完成了手术!
36年过去了，这个患者依然健康地活着，已经80多岁的他还经常打电话给吴孟超，反复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感激。
吴孟超说：“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帮助一个个病人渡过难关。”
1983年春天，一对浙江的渔民夫妇，抱着出生4个月的女婴求救吴孟超。吴孟超全面检查后，很快断定女婴得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少见的小儿胚胎性恶性肿瘤。当吴孟超把自己手术的想法告诉同事时，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吴孟超和同事们制订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并请小儿科专家联合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有惊无险地从孩子肝脏上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肿瘤，瘤子的体积竟比婴儿的脑袋还大!10天后，孩子出院。
2004年9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湖北女孩甜甜在父母陪伴下来找吴孟超求治。这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中肝叶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在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吴孟超决定再闯中肝叶禁区，手术切除血管瘤。他带领姚晓平教授用了近10个小时成功将瘤体完全切除。
“这个手术难度确实大，我们在手术中也创造了肝门阻断新的纪录，前后阻断4次共103分钟，才将瘤子切下来。”吴孟超记忆犹新地说，“瘤子有排球那么大，放在一个脸盆里都快满了。”
几十年来，吴孟超就是这样，以一个医学科学家的智慧和胆识，闯过了肝脏一个个“禁区”，创造了一个个世界之最，挽救了14000个鲜活的生命。直至今年90高龄，仍然奋战在肝脏外科最前沿……
穿军装提醒我是一个兵
2010年4月1日，井冈山，细雨蒙蒙。
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追寻红军足迹，祭奠革命先烈，服务老区人民。记者随同参加，见证了这一行动。
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前，吴孟超向长眠在那里的130名红军烈士肃立默哀，三鞠躬。之后，他带着大家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吴孟超还不顾劳累，亲自给井冈山地区医务人员讲授肝胆外科疾病的诊疗技术。接着，又赶到井冈山人民医院，为住院的病人会诊，还与井冈山人民医院签订了友好医院帮带协议，用医疗技术反哺老区人民。
军人，是吴孟超的本色。让自己和战友们永葆军人本色，是吴孟超几十年来一直努力的事。
吴孟超有着特殊的军装情结。一般说来，在医院工作的人为了方便，是不大穿军装的。但吴孟超不一样，他一年四季都穿军装，而且军容严整，夏天再热，他也不挽袖子，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吴孟超说：“只要穿上军装，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兵，而作为一个兵，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不能丢。”
无论是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就连普通的“健康军营行”活动，总是活跃着吴孟超的身影。
1998年，长江洪水，吴孟超请示亲赴抗洪前线，但因年事已高未能如愿。后来，多次为在抗洪中受伤的将士手术、会诊，为抗洪将士的健康竭尽全力。
2001年，吴孟超在医院建立“军人救治绿色通道”，为三军将士提供最便捷的医疗服务。
2003年，“非典”肆虐。他以一个老兵的敏感立即从医院抽调人员成立“抗非医疗小分队”，随时准备奔赴小汤山。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吴孟超第一时间要求参加医疗队，到一线抢救地震伤员。坐镇指挥后，开通远程视频会诊系统，亲自指导一线医疗救援。他还主动缴纳2万元特殊党费，并以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名义，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救助灾区群众。
2005年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坚持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带领医疗队入海港、登哨所、到连队，走进野战驻训点和海军舰艇部队，把战士宿舍变成流动诊室，把对基层官兵的关怀一次次送到了部队官兵的心坎上。一位基层连长感慨地说：“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国宝级的医学大家，能亲自来给我们基层官兵体检、咨询，我们太幸福了!”
《朗读者》的舞台上，迎来了一位90岁的老人，“中国焊接第一人”，潘际銮院士。
作为中国焊接科学奠基人，清华焊接专业的创始人。潘老对我国众多现代化工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秦山核电站、第一条高铁，这里面都有他的汗水。
在节目中，以潘老为首，近十位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大的功勋级校友，一同朗读清华的《告全国民众书》。
这些中国各科研领域的元老人物，年龄加起来超过1200岁。那年代里，面对破碎的山河，国家因孱弱而遭受欺凌，清华人所发出的奋进的呼号，如今听来依旧令人热血澎湃。
用潘老的话来说，当时念书的目的只有三个：“抗日、救国、回家。”是的，他们那一代人读书，就是为了国家。
1927年12月，潘际銮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家庭。家里的条件虽然不是很好，但他和许多孩子一样无忧无虑。
潘际銮从小就求知若渴，小学读了一年连跳两级，三年级读完，又直接读五年级。就在小学快读完时，抗战爆发。日本入侵，九江告急，一家人只好逃往南昌。
虽然这时他没机会进学堂，却用半年不到的时间，自学了小学剩下的全部课程。
等他考上初中，家人又再度逃亡。一走就是3个多月，一路上躲避日机轰炸，在饥饿和病痛中几度涉险。
1939年，全家抵达昆明。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住在乡下，每天要走30里路去上学。有一次他和哥哥不慎被洪水卷走，差点因此丢掉了性命。
饥饿和逃亡，成了少年全部的记忆。从那个时候起，潘际銮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努力学知识，为民族崛起尽一份力。
1943年春天，以各门功课第一的成绩，潘际銮考进著名的中山中学。
两年后，又被保送进西南联大。当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一，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学府，潘际銮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回首求学的岁月，潘老感慨道：“抗日救亡是当时联大师生的共同目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对于我来说，10岁就穿梭在炮火之中，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所以读书纯粹为了求学问，将来能够救国和报国，功名利禄根本没有想过。”
抱着求知救国的理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清华机械系。当时国家急需建设型人才，清华便推荐他到哈工大，跟随苏联焊接专家普洛霍洛夫，学习新兴的焊接技术。
当时这项技术国内一片空白，潘际銮想：“虽然现在还用不上，但在中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这项发展中技术一定会起重要作用。”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去了哈工大。
当时自愿学习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数来数去只有6个人。他报名时，清华、北大的老师开玩笑说：“你专门到哈工大，去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有什么意思呢?”
潘际銮没有考虑个人，他想到是祖国未来的建设。如果仅从眼前利益出发，学一门热学科当然更“划算”。
到了哈工大后，他努力学习，并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极大丰富了焊接的科学分析。
1952年，哈工大决定成立焊接专业，他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创建了第一个焊接专业。
随后，他又在清华建立焊接教研组，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就这样，中国的焊接人才队伍，才一点一点壮大起来。可以说，潘老是中国焊接领域，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事实证明，潘老的预见是正确的。他所深入研究的领域，成了国家各项工程建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20世纪60年代，他率领教师、工人花3年多时间，完成了由清华大学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又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电子束焊机。
1987年至1991年，在我国自行建设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时，潘老担任焊接顾问，为该工程作出重要贡献。
最让国人骄傲的，是中国的高铁名扬海外。如今高铁遍布全国，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高铁大国，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高铁运量最多、高铁等级最高，让无数外国人为之惊叹。
高铁之所以能迅猛发展，离不开潘老开创的钢轨焊接技术。“高铁的钢轨要一点缝都没有，全部焊起来，把它磨平、磨光。全国最后总结是焊了66万个头，一个问题都没有出。”
如果没有潘老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就没有中国高铁的迅速崛起。
在核电和高铁两大领域，潘老可以无比自信地说：“中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焊接技术过硬。中国钢轨焊接的水平，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他不求名利，求的是奉献，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像高铁一样，让世界为之震惊和赞叹。
潘老的科研成果，估计可达数千亿。可就是这样一位老人，身居陋室，上下班骑自行车。
他在清华大学焊接楼的办公室，真是简陋无比。潘老作为学科筹办人，只有一个光线不太好的小办公室，大约10平米。那间小办公室，被已经掉漆的家具和书报资料，塞得满满当当，让人没法下脚。
至于收入，一个月也就万把元。相比老伴儿5000元的退休金，潘老觉得已经非常满足了。
在潘老家里，最贵的也就是两台台式电脑。他一台、老伴儿一台，其他要花钱的地方很少。实际上，作为院士的潘老，待遇要参考副部级干部。
但二老对名利不感兴趣，公司高薪聘请潘老，都被婉拒。如今住在清华的荷清苑社区，还是十多年前的老房子，书房都是用阳台改造的。
至今，90岁的潘老每天在实验室里，工作10个小时左右。他说：“我终身投入这个事业，是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赚钱牟利。”
不但是科研，对于祖国人才的培养，潘老也是竭尽所能。1993年，潘老应桑梓之邀，担任江西省南昌大学校长。
当时江西是个“三无省”，无重点高校、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潘老，65岁到南昌大学“救火”，将当初西南联大的育人之风，带到了这所不起眼的学校里，大力推行本科教育改革：
对各学期未修满规定学分数60%的学生，要求缴纳全部培养费，并跟班试读一次;仍未修满学分数60%以上者，予以退学;对公费生和自费生实行滚动竞争，学习不好的公费生可能转为自费生，而学习好的自费生则可以转为公费生。
这些让国内高校同行瞠目的制度，均有着浓厚的联大烙印。很快，南昌大学学风陡转。
1996年，南昌大学“211”预审通过;2002年，南昌大学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重点大学。
任职校长10年间，潘老从不为亲近搞特殊关系。他的学生和下属，从未沾光。
学生张华在南大任教，并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给潘老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直至潘老卸任，职级都没有改变。
徐丽萍笑称不敢印名片，“那么大年纪，还是科长，实在不好意思啊”。
潘老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学术研究、培养人才，多亏了贤内助，北大才女李世豫。
其实早在去年，潘老和夫人，就因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红遍网络。两人衣着简朴，却浑身上下，散发着无比浪漫的气息。潘老夫人看到有人抓拍，还俏皮地伸展手臂，露出充满幸福的笑容。
后来，两位老人的信息曝光，大家才知道潘老的真实身份。而那羡煞旁人的画面，不过是二老的简单日常。两人相濡以沫几十年，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
潘老读书的时候，根本没有心思恋爱。1950年，李老师到北京考学，正好遇到老乡与潘老同屋。潘老和老乡就让出了房间，还主动给李老师辅导功课。
两人认识了三个月之后，潘老就去了哈尔滨学焊接。没有甜言蜜语、山盟海誓，一别五年，恋情却不受影响。五年后，两人结为夫妇，一过就是几十年。
没有昂贵的座驾，也没有华丽的衣裳。风风雨雨，朝夕不改，家里事李老师一人照管，给了潘老巨大的支持。
经济收入方面，李老师也说：“要高薪干什么，生活够了就行，不要整天想着挣多少钱。我们这些人搞科研目的不在钱，就是要搞创新。国家有进步，工业有进步那就好了，人民的生活就好了。”
所以，两人穿着朴素的衣衫，如神仙眷侣被抓拍下来时，许多人了解后都说：“那个年代的人真的不一样，爱上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做一份工作，就坚持一辈子;研究一个专业，就耗尽一生。”
潘际銮的生活，从来都是平平淡淡。每天上午8时30分，在家吃完夫人准备的早餐。他就蹬着电动自行车，到清华大学焊接馆上班，带着20多人的团队干活。
傍晚6时，他蹬车回家，老伴已经准备好了晚饭。晚上上网、回回邮件，一天便过去了。
可是在这样的平淡中，他们却有着别样的欢喜。高铁验收时，李老师受邀体验，心里无比高兴，替潘老感到自豪。
“验收的时候坐到高铁司机旁边，我心里高兴死了。又很害怕，那可真快!我们从来没坐过那么快的火车，这都是我老伴的功劳!”
现如今，潘老年龄大了，为了安全，不再骑车带老伴兜风，但浪漫情调还是不减。
他曾翻出许许多多老照片，偷偷做了一个相册，作为钻石婚的礼物送给李老师。简朴的相册，打捞起层层叠叠的时光，记录了60年里风风雨雨的陪伴。
这样历久弥新的爱情，在各种欲望泛滥的社会里，真是一股暖心的清流。二老的生活简朴、自在随心，对国家的那份赤子之心，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一生一件事，一生爱一人!这样的简单和纯粹，却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尤其是在浮躁的世界里，需要抵御更多的诱惑，不被欲望的身影所左右，坚守住自己的内心。那样的一颗心，比金子还要宝贵。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发布讣告称：2017年5月7日7时21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98岁。
吴文俊1919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科院数学所、中科院系统所、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任职。他曾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名誉所长，1957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是上世纪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其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一、吴文俊：数学大师中的“老顽童”
吴文俊院士，37岁凭借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攀登数学机械化的高峰;世纪之交，捧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他的工作是19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
1970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面对各种荣誉，吴老却看得很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说：“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我是数学家、科学家，我只能尽可能避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曾谦逊地说：“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数都数不过来。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我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我就希望我们的数学研究事业能够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二、自认“笨人”
“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在熟悉的人眼里，吴老是位“老顽童”，他乐观开朗，常有一些惊人之举。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会，开会间隙出去游玩，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一次访问泰国期间，他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还拍下了照片。
吴文俊在70岁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七十不稀奇，八十有的是，九十诚可贵，一百亦可期。”到了80岁大寿的时候，他对这首诗做了微妙的修改，把每一句都增加了10岁。
“做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总是想些怪招，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功夫不到，哪里会有什么灵感?”吴文俊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数学是笨人学的，我是很笨的，脑筋‘不灵’。”他说。可就是这样一位自认为“很笨”的人，总能站在数学研究的最前沿。
面对各种荣誉，吴文俊看得很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说：“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我是数学家、科学家，我只能尽可能避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也曾谦逊地说：“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常常有人向吴文俊请教快乐长寿的秘诀。他总是说，我信奉丘吉尔的一句话，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要让生活尽量轻松平淡，不要为无谓的烦恼干扰。
三、“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在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印象中，开朗爱笑的吴文俊很少发火。但有一次他真的是“发火”了!
那是在吴文俊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初期，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反对，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一次，一位资深数学家当面质问他：“外国人搞机器证明都是用数理逻辑，你怎么不用数理逻辑?”吴文俊激动地回答：“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吴文俊之所以能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杰出成就，正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创新激情。“吴先生认为，创新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学术生命是应该能够终身保持的。”
是的，创新和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文俊也正是这样以身示范的。
上世纪70年代，年近六十的吴文俊决定开始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他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那时计算机的操作可不像现在的计算机这么简单方便。”吴文俊曾说。
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吴文俊的工作日程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他甚至午夜之后才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为了节省时间，当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搁时间。
四、“搞学术研究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
吴文俊之所以能达到很高的学术境界，除了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激情外，还源于他兴趣广泛，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吴文俊被老伴儿笑称“贪玩”，活力不亚于年轻人。
有一次，吴文俊和同事们一起去香港参加学术研讨。活动间隙，已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自己偷偷溜去游乐园坐过山车，还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吴老“顽皮”地将蟒蛇缠在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直冒冷汗。
生前，每当提起这两次经历，吴老说只是觉得好玩、好奇，自己也想试试。
工作之余，吴文俊还有很多“时髦”的爱好，比如看看围棋比赛，去小店喝喝咖啡，到影院看看电影，读读历史小说。
吴文俊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他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他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别看围棋中的小小棋子，每个棋子下到哪儿都至关重要，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这样才能出大成果。”
“吴先生虽然兴趣广泛，但他认为，为了把研究目标搞清楚，就得有所牺牲。他是通过对有些方面‘不求甚解’，省出时间来，对某些方面求其甚解、理解得比所有人都深入。”
五、“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吴尽昭是吴文俊的学生，在他印象里，老师虽成就斐然，但始终淡泊名利。
“先生常对我们说，‘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这正是先生长久以来对待奖项荣誉的态度。读博期间到先生家里学习拜访，满室书卷是先生家里最大的特色，从没见过任何奖杯奖状被摆放出来。”吴尽昭说，“他不肯从数百万的巨额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改善生活条件，却用来开展自主选题的研究，支持优秀项目。”
“吴先生衣着朴素，谈吐随和。”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李廉谈起吴文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上世纪80年代末，吴先生随政协考察团来甘肃，大约8月底，天气还比较热，吴先生一身短裤短衬衣，背了一个很普通的挎包，一个人从下榻的宾馆走到兰州大学来找我，令我十分惊讶又感慨万分……在吴先生身上，我真正领会了如何去做一个纯粹的人的道理。”
初冬的院士公园作文
随着时间的流逝，秋姑娘渐渐地下岗了，冬爷爷缓缓地来接班了。
趁着寒冬还没到，我们来到院士公园欣赏它的容颜。院士公园坐落在高教园区，因为里面矗立着宁波籍院士的塑像，所以称院士公园。
远看大块的草坪已是一位黄发老人，无精打采地低着头；走近细看，在黄发的周围一丛丛绿色仍然挺拔着身姿，丝毫不畏冬寒。草坪四周，菊花仙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顽强地绽放着最后的美丽，盖住了冬天的气息。菊花的旁边，茶梅也赶趟儿似的，露出了笑脸，穿上了红艳艳的礼服，把自己的美丽全部释放了出来。北风吹过，丝丝寒意袭来，冷嗖嗖的，茶梅花赶紧裹好礼服，在绿叶上尽情地摇曳，仿佛要向游客们献出一支舞呢！而路边大树上，叶子就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徐徐地落在地上，有的还在地上打几个滚。厚厚的落叶，就像一床红绿相间的地毯，铺在树根周围，暖和极了！大树温柔地看着落叶，仿佛在说：“谢谢你，孩子们，有了你们，再冷的.冬天我也不怕了！”
院士塑像前的广场上，太阳照在院士的塑像身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小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在院士周围嬉戏玩耍，笑声一阵一阵地传播开来。夕阳西下，我仿佛看见冬爷爷在向我问好，于是我也在心里默默的说了声：“你好，院士公园里的冬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