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的《题卢处士山居》通过山居景色的描写，反映主人公人品的高洁及作者对他的景慕之情。
题卢处士山居⑴
西溪问樵客⑵，遥识楚人家⑶。
古树老连石，急泉清露沙⑷。
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斜⑸。
日暮飞鸦集⑹，满山荞麦花⑺。
【注释】
⑴卢处士：卢岵(hù)。处士：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山居：山中的住所。《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贫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寻几味野蔬，少少酬答厚意一番。”
⑵樵客：出门采薪的人。南朝梁王僧孺《答江琰书》：“或蹲林卧石，籍卉班荆，不过田畯野老、渔父樵客。”
⑶遥识：一作“遥指”。楚人家：一作“主人家”。
⑷急：湍急。露沙：露出沙石。
⑸径：小路。
⑹飞鸦集：一作“鸟飞散”。
⑺满山：一作“满庭”。荞麦：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赤质柔。叶互生，呈心脏形，有长柄。花色白或淡红。果瘦三角形，有棱。子实磨成粉可制面食。通常亦称其子实为荞麦。
【白话译文】
在西溪向砍柴的人打听卢岵山居的所在地，然后远远地认准方向向卢岵山居走去。沿途看到古树的老根缠连着石头，仿佛是天生的，湍急清澈的泉水冲走水面上的浮土、树叶，露出泉底的沙子来，显得水明沙净。山里峰峦座座，由于在雨中显得幽暗，看不清楚，只见得那通往卢岵山居的小路高峻、幽深，曲曲弯弯一直通向烟云深处。时间已到傍晚，还不见卢处士，晚鸦也已飞往自己巢里栖息，漫山遍野的荞麦花在夕阳下更显得一片洁白。
【创作背景】
在某一年春天，温庭筠乘兴访求卢岵处士，等到日暮还没有见到卢处士，因而在卢处士居所题写此诗。其具体作年不详。
【赏析】
首联两句通过“问樵客”、“遥识”的写法，暗示出卢岵山居的幽僻。作者不称砍柴的人为樵子、樵夫，而称之为“樵客”，意味着这个砍柴者并不是俗人，这对于诗的气氛也起着一定的渲染作用。诗从“西溪问樵客”开篇，颇类似贾岛的“松下问童子”，用问答的方式开篇，是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效果。这种问答形式使诗情顿生波澜，起伏荡漾，读来轻松自然;若改用直接议论抒情，会有些板滞沉闷。诗人是古代的追隐一族，访寻隐居深山的卢岵，特别渴望见到这位深山高士，暗示了他对山居生活的倾慕之意，对山居主人的赞许之情。
颔联两句写一路所见，是近景。这两句形象地描绘了幽僻山径中特有的景物和色彩。而与此相应，作者用的是律诗中的拗句，“老”字和“清”字的平仄对拗，在音节上也加强了高古、清幽的气氛。
颈联两句写入望的远景。“千峰”言山峰之多。“一径入云斜”和“千峰随雨暗”相对照。这两句改用协调的音节，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变化，一方面也是和写远景的阔大相适应的。
中间两联主要用了“古树”、“急泉”、“千峰”、“暗雨”、“小径”等意象，描写了卢岵山居的景色。近看古木参天，岩石嶙峋，急湍甚箭，白沙历历;远眺千峰林立，云暗雨密，小径蜿蜒，斜入云烟。一幅高峻幽深甚至有些晦暗的画面，写出了处士卢岵远离尘嚣、深藏不露的特点。这两联不单单是写景，还暗示了诗人一路寻找卢岵的踪迹，从入山问樵客，目标明确，然后一路穿林涉泉，翻山越岭，一直走到夕阳西下，鸟亦倦飞而知还，诗人却还未寻到卢岵的居处，颇有疲倦欲返的无奈、焦虑。这两联也不单单是暗示了诗人寻找的踪迹，更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一种追求的境界。众山寻他千百度，苦苦求索而不得，焦虑万分，为的是反衬结尾蓦然回首，发现满眼都是明艳的荞麦花，表达了一种开悟的心理经验，这种精神历程有颇为广泛的意义。
尾联两句又改用拗句的音节，仍是和通篇突出山居景物的特殊色彩相适应的。而写景物的特殊色彩又是为了写人，为了衬托古朴高洁的“处士”形象。“荞麦”是瘠薄山地常种的作物，春间开小白花。在日照强烈的白天里，小白花不显眼，等到日暮鸟散，才显出满山的荞麦花一片洁白。荞麦花既和描写处士的山居风光相适应，同时，也说明处士的生活虽然孤高，也并非和人世完全隔绝;借此又点明了作者造访的季节是春天。
如果从单纯的写景角度讲，诗人如果一味写幽静则意境容易晦暗、阴冷，所以，结句“满山荞麦花”，使诗中景物于幽静中又添了几分明媚。古人也惯用“以景结情”的方法来收尾，但此诗结句不仅仅是写景，更是诗人人生态度的一种象征。诗人为拜见处士而苦苦寻了一天，结果连处士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按理说应当心情沮丧，乘兴而来，扫兴而去。然而诗人却没有沮丧，心情反而若满山荞麦花似的一片明朗，象征悟到人生真谛后，心地明朗，若荞麦花一般生机勃勃。
这样的精神历程颇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总结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然要经过的三种境界。如果没有确定不移的人生目标，如果没有九死不悔的苦苦寻找，诗人就不会有“满山荞麦花”的当下顿悟。诗人认识自我与认识处士是同时完成的，在坚持要认识山居处士的迷失中，历经种种周折，承受种种磨练之后，豁然开悟，获得一种精神自由，境界升华。隐士就是隐士，恬然自安，访客难见也是正常。何况，人生也无所谓扫兴不扫兴，只要随遇而安，到处都有好景色，到处都有好心情。在寻找处士的过程中，诗人发现了内心，也寻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
全诗的层次非常清楚，景物写得虽多而错落有致。更重要的是通过景物的特殊色彩，表现了卢岵处士生活的古朴和人品的孤高。作者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表现手法，应该说是很成功的。
拓展阅读：温庭筠经典语录及赏析
碧天如水夜云轻。
唐·温庭筠《瑶瑟怨》。本句大意是：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华似水，偶尔有几缕飘浮的云絮在空中轻轻掠过。这是一幅清寥淡远的碧空夜月图，轻轻掠过的浮云更显出夜空的澄洁与空阔。可用以描写秋夜碧空月色。《瑶瑟怨》
杏花含露团香雪。
唐·温庭筠《菩萨蛮》[杏花含露]。含露：带着露珠。团：指盛开的花朵一簇簇挂满枝头，看上去好像一团团的花球。本句大意是：枝上盛开的杏花带着朝露，就像一团团洁白芳香的雪球。杏花沾露，自然特别鲜润、洁净，用“香雪”来比喻，尤其显得素净高雅。而一个“含”字，生动地描摹出杏花娇艳欲滴之色;一个“团”字，准确地刻画出杏花缤纷繁盛之状。寥寥七字，写尽了杏花盛开时的`色、香、形，使其丰神秀韵，跃然纸上。可用于赞叹、描写杏花花繁枝茂，也可用于表现早春胜景。《菩萨蛮》
弱柳千条杏一枝，半含春雨半垂丝。
唐·温庭筠《题望苑驿》。弱柳：指初春细嫩柔弱的柳条。这两句大意是：千条嫩柳婆娑，一枝红杏横斜，杏花上带着点点春雨，柳条像一根根下垂的碧丝。这两句绘形绘色地摹画出初春时节绿柳红杏互相映衬的动人姿色，可用来描写春景。《题望苑驿》
羌管一声何处曲，流莺百啭最高枝。
唐·温庭筠《题柳》。羌管：笛。相传笛产于羌，故称“羌管”、“羌笛”。这两句大意是：何处传来一声悠扬悦耳的羌笛曲呢?原来是流莺在最高的枝头上千啼百啭地歌唱。以“羌管”的悠扬悦耳之声比喻流莺的百啭千啼，贴切生动。可用来描写流莺悦耳的鸣声。《题柳》
团圆莫作波中月，洁白莫为枝上雪。
唐·温庭筠《三洲词》。这两句大意是：夫妇团圆应当持久，不能像水中圆圆的月影,随着波动,月影就会破碎;也不要作枝头的落雪，尽管它洁白如梅，却无梅的芳香，也无梅的高洁。这是写一位年轻商妇对丈夫的思念，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切莫白白辜负了自己的青春。诗句表现出女子青春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情生活的渴望。这两句还可借用来说明凡事要讲求实际，不要徒务虚名。《三洲词》
河源怒触风如刀，剪断朔云天更高。
唐·温庭筠《塞寒行》。河源：指黄河的发源处。怒触：愤怒地触及(河岸)，这里指黄河奔腾呼啸。剪断朔云：比喻狂风吹散积云。朔(shuò硕)：北方。这两句大意是：黄河上游大水奔腾咆哮，狂风就像利刀，它把云层剪断，苍天显得更高。诗句笔力劲健，境界高远，描写生动，把狂风比作能剪断积云的利刀，也很形象。可用来描写激流和狂风。《塞寒行》
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
唐·温庭筠《梦江南》[千万恨]。这两句大意是：山月不知道我思念丈夫的心事,无情的水风又白白地摇落了眼前的春花。游子浪迹天涯,深闺久盼不归,于是女子把满腔离怨别恨都发泄到山月水风等自然景物上。怨月恨风虽然毫无来由,却把女子的柔意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用于写相思之情。《梦江南》
鬓云欲度香腮雪。
唐·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鬓云：鬓边如云朵一样卷曲轻扬的黑发。欲度：将要掠过，这里形容鬓发飘散的形状。本句大意是：鬓边的黑发像云朵那样卷曲，将要飘过她雪白的香腮。这里描写一个贵族女子准备起床时的模样。用“云”来比喻她的鬓发，用“雪”来比喻她的腮颊，突出其年轻美貌的特点。而用“欲度”来表现鬟发的动态，就把人物晨起前鬓发散乱、慵懒娇弱的神情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了。可用来描写美丽女子梳洗前或鬓发被风吹拂的情景。《菩萨蛮》
芳草无情人自迷。
唐·温庭筠《经西坞偶题》。本句大意是：芳草本无感情，人们自己见芳草而产生丰富的感情并因而迷醉。这是一首见景生情的诗：“摇摇弱柳黄鹂啼，～。”弱柳摇曳，芳草萋萋，黄鹂啼鸣都是客观自然景物。这些美丽的景物，引起作者的主观审美情趣，不禁沉迷陶醉于美景之中。作者的“自迷”之情，是由客观的“无情”的“芳草”所引发。它和苏轼词中名句“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花褪残红》)一样，是颇富哲理意趣的。～可借以比喻男女情场中，一方自作多情，恋恋不舍，单自相思;而另一方却毫无所察，根本不知道有人思恋自己。《经西坞偶题》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唐·温庭筠《商山早行》茅店：用茅草搭盖的客店。这两句大意是：天边残月犹挂，山中茅店里传来报晓的驰名中外。村外板桥上银霜未消，依稀可辨地留着行人的点点足迹。诗人摄取了料峭春寒中早行时的特有景物，诉诸视觉，形成画面，手法独特。茅店、板桥，写出山村的偏僻、古朴;残月、驰名中外，紧扣“早行”主题;霜桥、人迹，不是沓乱众多，而是稀疏的一行，再点“早行”题旨。这幅荒山早行图，表现了诗人行旅的艰辛，心中的凄冷。前人对此句全用实字，罗列名词的特殊结构，十分称道，清人赵翼称它“不着一虚字，而晓行景色，都在目前，此真杰作也”(《瓯北诗话》)。今天写作时，可引用以抒发早行之感叹。《商山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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鬓云欲度香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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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Owen在1990年在其《WhatIsWordPoety？》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扞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的语言发现。
1、“百花争鸣”与“众语喧哗”。
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歌的“大写时代”一去不返，基于西方文化或者舶来文化的新诗歌写作尝试在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之后，再次走进了“失语”的困惑。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种诗歌的写作理论和写作的尝试都失去了绝对的权威，而任何一种写作或者诗歌的言说方式，都成为寻求中国诗歌和理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这个诗歌不再得到众生膜拜的世界里，诗人的创作流派越来越繁复，我们有幸看到新诗歌写作浪潮走向低谷之后的“百花争鸣”。然而，在本身力量就不够雄厚的新诗写作领域，由于缺乏有绝对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百花争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问题，也无法在传承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走得更远，或者再次掀起一轮新诗写作的浪潮。因此，在普遍失势以及创作群体的离散情境之下，“百花争鸣”逐渐变成了“众语喧哗”，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而最终还逐渐沦为了体现一种语言力量的书写行为，诗歌对于思想的震动在不断地降低。
2、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
给诗歌写作带来的变化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诗写作而言，“个人诗学”写作是传统诗歌写作文化背景崩塌和新的诗歌写作尝试一次次碰壁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知识谱系”，这种“个人诗学”的写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诗歌本身或者诗人自身所拥有的各种本质属性，而是在预示着一种写作权利的苏醒与语言使用的重担。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诗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试图通过诗歌语言彰显自身的个性，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而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使得新诗歌的写作在语言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如何更好地使用语言，成为写作者必须要挑起的重担。同时，“个人诗学”的发展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首先，“个人诗学”对于建构的指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诗写作在语言使用的重担之下，虽然使得诗歌的叙述出现了一种分离的态势，但是在不断的语言写作的重组过程中，包容了众多的个体对于可能实现的意义或者秩序的呼唤。这就使得这个阶段的诗歌语言逐步开始转变为生存世界的语言，并且在对个体生命或者现实意义的期待之中，试图去言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暂时性本身并不具备突破现实秩序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成为一种生命经验的拓展，更无法显示与生活水乳交融。然而，它又切实表现出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这种状况的出现，只能够解释为“个人诗学”对于诗歌的新的理解或者把握。如果置身其中，某种后现代式的生存状态或者消费意识同样也对这类诗歌的生成逻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诗歌如果沉溺于生活之中，并不单单地意味着诗歌失去了反抗意识或者对纯粹的诗意的追求，即使是“个人诗学”呈现出了碎片化、单元化甚至是日常化的荒谬式书写，它同样也蕴含着一些试图建构的意图。其次，强调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的使用。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诗歌写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影响和制约之下，不管是政治抒情诗还是生活抒情诗，过度的制约必然导致某些挣脱束缚的诉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开始的诗歌写作对于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使用的强调，就显得并不意外，同时也绝非偶然。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诗歌写作失势以及现实生活对于物质重要性的反思，使得日常化乃至世俗化的场景介入诗歌之中，而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这个时期的诗歌写作不仅仅要超越以往的凌空虚蹈，还要试图在日常琐事之中提升出诗意。这一点在中国的本土文化语境之中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参考例证的，在传统的诗歌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借鉴白居易从简单生活意象之中凝聚诗意的手法。
但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遮盖，使得更多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舶来品的功效。在这种背景下，具体的意象、语言以及使用技巧在拓展“语言与现实”的融合方面具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西川提出诗歌应该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将众多意向融为一炉，在一篇诗歌之中融入古今、善恶、美丑，然后将判断的权力交予读者。而这种手法也被认为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它试图将时代的意识、审美、心态以及文化眼光都融入到语言之中。在西川的长诗《厄运》之中，就体现了这种写作的`方式，散文化的叙事方式有效地将“词”与“物”相联系，但是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个人好恶的倾向，而是试图不断地延伸诗歌自身的思维。“个人诗学”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自然地生长出了“个人化叙事”模式。
而这种模式也成为了诗人写作天然的一种权力，然而在个体身份以及经验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必然包容着某种个人书写的文化政治。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抢滩登陆，并且迅速推动了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形成，这就使得我国的诗歌文学创作不仅一直存在个人主义写作的历史，同时也存在个人主义的阅读历史。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有“各花入各眼”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内在深度的表达，从而使得这种文化阅读逐渐向平面化延展开来，并且最终成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个人欲望表达的某种注脚。这些现象都提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已经使得中国的古典主义诗歌写作没有了立足之地，而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诗学”的新诗写作则开始迎合西方审美，并且与日常生活开始了深层次的互动和相互的介入，诗人们通过倡导“从隐喻中退却”，选择“拒绝深度”、“拒绝价值”以及明显带有文类兼容倾向的“叙事性”，试图推动诗歌回到语言的最本真状态。
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诗学共鸣。
1、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翻译体现象。
所谓的“翻译体”现象是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写作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模仿，基本上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现象。然而，在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现象进行论争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会发现，以往研讨中单纯地只从诗学现象出发的研究，会导致对诗歌本身研究问题的忽略。在后现代文化的氛围之下，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政治位置的变化无疑会使得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产生一种时代性的交流，从而引发对汉语言在诗歌写作中应用的再认识或者对诗歌语言的再建构。翻译体现象的出现对中国诗歌写作而言是警钟，它使得越来越多的诗人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遮蔽的后果，从而开始反思汉语之中的传统与现代、语言运用中的东方与西方矛盾，并且开始重新确立起汉语的主体性地位，试图追求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语言民族化的“政治”诉求。为了进一步说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翻译体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民间写作现象。民间写作在诗歌写作之中往往被当做文化底层的传统语言被吸纳，并且在不断地充实现代城市的诗歌写作语言结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民间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大量的口语被运用，并且显现了民间诗歌写作以边缘解构中心的语言建构策略。这在翻译体现象横行的中国诗坛无疑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诗人于坚曾提到“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系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③。他认为，好诗在民间，这在中国当前诗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的诗歌写作已经基本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沦为了翻译体，在民间则还能够保留一些传统的、世俗的审美和语言。有的学者则认为，诗歌的精神在于它本身的独立性，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庞然大物，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目的。而后现代文化语境深层次的英语文化背景，是克隆诗界的普通话。但是，如果只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开始自身的创作，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城市诗歌创作就必然会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那么，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底蕴就必然被我们全部抛弃，从而丧失文化尤其是诗学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独立的品格。
2、翻译体与诗学共鸣。
是否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就必然导致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全面败退，而汉语言沦为世界诗歌的成功的一个注脚呢？我们认为翻译体对于促进诗学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我们不断地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地向西方文化渗透。我们这里提到的翻译体现象，如果从文化的交流和共鸣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诗学文化与西方诗学文化接轨的过程。虽然这一个“接轨”的过程中，参与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不是代表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民间写作”，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那么这种“知识分子写作”无疑更能够体现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以及翻译中的语言政治。我们注意到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有“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子，但是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权”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霸权，而会被东方文化削弱。“井水不犯河水”的诗歌写作文化语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从时空的角度来衡量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拟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话语和符号。局限于一域来看，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只是东方文化自身等级结构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东方化或者本土化。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化语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间也有过多个少数民族文化试图统治汉语言文化的尝试，但最终都被浩瀚博大的汉语言文化语境所同化，并且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汉语言文化语境。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起始于舶来，当前却作用于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以及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事实上，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于汉语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进行反思已经成为了必然，也有不少的学者自发地开始对汉语的主体性进行维护和重新确立。而在事实上，当前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开始意识到完全西化的语言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诗歌的博大，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指归都在其对于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基于这种责任感，汉语言资源必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关键构成。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殊途同归，前者基于对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后者则基于对汉语的语言责任，虽然目的不同，但从结果来看，往往并无二致。
3、“中体西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出路。
我们无需对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做过多的批判，中国诗人的模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出于自我建构的一种客观需要。后现代文化语境作为一种基于西方文化的语言环境，必然会对汉语言产生一定的排斥，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排斥必然会被出于不同目的的语言运用策略所同化，最终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语境之中产生一种共鸣。即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体”，西方舶来文化为“用”，我们在吸收和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中国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放弃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诗歌就等于放弃了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从而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智者所不为；完全摒弃西方语言文化，就相当于拒绝诗歌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不利于我国诗歌走向世界。“中体西用”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重要出路。
结语：
后现代文化语境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并且迅速传播到我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巅峰，但是却由于极端化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排斥而迅速地走向了衰败。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但是，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独立的，它无论对于何种语言资源的借鉴或者引用，都不应该对其独立性造成改变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国语言诗歌话语建构问题复杂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责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产生共鸣
一、从天气切入主题
去年夏季的一天，从早上天气就非常炎热，温度很高，阳光非常明媚。那天，我给公司新员工做基础培训，我就在考虑如何开常突然，我想到何不借鉴今天的天气状况做个开场呢?于是，培训开始时：
“各位，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来到我们XXX公司。今天的天气呢，阳光明媚，温度非常的炎热，祝愿各位每天心情像今天的阳光一样，永远开心明媚!对待生活、工作、学习像今天的温度一样，永远激情澎湃!”
(我的声音音调逐渐高上去)这时，我发现很多学员露出了微笑，现场变得轻松，拉近了与学员的心理距离，我就从容的展开了课题。
二、抛出问题切入法
有次针对一百多人的团队讲课时，我发现我被介绍上场时，现场听众情绪状态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当然对我也不够了解，于是我经过简单而富有激情的问候以后，而且是很快取得下面听众的呼应，马上我就抛个问题给我的听众了：
“请问各位亲爱的伙伴，今天是个什么特殊的日子呢?”
我一问完，大家思路马上被引导去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可当天并不是什么样节日，有的说是不是谁生日，有的说是不是冬至，有的说是第一次听你讲课，等等各种有趣猜想，气氛逐级升温，我不断点头微笑附和，最后我看时机已到，于是我方面语速告诉我的听众： “各位伙伴，你们回答的都很好，而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是你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全新的一天，同意吗?所以各位我们应该给我们全新的一天，热烈掌声鼓励一下!”
三、故事切入法
我们的培训教室能容纳四十多人，有时候参加培训的人员较少，只有五、六人或者十几人，可是，我发现，他们普遍坐在教室的后面(中国人的特性吧)，我这样开场：
“这个现象我发现很久了，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坐在后面呢?我想这大概是中国人的本性吧。在这里，我首先讲一个故事吧”。(是撒切尔夫人永远做前排的故事，详见下面)讲完故事后，然后我就用高昂的声调说：“‘永远坐在前排’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激发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想坐前排的人不少，真正能够坐在“前排”的却总是不多。许多人所以不能坐到“前排”，就是因为他们把“坐在前排”仅仅当成一种人生理想，而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那么现在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坐前排，并且愿以自己的行动真正的做到前排来呢?!”
这样，员工都坐到前面来，并且达到了心与心的碰撞!
四、名人名言切入法
这是我参加一次内训课时讲师的开场白：分享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的三句话。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学员思考、讨论片刻，打出答案)——现在在我眼前的人。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学员思考、讨论片刻，打出答案)——现在我要做的事。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时间是什么?(学员思考、讨论片刻，打出答案)——此时此刻。
结论：
此时此刻，我们做最重要的事，因为我们是最重要的人!(全体学员一起说)
五、分享宋方渠老师的精彩开场白
“各位优秀的伙伴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方####公司和####经理，是他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学习沟通机会。借各位热情的双手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谢谢! 最重要的是要感谢你们的到来、因为有你们的到来才会有我们的今天，把掌声送给优秀的你们自己!”
“大家以为我会怎么样，其实也不怎么样，首先是海拔不高，170CM的高度，但也不要太失望，据目前最新科学调查，这个高度是目前地球最适合生存的高度，大家要不要给我这个最适合的高度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在座各位是第一次来听我演讲的请举手给我看一下好吗?好，把手放下，居然有这么多的新朋友，我们用掌声对新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的新朋友和老朋友成为我们一生的好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背景故事：永远都要坐前排
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个不出名的小镇里，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小姑娘，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经常向她灌输这样的观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永远做在别人前头，而不能落后于人。“即使是坐公共汽车，你也要永远坐在前排。”父亲从来不允许她说：“我不能”或者“太难了”之类的话。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他的要求可能太高了，但他的教育在以后的年代里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正是因为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残酷”教育，才培养了玛格丽特积极向上的决心和信心。在以后的学习、生活或工作中，她时时牢记父亲的教导，总是抱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尽自己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每一件事情，事事必争一流，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永远坐在前排”。
玛格丽特上大学时，学校要求五年的拉丁文课程。她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硬是在一年内全部学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的考试成绩竟然名列前茅。
其实，玛格丽特不光是学业上出类拔萃，她在体育、音乐、演讲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方面也都一直走在前列，是学生中凤毛麟角的佼佼者之一。当年她所在学校的校长评价她说：“她无疑是我们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她总是雄心勃勃，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出色。” 正因为如此，四十多年以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上才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她就是连续四年当选保守党领袖，并于1979年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雄踞政坛长达11年之久，被世界政坛誉为“铁娘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永远坐在前排”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激发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想坐前排的人不少，真正能够坐在“前排”的却总是不多。许多人所以不能坐到“前排”，就是因为他们把“坐在前排”仅仅当成一种人生理想，而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那些最终坐到“前排”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但有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理想变成了行动。
一位哲人说过：无论做什么事情，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撒切尔夫人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