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开学的时候，我们新换了班主任，姓景，是我们学校抓高三的资深老师，按成绩档次分批找学生单独谈话，我是最后一批倒数第五个人。他虽然刚接任，但对每个同学的情况已摸得比较透，他和我谈了一个小时，很能切中要害，也非常会鼓励人;但我并不服气，因为我当时经过一个暑假的思考，心中已有了一篮子计划，我相信自己能有大成，但他只将我定位在努力争取考上个大专。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除了回答“是”、“嗯”，其余一声不吭。谈话结束了，我问：“景老师，像我这样的，最后有没有能上重点的?”“嗯——”他犹豫了一下，不情愿地说：“能考上的，还是有的。“他指的还是大专。我的心顿时一空，但马上我又恢复了自信，天底下只有一个张春风，我干嘛只有看到别人能否做到才能自信呢?我脸憋得通红，扔出一句自己都吃了一惊的心里话：“我要考北大!”我顿时感到办公室的老师都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们这个县，恢复高考这么多年来，只有两个高中生上了清华，还从没有人上过北大，而这个扬言要考北大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呢?肯定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吧?我走了，他们肯定会这样问景老师。景老师微张着嘴看着我，继而盯着桌面，好久没讲话。“景老师，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嗯，好吧。”我转身离去，景老师说：“你这样想对你没好处。”我没回头，接着走自己的路，只听到办公室里一片哗然……
在后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我先不说。
1997年8月12日晚，我骑自行车从邻村的姑妈家回来，咦?院子里哪来的两辆轿车?屋里哪来这么多人?出什么事了?我疑惑着推车进院子，这时全屋的人都拥了出来，“状元郎回来了……”“考上了……”啊?!我的心在狂跳，这能是真的吗?“小风，毕县长和王书记给咱送通知书来了。”妈在人群中喊。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在前面来和我握手，“张春风同学，恭喜你考上了北京大学……”后面的话我全听不见了，我只记得自己那时心是那样的紧，呼吸是那样难，脑海里一片空白，竟然真的倒了下去……人们把我扶住，我接过那只大信封，盯着它，盯着它……我的双膝跪了下去，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多好啊!这个诱人的名字，这个神圣的名字，终于属于我了，我成功了，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满眼是泪，抬起头来，凝望着我的父老乡亲，就是你们，给了我力量啊!我抽泣，抽泣，只有抽泣……“这孩子，这一年来受的苦太多了。”是景老师的声音，他的手放在我的肩头，我反过来与他相握：“景老师，‘差等生’的滋味不好受……”“我们要请你给全县的‘差等生’做一次演讲。”“不，我要给全国的‘差等生’做一次演讲，我要让他们能够在困境中奋起，都能创造奇迹!”
我的成长
我快二十岁了，借这个机会，从头说起，做个二十自述吧。
1978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中，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我在家中是长子，四年后有了妹妹。我爷爷去世早，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外婆家是同村的。由于奶奶、外婆都在身边，所以，虽然我家并不富裕，但我小时候还是很受娇宠的。
我从小就笨，三岁会说话，五岁才会自己用汤匙吃饭(以前都是别人喂的)，至今不会用筷子。我做事喜欢追根究底，钻牛角尖，用我妈的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
农村的小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玩的东西不一样，但同样乐趣十足，或许还要多些天趣。我小时候喜欢扇啪叽，弹玻璃球，咂杏核儿，打瓦，摔泥娃娃，夏天在臭水塘里游泳，在小溪里摸鱼……但这些，我都仅仅是喜欢，每一样我都胜不过别人，只有一样别人都不如我，甚至连村里的大人都不如我，那就是下象棋。
我五岁学下棋，从未经名师指点，到了十岁竟然下遍全村无对手，小学六年级参加乡里举行的成人象棋赛，我排名第四。初中以后，棋下得少了，也不那么专心了，现在反而棋艺平平了。
说起学习，从小到大，除了高考放了一次火箭，拿了个全县头名，其他时候，就算从小学起，我连班里的第一都没拿过。
我小学的时候，应该算是我读书史中比较辉煌的一段。全班三十八名学生，我始终能排在前五名，但最好只是全班第三名，前两名是两个女同学，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能超过。后来，她们两个一个上了中师，一个上了中专，都是初中毕业后考的。我现在经常替她们惋惜，如果当初她们的家庭看得远一点，对她们的支持再多一点，那她们现在至少也能考上一般的本科院校。
上初中的第一个学期，功课一下子多了起来，我有点感到吃力，但我历来是个听老师话的老实学生，每天坚持完成作业。学期末的
初一下学期，我家搬到卫集镇上，我转学了。这时，相对于我们那个小山村来讲，可真是个大世界了。每天有好多东西可以玩，学校里的学风比较差，周围的同学都不重视学习，于是，我不再好好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我刚转学时，班主任老师给大家介绍说：“这是新转来的张春风同学，是三好学生，以后大家多向他学习。”没想到，两个半月后的期中考试，我在全班排第三十几名，外语由上学期末的98分滑到了19分。
我每天和几个小哥们去“野”，成绩每况愈下，开始堕落为“差等生”;不过与其他“差等生”不同的是，我在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强烈的'碰壁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微博)的出路。那时的他觉得，参加高考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能让自己通过一条不用参加高考的路径，进入理想的大学。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
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时间成功完成从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他觉得在应试教育体系之中，“坏学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好学生”更多的代价，“众所周知，这年头老师都不怎么愿意帮助后进生。”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他的成绩在590分至600分之间徘徊了很久，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获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当时距离高考，还有6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因为这将让他缺课至少两周，对于一个成绩正处于瓶颈期亟须突破的高三学生而言，两个星期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抛下所有顾虑，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时于录取分数线下20分录取。而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他后来如此解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过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而过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压迫。他觉得，应试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分数崇拜，强调全面平庸。“在应试教育话语体系中，所谓好学生皆是成绩好的，坏学生皆是成绩坏的，分数评价变成了道德价值判断，人格被分数体系不断否定，破罐子破摔也不足为奇了。”在他看来，恰如其分的“新概念”一等奖肯定，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他最终考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他如鱼得水。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还曾获演讲十佳称号。
我高中是在市重点中学.当时以为进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保障..于是我开始上网,看小说.基本上每节课都拿着个电子词典躲在后面看小说.放学了,先去网吧玩一个小时再回家.高二分班了.我是学理科的.当时学校一共16个理科班.还有8个文科班.
头两个班是科技班.号称清华班.虽然是这么说.每年考起清华的也就那么3~5个人..毕竟我这里不是什么大城市.
当初我被分进了最后5个班中.也就是全年级最差的几个班.但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继续看小说,上网.一直持续到了高三.我那时的成绩是200多分.从来没超过300.
一直到了离高考还有260多天时.那时老师也不对我们抱任何希望.只是每天跟我们说,你们加油吧,考个三本就行了.你们不要把目标定的太高,要实事求是.
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香港.于是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我想去香港上大学.当时什么情况你们应该想得到.一个200多分的人想去香港..所有人都笑我,说你这个样子,能进大学就不错了,还香港.
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香港.的确很难.而且学费要40万左右.我就跟我父母说我想去香港,香港的学费好象要40万.我家也不是很有钱.当时我妈妈听了我说想去香港,非常高兴,她认为我终于想学习了.于是对我说,只要你考起香港,我就算把房子卖了也要让你去读.当时我听了十分感动,想起以前那么不爱学习,实在太对不起父母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哭了一场.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创造一个奇迹.. 我找了一个星期天,去书店买了大量的资料.开始认真学习了..
那时离高考还有230天.我开始每天只睡7个小时.晚上12点到6点.中午在睡一小时.我在手机上设了闹钟,每天不停的提示自己要考香港.我把手机的背景也换成了香港.
我就这样不停的学习,同时也忍受同学们的嘲笑.他们笑我装正经,天天拿本书不知再看什么.他们的话我选择一概不理.
一个月后,考了一次月考.我依然200多分,没有任何起色.同学们更加嘲笑我了.我依然不理.两个月后,有一次月考,我考了280多.同学们继续嘲笑我,但我知道我已经有了进步,因为我以前一直是240左右.由于我落后的太多,所以开始进步实在慢了点..
直到第三个月.我终于突破了300分.同学们继续嘲笑我,说,不错啊,从哪抄来的啊.考了300分啊.我继续不理..
那时真的非常苦.几乎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呆在教室里.(我是住宿的)
第四个月,离高考还有100天左右.这次月考我考了400多,由于我这个班是最差的,所以400分排在了前5名.这时,同学们不再嘲笑我了,都惊讶我的进步.差班就是差班,全班似乎除了我没一个人进步了.200多天前第一是400多分,现在,第一名还是400多..
老师找到我说,你进步很快,加点油,争取考个二本..这话我听都懒得听,在老师看来,差班的人似乎只配上二本..
虽然我进了班上前5,但我知道我不能骄傲,这是差班,在这个班上即使第一也丝毫不能证明什么..
离高考还有100多天,我开始减少自己的睡眠时间,由以前的7小时变成6小时..我是十分不赞同熬夜的.每天必须保证最少6小时的睡眠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