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三角洲不少地方，谈及沈万三，普通老百姓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传说中的江南首富沈万三，他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究竟“富”到什么程度?
周庄水乡的斜阳充满画意。小桥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呵斥掉下饭粒的孩子：“家里阿有个沈万三?”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语，意即人要懂得勤俭节约，不要大手大脚的。在周庄人心目中，沈万三已成代代敬仰的财神;南京的中华门也留有沈万三的记忆，古老的城墙砖上传神地记载着沈万三有一个聚宝盆的故事;甚至在遥远的云南，也留有沈万三神秘的活动轨迹。这位曾经的江南首富，给人印象朦胧得很，而其如何聚财致富，更让人琢磨至今。网上有一篇所谓“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排行榜”的帖子。文章将和珅、吕不韦、石崇等列入，沈万三也在其中。作者对沈万三大加赞赏，说他是十大富豪中勤劳致富的典型。沈万三确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明史》说沈万三奖励其塾师：“每文成，酬白金以镒计。”白金即白银，而一“镒”即二十两，仅一篇文章竟有如此高的`报酬，沈万三的家底可见一斑。
据《明史》介绍，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1部(工部)、3卫(驻军卫所)、5省、28府、118个县，另有3个镇。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10余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1/3。明孔迩《云焦馆纪谈》说：沈氏“有田数十顷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酿酒引水，都需用田数十顷，如此家产令人咋舌。明人田艺蘅也在其《留青日札》里写道：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说要代其出犒银。朱元璋有意刁难：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应答：愿每军犒金一两!
沈万三“躬稼起家”，这一点从明人《留青日札》里也可以得到印证：“初居东蔡村时，人以圩菜之地归之，佑(沈三万的父亲)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不赀。”这段文字描述了沈万三随父亲从浙江迁居苏州后，通过躬耕田地而发家。明人孔迩还记载沈万三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
对于沈万三究竟如何致富，最具传奇色彩、也是传说最广泛的，当属“聚宝盆”一说。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余，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第二天，看见众蛙聚在一瓦盆不散。沈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不可胜计，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古称聚宝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明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潘群认为，沈万三的财富积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财富起于“农”，而繁于“商”，是一个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苏州学者陆允昌等专家也持相同看法，说沈万三是土地经营起家，辗转贸易发家。
潘群表示，元代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有两个明显突出的迹象：一是农田水利发展，带来水田种植发达，稻田面积日益扩大;二是土地高度集中，租佃关系逐渐蔓延。沈万三这个家族，正是借着元末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将一部分失去业主和佃户的土地，占归己有，“粪治有方，潴泄有法”，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并进一步兼并土地而发家致富。
就其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而言，潘群教授表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他解释道，明人记载沈万三来往的“徽州、池州、太平府、常州”等地，恰是“徽商”频繁贸易活动的地区，出现一个沈万三实不足奇。而另一方面，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肯定是一“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
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陆允昌就此解释道，元代的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元代为了鼓励和发展工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元二十年(1283)、元二十一年(1284)、元三十年(1293)等年间，朝廷数次布诏减税，鼓励中外贸易。而沈万三也在此背景下“暴富”。
1、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年）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2、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
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3、智慧商祖——白圭（前463年———前385年）
白圭，名丹，战国东周洛阳人，梁（魏）惠王时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诸如“人弃我取”、“知进知守”等经商理论至今对现代理财有指导意义。
4、营国巨商——吕不韦（约前292年～约前235年）
吕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5、富可敌国——沈万三(1296年--1376年)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他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商人。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只可惜其孙卷入蓝玉之案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6、第一富翁——伍秉鉴(1769年--1843年)
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7、商业巨族——乔致庸（1818--1907）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他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他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8、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9、一代钱王——王炽（1836-1903）
王炽，一代钱王，红顶商人。资本主义在西方巳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10、五金大王——叶澄衷(1840-1899）
宁波庄市人，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并据此发展出覆盖五金、机械、钢铁直至军需器械和军服的庞大生意，开设了38个分支机构，赢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称。并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