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家风家训演讲稿_1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 “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它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 ”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汉族统治中国，再加之有文字狱等统治手段，在历史的评价上，存在一些非议。但如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但他最终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和王览，是同父异母兄弟。王祥 (公元185—269年)，西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字休徵。汉末，他隐居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20余年;后任温县令，累迁大司农、司空、太尉;至晋代魏，官至太保。就是这样一个大官，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孝子。 “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故事说的就是他。王览(公元206—278年)，字玄通。《晋书·王祥传》称他“孝友恭恪，名亚于祥”。他对父母笃孝，对兄长恭敬，名声仅次于王祥。最难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母亲虐待兄长，经常在母亲朱氏责骂加害兄长王祥时挺身而出护着兄长。王览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西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表彰王览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 ”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著遗令训子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这就是中国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德”。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
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 “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孝道文化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对于家庭成员互尊互爱、和睦，对于优良门风的确立、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经典著作及其流转中有哪些体现呢?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所撰。孔?虽然受教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训著作 《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光的 《家范》、南宋袁采的 《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 《颜氏家训·教子》中说：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颜氏家训·勉学》中有言， “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司马光在 《家范》中则说，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 (指婆婆)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 《袁氏世范·睦亲》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 “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 “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 《颜氏家训》中的 “父母威严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 “威严”与 “有慈”并立。换言之，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 “挽狂澜于既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 “常回家看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在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复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传承家风家训演讲稿_2
书信弘扬朱子文化传承中华美德一：
凡是传承下来的传统，便有它存在的理由——题记
古以家天下，天下为家。千年前我们是世界上的“礼仪之邦”，邦即国，国为家。数千年，我们传承着自己的家风。
风起《诗经》，真正的家风始自孔孟。古代我们以礼治国，儒道天下，故有四书五经传著于世。《论语》中主张人应有孝、义、仁、忠。孝字为首，这便是家风的核心意义。现在看来，又何尝不是?十月怀胎，二十载照料，我们时刻都需要父母的陪伴，而我们，又怎能报还这份养育之恩?人之常理，人性之现。
《弟子规》开篇写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仁礼之道，是对朋友诚，对陌生人仁。不少家长都说过：“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坦诚，不虚假，不做作“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于是，我们和陌生人成为朋友，生活变得更加和谐。晋商当时为何能富甲天下，就是因为广泛交友，讲诚信，守道义，作为山西人的我们，更该践行这古老而淳朴的诚信仁义家风。
《朱子家训》中写道：勿忘先辈创业之艰辛，勿奢侈淫佚，勿将基业挥霍一空。勤俭，作为我们传统的美德，父母从我们儿时开始教导我们不剩饭，不浪费，戒奢以俭，方累万贯家财。
为人清白，不收非仁不义之财。我们先做人，后做事，古人两袖清风，但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们也不应该被金钱蒙蔽双眼。取之有道，生财有方，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书信弘扬朱子文化传承中华美德二：
朱子是我中华民族自孔、孟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著述宏富，思想博大精深，他所编著的《四书集注》自元朝以来成为科举
儒学在明郑时期传入台湾，主导明郑历史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与晚明儒学有深厚的渊源。因此，明郑时期的台湾儒学，虽刚萌芽，却是上承有明一代儒学，下启清代台湾儒学。延平王郑成功军旅中的一批儒者，则是把中华传统儒学和福建朱子学最早传入台湾的开拓者。台湾儒学的.另一来源是清康熙以及此后的理学家。他们在台湾建造学校，开办书院，把福建朱子学即闽学全面系统地传入台湾。闽、台仅一衣带水之隔，荷据时代台湾之汉移民以闽人为主，明郑之时自郑成功以迄下属亦多闽人。清代台湾在1885年(光绪十一年)建省之前，也一直是福建辖区。因此，闽学传入台湾乃顺理成章之事。
由于康熙皇帝是朱熹的崇拜者，清代成为台湾儒学的重要发展期。康熙对朱子“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一时朱子学大兴，学者遍及全国。经过200多年的垦殖，儒学已在台湾的土壤里生根，并开花结果。此期的思想主流是福建朱子学，程明道曾视其大弟子杨龟山归闽为“道南之传”，则朱子学入台可称为“道东之传”。就思想的原创性言，台湾儒学系出福建朱子学;但是就思想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而言，台湾朱子学所浮现的问题，诸如与异文化(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邂逅，与民间信仰(如文昌帝君的信仰)的遭遇，与移民社会的互动，都使台湾朱子学展现奇异缤纷的多元色彩，并彰显其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
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媒体的发达，两岸交流的频繁，促使朱子文化的流布更加普及，相关活动的举办成功见证朱子思想的魅力不分古今。新竹鹅湖书院的落成及经典读书会的举行，象征中国哲学史上精彩的朱陆心性论辩，其理性精神的再度弘扬。2013年新春，台湾举行了为时半个月之久的颩灯会系列活动，“2013台湾颩灯会系列活动——新竹朱子学堂系列讲座暨书院文化论坛”，是台湾颩灯会的卫星(satellite)活动。新竹朱子学堂代表象征新竹之人文特色，更成为推广在地人文、传承朱子文化之重要交流平台。“新竹朱子学堂系列讲座”以“儒家与庶民生活”为主题，扩展朱子文化的社会普及，提高民众的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
朱子的许多诗词格言，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民本思想、治政理念、和谐追求都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中，为使其广布流传，特敦请福建省歌舞剧院专业作曲家骆季超教授为朱子诗词格言谱曲，融合古乐今声，以合唱、独唱、声乐、演奏等表演方式进行，结合两岸地域文化、人文历史，打造两岸同声之经典画面。2014年10月在台北中山堂演出的“朱子之歌·道东之传——光复节闽台文化交流音乐会”由南平南词艺术团、台北国乐团及附设合唱团携手合作;在新竹县文化局演艺厅演出的“朱子之歌·两岸同声”则由南平南词艺术团、新竹市立国乐团、新竹县教师合唱团、新竹市立混声合唱团等艺术团体联合演绎，共同谱出朱子心曲，再现圣哲古风!
1、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
2、为人甚不可被虚意承顺赞美之言所欺，诸凡学问皆以此存心可也。
3、喜庆之辰，易心平气和，语言吉祥。
4、朕自幼登极，凡礼坛庙、礼神佛，必以诚敬存心。
5、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
6、凡人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于未然，则自然事不生。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灭矣。古人云：心欲小而胆欲大。遇事当如此处之。
7、天下未有过不去之事，忍耐一时便觉无事。
8、古人云：“心欲小而胆欲大。”遇事当如此处之。
9、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机，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
10、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
11、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闻天下不广?
12、即理事务、对诸大臣，总以实心相待，不务虚名。
13、庭训格言：道理之载于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
14、遇有疑难事，但据理直行，得失俱可无愧。
15、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16、大凡能自任过者，大人居多也。
17、凡人持身处世，惟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可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
18、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
19、朱子云：“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此言乃读书之至要也。人之读书，本欲存诸心、体诸身，而求实得于己也，如不然，将书泛然读之何用?凡读书人皆宜奉此以为训也。
20、训曰：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
21、凡人孰能无过?但人有过，多不自任为过。朕则不然。于闲言中偶有遗忘而误怪他人者。必自任其过、而曰“此朕之误也。”惟其如此使令人等竟至为所感动而自觉不安者有之。大凡能自任过者，大人居多也。
22、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懂，即贻百年之患。
23、训曰：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既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
24、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台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也。
25、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可以失人心也。
26、盖敬以存心，则心体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饬家务，此古所谓“敬以直内”也。
27、人以改过为贵，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事大小，皆不当罪也。
28、《易》云：“日新之谓盛德。”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人苟能有决尼不移之志，勇猛精迸而又贞常永固毫不退转，则凡技艺焉有不成者哉?
29、《荀子》云：“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此二语简而要。人之一世能依此二语行之，过差何由而生。
30、志向的.发展，无论多远，没有达不到的;志之所向，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一个人如果立志于道，那么，他将以义理作为根本，使任何物质欲望都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从这点来看，一个人的志向以德为依据，以仁为依托，又有良好的学术修养，自然不会失却其先后、轻重的次序，使主要的和次要的都能照应到，内的、外的都能得到陶冶，还可以从容不迫地深入领会一切。达到这种境界，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圣人的行列。
31、训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
32、训曰：吾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机之暇，犹手不释卷。
33、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于长上，则不得罪于朋侪，则不召过，且于养身亦大有益。
34、为学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检身则谨言慎行，居家则事亲敬长，穷理则读书讲义。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
35、训曰：世之财物，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人若节用，自可有余;奢用则顷刻尽耳，何处得增益耶?
36、凡人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则自然事不生。
37、读书以明理为要。
38、吾人凡事惟当以诚，而无务虚名。
39、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40、人生于世，无论老少，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
41、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也不可急信。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朕于诸艺无所不能，尔等曾见我偏好一艺乎?是故凡艺皆不能溺我。
42、凡事暂时易，久则难。
43、现在的人们认为只要是不吃肉就是在持斋了，岂不知古人持斋是和守戒连在一起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4、学者诚即事而求之，则可以通三才，而兼备于万事万物之理矣。
45、己不知，焉能断人是非?
46、故朕所行事，一出于真诚，无纤毫虚饰。
47、朕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无过费。3.所以然者，特为天地所生有限之才，而惜之也。
48、慎重者，敬也。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以应事，务必谨终如始慎，修思荣习而安焉，自无废事。
49、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蚕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
50、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
51、凡有利于人者则为之，凡不利于人者则去之。事无大小，心自无穷。
52、由一理之微，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可以尽千古之远。
53、凡圣贤经书，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读书时便宜留心
54、虽然，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守约，过能精而约之，以贯其多，与博合其大，而极于无余，会其全而备于有用，圣贤之道，岂外是哉?
55、人于好恶之心，难得其正。我所喜之人，惟见其善，而不见其恶;若所恶之人，惟见其恶，而不见其善。是故《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诚至言也。
56、惟持善心，行合道理。
57、书之在天下，《五经》而下，若传若史，诸子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与物，固无一事之不具，亦无一理之不该。
58、凡爱人爱物，皆爱也。
59、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从给之与?
60、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灭矣。
61、人生凡事故有定数，然而其中以人力夺天工者有之。
62、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矣。皆圣洁之大道，何足惧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几其长也，亦无非常。
63、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也。
64、人之一生，虽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
65、故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图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