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言无忌的句子
1、女儿在屋子里跟弟弟一起听儿歌“世上只有妈妈好”，突然她泪流满面的跑出来：激动地发音都不清了，我确认了几次才听懂：“妈妈，我长大后，求求你不要变老”。
2、按惯例，家妈会带领孩子一起收拾玩具，家妈萌：“宝贝，我们一起来收积木，让积木回家吧。”小家伙正色道：“收玩具很累呀！”
3、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女儿却毫无睡意。我对女儿说：“约约，你要睡了，不睡长不大长不高的。”女儿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已经长这么大这么高了，那你可以不睡了。”我瞠目结舌。
4、关灯啦，睡觉啦。小侄子迅速爬上大床。爸爸扯起被子：“你都这么大啦，不要总是黏着妈妈，不要再和妈妈在一个床上啦。”小侄子：“嘿，你比我还要大呢，你更高呀，你干嘛还和妈妈一个床呀？”
5、宝宝两岁的时候，第一次和小姑姑去水族馆看海洋的生物，姑姑问他水箱里是什么么鱼，一律回答：是红烧鱼。
6、巴克老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有个小孩站在他旁边很久，一直不走，巴克很奇怪，就问：“小天使，你为什么老站在这里？”小孩说：“这长椅刚刷过油漆，我想看看你站起来以后是什么样子。”
7、贝贝不小心把额头磕破了，妈妈给他涂了些紫药水。正在画画的赛儿看到了，问：呀，谁画到你头上了？真是个坏蛋！
8、那天我让辉辉去洗手吃饭。他正在看电视，不愿意去。我说：“再不去，就别看电视了。”辉辉来了一句：“好汉不吃眼前亏。”然后马上就去洗手啦。
9、家家和小朋友们在小区里玩扭扭车时，下起了小雨，于是大家都躲在屋檐下。其他小朋友又蹬到雨里去，然后大人又出去把小朋友拎回来。家家在屋檐下看着被拎回来的小朋友，嘿嘿地傻笑，然后怪腔怪调地说：“嘿嘿，我没有下去。”
10、一天中午吃米饭，米饭是怡璇爸爸蒸的，我吃了一口，感觉很硬，就对她说，怡璇，米饭是不是很硬呀？她说：“太阳出来了，就软和了！”
11、童童问妈妈：“为什么称蒋先生为‘先人’？”妈妈说：“因为‘先人’是对死去的人的称呼。”童童说：“那对去世的奶奶是不是要叫‘鲜奶’？”然后摆出史上最僚人的姿势……
12、“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吗？”“我知道，就是爸爸把种子种到妈妈的肚子里，再开刀从妈妈的肚子里取出来的。呵呵。”
13、父亲：皮埃尔，今天不要上学了，昨晚***妈给你生了两个小弟弟。你给老师说一下就行了。皮埃尔：爸爸，我只说生了一个，另一个，我想留着下星期不想上学时再说。
14、晚上看书的时候，坐了好半天的优优突然躺在沙发上，还大声喊道，“哎呀！”。我问：“怎么了？”优优：“我没有电了。”
15、和叔叔家8个月小弟弟一起时，家家有时候像个小大人。一天，一家人正围坐着吃饭，小家伙突然关切地问：“妈妈，弟弟还听话吧？！”妈妈一脸无奈，但是还是认真的回答道：“哦，听话。谢谢你的关心。”
16、我小外甥小时候很喜欢睡觉，一次睡到太阳找到他的脸。穷叫：把灯关掉！把灯关掉！告诉他是太阳后，又不耐烦地叫：太阳关掉！
17、吃饭时贝贝拽了张餐巾纸先在碗里沾了点汤，然后对着爸爸的鼻子比划一下，吃惊的说：呦，这么多大鼻涕。
18、爸爸给女儿讲小时候经常挨饿的事，听完后，女儿两眼含泪，十分同情地问：“哦，爸爸，你是因为没饭吃才来我们家的吗？”
19、宝宝自告奋勇，表演服务员。她张罗了笔、纸，站到全家人面前，一本正经地要求：“点菜、点菜吧。”“点一个鲍鱼，”我说，“多大的呀？”这个词对他来说是生疏的'，不过，宝宝似乎驾轻就熟，特别老练、不慌不忙地答复：“一岁、一岁大的呀。”
20、在女儿的认知里，结婚就是化妆，穿漂亮的裙子！她第n次看着挂在墙上我和宝爸的婚纱照，无比惆怅的说：“妈咪，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结婚呀？”
21、妈妈叫皮皮起床：“快点起来！公鸡都叫好几遍了！”皮皮说：“公鸡叫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母鸡！”
22、一天晚上，优优闹不停，我生病了，没精神理她，就任由她哭了。哭了有一会了，我叫他躺下睡觉。优优爬过来，哈哈大笑，问：“你们听我哭的歌好听吗？”
23、辉辉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辉辉问他叫什么名字，小朋友说：“我叫张俊清。”辉辉问：“是不是磕青了的青字？”
24、女儿对肚脐很好奇，就问爸爸，爸爸把脐带连着胎儿与母体的道理简单地讲了一下，说，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医生把脐带减断，并打了一个结，后来就成了肚脐。女儿说：那医生为什么不打个蝴蝶结？
25、有个小男孩，有天放学后，问他的妈妈：“妈妈，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妈妈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应该趁此机会教育小孩，就一本正经地以猫狗为例，支吾地谈及生殖的过程。儿子听完后，一头雾水地说：“怎么会这样？我的同桌说他是从山西来的！”
26、小明去参加奶奶的寿宴，到了吃寿包的时候，小明问：“我们为什么要吃这种像屁股的寿包？”众人听了脸色大变。接着小明掰开寿包，看看里面的豆沙，说：“奶奶，快看！里面还有大便！”众人昏的昏，吐的吐。
童言无忌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中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妨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官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我于这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嫌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图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莱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徽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昧。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欧：“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借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搁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配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自的丁香，仿佛应当填人《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檄揽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①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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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VanGogh，通译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失足妇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梁，还感到一种难堪的张悯。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级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银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莱、酱萝卜、蛤螟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更合适也没有。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电车上，抬头看面前立着的人，尽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净的。所以有这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丽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曰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晓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日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莱，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①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件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低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①穆时英(1902-1940)，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南北极》、《公墓》等。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涵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张爱玲的童言无忌
张爱玲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以下是小编收集的她的《童言无忌》文章内容，欢迎查看！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外，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秤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ＶａｎＧｏｇｈ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有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更合适也没有。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电车上，抬头看面前立着的人，尽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净的。所以有这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一九四四年五月）
童言无忌张爱玲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缓，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关于张爱玲的童言无忌，欢迎大家阅读!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中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妨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官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我于这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嫌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图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莱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徽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昧。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欧：“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
《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借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搁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配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自的丁香，仿佛应当填人《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檄揽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①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①VanGogh，通译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歌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梁，还感到一种难堪的张悯。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级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银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莱、酱萝卜、蛤螟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更合适也没有。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电车上，抬头看面前立着的人，尽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净的。所以有这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丽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曰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晓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日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莱，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①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件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低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①穆时英(1902-1940)，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南北极》、《公墓》等。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涵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原刊1944年5月《天地》月刊第7一8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