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赤子张学良的爱国故事
在台湾，他一度是个禁忌的话题。在中国大陆，他被高调定位成“民族千秋功臣”。但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少帅不加辩驳，他以红颜相伴，遥望白山黑水，松花江上，把救国的梦想和一世的恩怨，全都藏在内心深处。他像一颗耀眼的流星，然后暗淡，坦然掠过20世纪的整个天空。
封君弃剑出关城，耻自盈眸泪自横。
不发一枪天下叹，任知三界梦中惊。
人生孽障由情始，德业彪功倚爱成。
谏楚挥军驱虎豹，天囚载恨博前程。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1918年张学良17岁，即被任命为卫队旅营长，以后又送他进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1920年，19岁的张学良晋升为少将旅长，以后又兼任了航空学校校长，筹划建立了空军和海军，严格选拔和训练各种人才，为东北军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以第三军军长的身分，率部一直打到了天津。1928年，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张学良以京汉线总指挥身分率军与之对抗，结果连遭失败，张作霖只好下令撤退。6月4日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驶到沈阳皇姑屯时，被日军炸弹炸毁，张作霖受伤身亡。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他不顾日本的威胁利诱，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毅然决定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1930年5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两派都派人联络张学良，张学良权衡再三，出兵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联军，蒋封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并把华北大权交给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丧，华北受侵，张学良判断失误(同时也为保存自己的实力)面对日本的侵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蒋介石为了平息全国民众的怨情，逼张学良引咎自辞，张学良只得于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出国去疗养，蒋介石安排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先后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他答应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被秘密软禁起来，由大陆到台湾，几十年失去了自由。
1936年，日本侵华情势日渐危急，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将中央军主力用于消灭共产党红军，引起国内民众普遍的不满。张学良、杨虎城利用蒋介石赴西安视察之际，捉拿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全面抗日，蒋介石同意后，使获得释放，是为「西安事变」。第二年(1937年)，蒋介石正式决定，以战争的形式抵抗日本的侵略。正是这场战争，使得中国各个政治、军事派别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终于打败了日本人，致使中国摆脱了自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来一直遭受日本凌辱的命运。此外，这场战争，加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
此段是张学良将军说过的一段，请大家欣赏一下他的观点和看法：
我对我的部下常常说，我说他们的.万里长征，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得这样，他跟你走，不都带没了。
中国打内战，我一听打内战我就难过，几天又好了。不但打内战，我后来剿共，我跟介公(蒋介石)讲，就是剿共我也不主张剿，我不主张剿共，是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共产党我们可以谈嘛，所以后来说这个是我的主张，坐下可以谈嘛，不是不能谈的事情，这何必呢，并且我跟蒋先生说，蒋先生对这件事情对我很不高兴，我跟蒋先生说，你跟共产党打，你剿不完，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没有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我说你也剿不完。
我反对内战，我不愿意打内战，我跟你说这个打内战这很简单的事情，自己打仗，双方面死掉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可惜得很，这些人自己内战死了，我是一向讲对外的，何必打这个，打了几天又好了又是朋友了，明天弄别扭又打了。
所以蒋先生这个人啊，现在他已去世了，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用我们这些杂牌军队，他是一斧两砍。这个事情没人不明白，可是我这个人我也明白，你让我干我就尽量地给你干，那么我就劝他，为什么剿不了呢?……比方说我们，弹药消耗是你自己，没人给你补充，经费也消耗你自己的，也没有人给你补充，所以人家谁也不给你卖力气，那你怎么剿，你军队他不卖力气，军队打仗他敷衍你，他也不真打，他不是兵不真打，他是那带兵(军)官不真打，你有什么法子，所以这种情形你们都不懂的。
(注：张学良很快与杨虎城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共识。然后就开始在陕北前线寻求与共产党的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这座天主堂里展开了历史性的会谈。)
有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史料多如牛毛，且又褒贬不一，国民党认为张学良挟持统帅，影响剿匪进程，让共产党得到喘息，致使大陆沦陷;共产党则定位张学良为「爱国将领」，每年张学良寿诞，东北均举行盛大的庆生活动。
张学良为为挽救濒临沦亡的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像一颗流星，虽然转瞬即逝，但它在划破夜空时发出的夺目之光，人们将永志不忘。
张学良，这个显赫一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以西安事变为界，前半生重在传奇;而后半生则从绚烂中归于平淡，而且甘于平淡，这是人性中的非凡。
客舍台湾已十霜,
忧心日夜忆辽阳。
何日共渡桑田水,
痛饮黄龙践故乡。
中国名人张学良痛感“9·18”自己判断失误的故事
重现历史的温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国，2001年10月14日逝世。
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多国媒体和学者对他进行了访谈。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据悉，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依据采访录音带听录的口述文本资料多达120余万字。口述内容十分广泛、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
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对许多事件、人物、问题进行了评论，表达了晚年张学良对自己一生和国家、民族历史的总结性认识。
填补诸多历史空白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访谈主要围绕其一生及其经历的事与人展开，口述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挚情感。
张学良的口述细化了许多历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丰满，许多人物更加鲜活;他的口述也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变得清晰;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访谈内容真切具体，语言风格率性独特，方言口语生动自然，不囿常规。总体而言，个人色彩纯粹，较少有其他因素掺杂。同时，也由于张学良的特殊经历、鲜明的个性、90多岁高龄的'记忆性失误，以及访谈者对受访者的迁就等原因，口述中也存在内容重复、叙述松散零碎等问题和缺憾。
最好的一部口述历史
评论指出，这是目前最好的一部口述历史。整体上看，张学良口述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有文史爱好的普通读者都是不可替代的作品，是研究张学良和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在诸多口述中，这是最正式的一部。全部口述历史工作经过张学良生前亲自授权，也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
幽居高雄时连洗脸水都没有
张学良在失去自由后，曾经三次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三次要去抗日。张学良说不知道宋哲元和傅作义这两位将军曾经联名要求“中央”，希望他能出来帮着他们来做抗日的事情。
张学良回忆说，关在高雄的时候，天气很热，根本就没有水冲凉，“那时候那个苦啊，不是现在，你们想不到的。洗完脸还得留着洗脚，这一盆水用两次。”
张治中曾三次看望幽禁中的张学良。张治中写有《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回忆录，发表于《文史通讯》1981年第5期。文中说：“从1936年汉卿被拘之日起到1947年这10年间，我看过他三次。”“第一次会见是1936年12月26日，张汉卿送蒋到了南京，住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第二次会见是1938年八九月间。那时……我在湖南当主席，张汉卿被拘禁在湘西沅陵县城对面的一个寺庙里。我因到湘西去考察，所以特意到沅陵去看他。第三次会见是1947年10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楫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不愿意打内战
张学良说：“我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打的。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哇。我是这么个判断。”“那时候我们想依靠国联，没想到国联没有力量，没想到。”
他在本书中再次还原重大的西安事变，他表示，不愿意打内战。
张学良恨透了内战，“我随父亲出关，到河南陇海路的一个站，前头有红枪会，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火车停在那儿有个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送给她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很难过，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张学良口述说，“西安事变的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坚持‘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张学良一直认为说，“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军法审批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