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庆历五年(1045年)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当然，读文章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读。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出一篇最好的，只许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保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一、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主?在下评语前，我们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
请看全文：
庆历四年春，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六个自然段。
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
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 “形境”过渡到竟境。连用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段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转移到 “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写出一种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的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意美、理美三个层次皆有，这已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 “形境”、“意境”之效，“三境”之美具全。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
2.文章的两类作者：政治家与文人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个“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的作品。作者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总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之作。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事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具而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这类人的“道德文章”，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章。这些都是政治家之文，政治家美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 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另一脉，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的“文人文章”。因为文章第一位还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况且文人求“情”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情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二、作者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是独立精神。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你过你的路，我读我的书，何必涎着脸去自我表现，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直到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范仲淹自己有独立精神，他对历史上这一类的人也就格外敬仰。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独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1038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
文字掷地有声。而此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他以诗言志：“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而他所描写的狄仁杰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二是牺牲精神。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懒，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与
三是理性精神。
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决不是
“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
他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000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类似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帅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社会仍然没有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
三、作者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
孙中山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再说白点，就是治理国家，为百姓办事。这是一个不分时代、不分地域所有的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课题。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和一个时代来解读这个“忧”字。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专门要找一个这样的解读人。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三，即忧民、忧君、忧政。也可以说是留给我们的三笔政治财富。
一是忧民。 他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就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
范仲淹从1015年27岁中进士到1028年40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13年。如果说27岁以前的“断
这期间他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
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1033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时范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当年他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倒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他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鸟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我想，他的这个举动肯定又引起宫中人的.反感。你去赈灾，完成任务回来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机为宫里人上一堂课呢?就你最爱表现，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一日登朝，则不知忌讳”。
范仲淹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范晚年知青州，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诚如他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决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2004年是邓小平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哪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我听后肃然起敬，细想从他1962年提出“白猫、黑猫”受批评，到文革后复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忧全在百姓，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范仲淹到邓小平，凡真心把当官看做为民办事的人，无不都时刻忧民。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想着“君”。而他所说的“君”则代表国家。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忧君便是忧国。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懦君庸官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忧君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说真话，提意见，犯颜直谏，“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因为对君提意见，说真话，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
范仲淹1028年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这个刘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亲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宫，只有“修仪”名分，但她很会讨真宗欢心。皇后去世，真宗无子，嫔妃们都争着能为真宗生一个孩子，好荣登后位。刘修仪自己无能，便想出一计，将身边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给皇帝“伺寝”，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宫中，作为己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刘随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后她又当上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范新入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怎么能在这里玩起家庭游戏。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那太后在当“修仪”时先夺人子，后挟子封后，又扶帝登位，从皇帝在襁袍之中到现在已20年，满朝有谁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杀出了个程咬金，一个刚来的图书校勘管理员就敢问帝后之间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副长官——通判。他第一次进京。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处江湖之远，时时想着能伴君左右，为国分忧，现在终于进京，却一张嘴就获罪被赶出京城，这朝中到底是行的什么规则?(他不知道一千年后，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潜规则”)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他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我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监察体制分两部分。一是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二是台官，专门弹劾百官，合称台谏。到宋真宗时，谏官权已扩大到可议论朝政，弹劾百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台谏制度有其一功，它强调权力制约，是中国封建制度中的积极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来监督，勿使放任而误国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
后与帝都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关国运。就是现代社会，第一夫人也会影响政治，影响国事。以毛泽东那样伟大的人，错娶江青，对他个人、党和国家都带来恶果，不堪回首。范仲淹知道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他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地一声闭上。他的犟劲又上来了，就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的意见!”这真是有点不知高低，要舍命与皇帝辩论了。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上朝当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准备出门。妻子牵着他的衣服哭着说：“你已经被贬过一次了，不为别的，就为孩子着想，你也再不敢多说了。”他就把九岁的长子叫到面前正色说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来，你和弟弟好好读书，一生不要做官。”说罢，头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计时之器，待漏院是设在皇城门外，供百官暂歇等候皇帝召见的地方。范仲淹这次上朝是在1033年，比这早46年，公元987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
不知范仲淹上朝时壁上是否真的刻有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时的确是忧心忡忡。他忧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乱大。这种家务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爱谁、娶谁，休妻、纳妾也没有人管。你是一国之君啊，君行无私，君行无小。枕边人的好坏，常关政事国运。历史上因后贤而国安，后劣而国乱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个唐朝，长孙皇后帮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纠正他欲杀魏征这样的坏念头;杨贵妃却引进家族势力，召来安史之乱。
他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这果然不幸为妻子所言中，顿时全家老小，哭作一团。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 10333年4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有一年时间。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是性格使然，还有几分书生气，这二次遭贬，确是他更自觉地心忧君王，心忧国事。平心而论，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为，君臣关系也曾出现过短时蜜月，但随即就如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范仲淹不明白，几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诸葛亮那样希望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几乎所有的君王都离不开小人，喜欢用小人。他离京后渐行渐远，忧君之心却越来越重，正如后来在《岳阳楼记》里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在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又有权力私有的一面。这就带来了“君”的两重性和“臣”的两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别。遇明君则宵衣
范仲淹的第三忧是忧政，即政府机关的自身建设。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主要针对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这次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青城
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从东海边到北地大漠，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但是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决不与腐败的吏治同流合污。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闲。就像周恩来虽多次遭毛泽东的批评，写检讨，甚至被迫准备辞职，但救火的时候还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这样，自1036年被贬外地4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
他不但上书，还实干，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范之后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仍然将吏治改革作为重点。范仲淹当年指陈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他在《岳阳楼记》里一再讲的进亦忧，退亦忧，在朝也忧，在野也忧，正是一个政治家对治国实践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7岁。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
这文章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艺术性总结。中国封建社会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个，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现在我们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为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不是随便就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第一美文，留下一笔重要的艺术财富和政治财富，他也就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
2008年6月29日
(摘自2008年10月上半月《美文》)
作者梁衡：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科学史上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夏感》等被选入教材，属于被选入中学教材数量较多的大家
月下独酌，作品 出处李太白全集。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称与李唐皇室同宗，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少年时居住在四川，读书学道。二十五岁出川远游，先后居住在安陆、鲁郡。在此期间曾西入长安，求取功名，却失意东归;后来奉诏入京，供奉翰林。不久因受谗言出京，漫游各地。安史之乱起，为了平叛，加入永王李军幕僚;后来永王为唐肃宗所杀，因受牵连而被流放夜郎。遇赦东归，投奔族叔当涂(今属安
《月下独酌》
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时。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
赏
李白的五言古诗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前面我们介绍了两首他学习乐府民歌写的《长相思》和《长干行》，而这首《月下独酌》则完全是李白飘逸风神和浪漫诗风以及个人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全诗一共十四句，前八句平声韵，后六句仄声韵。就五言古诗这一体裁来说，《月下独酌》的篇幅并不算长，但其中却饱含了一颗孤独、寂寞心灵的追求与向往。这首诗通篇的出场人物只有李白自己一个人，却通过独白的方式，在心灵的深处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感情波澜，既跌
酒与月，是李白一生须臾不曾离开的最忠实的伴侣，无论他走到哪里，身处何方，总会留下有关美酒与明月的兴会淋漓之作。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客中作》);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如"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通过这些
在诗的一开始，我们的诗人是处在花间月下、一个非常宜人的环境之中，"花间一壶酒"，花丛之中，一壶美酒，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花丛，这美酒，却反而使得李白心情不畅，原因何在?是因为"独酌无相亲"!李白有一句名言，可以作为此诗的注脚，"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酌》)。有了志同道合的"幽人"相伴，方可在花间同赴醉乡，尽情分享饮酒的无穷乐趣。可是眼下却无人作伴，要独自一人喝了。但他灵机一动，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境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从落落寡合的"无相亲"到谈笑风生的"成三人"，李白是在一举手、一投足间完成的，你看他，一举杯，明月成伴，一低头，身影相陪。何其潇洒，何其自在，活脱脱一付天下难寻的"谪仙"面目，岂是他人可以效法、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李白虽然请出了月亮与身影作伴，可惜，月亮却远在天边，它只能挂在高高的苍穹，不能和李白同酌共饮;影子虽然近在咫尺，但也只会默默地跟随，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诗人内心仍然是孤独寂寞的，也许大凡天才都与常人在思想境界上有相当的差距，他们的追求与探索也常常会被人误解。比如李白为了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能实现，不肯做一个御用文人，为唐明皇、杨贵妃的醉生梦死、歌舞升平涂脂抹粉，所以放着京城好好的荣华富贵不享，锦衣美食不要，待诏翰林不干，非要浪迹江湖，还要说自己什么"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这不是自讨苦吃、自讨没趣吗?也许正是这种被世人看来的不识实务，才使他最终落得个"长流夜郎"的下场。与李白有一面之交的大诗人杜甫曾经多次写诗表达他对李白的钦佩与担忧："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不过，李白即便落到了"斯人独憔悴"的地步也是绝不会后悔、绝不向世俗低头的，他有一首《独坐敬亭山》诗这样写到："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不管是有生命的鸟，还是无生命的云，只要是能动弹的，都义无反顾地远离李白而去，剩下的只有那一座纹丝不动的大山了，即使这样，李白还是能够心安理得地安坐山中，修身养性，自得其趣，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李白劝月亮饮酒未果、与身影交流不成的时候，转念一想，能够在花间月下，饮酒作诗，而远离世俗的杂念干扰，不正是当初醉卧长安时求之不得的赏心乐事吗，那么就在这美好的春夜里，和天上的明月与地下的身影一道，及时行乐，不醉不休吧。但是一个"暂"，说明李白也清醒地知道，这种解脱不过是暂时的，不过，大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
《月下独酌》是以感情跌
诗歌的第二部分也是四句，诗人同样又经历了一次由悲凉到喜悦的情感的轮回。从感叹月亮与身影这两个招呼来的酒伴的不尽人意，到全然不顾、自得其乐的忘我境界。诗歌的第二波起伏是情节的正式展开，是"独酌"的实施，在这一阶段，诗人靠着自己虽然热烈但却是孤独的心境，在执着地追求一种如果不可能完美，因为在孤独寂寞的境遇下，只有"不解饮"的月亮和"徒随身"影子，已经不可能完美，但至少也是理想的境界，尽管"暂伴月将影"一句的"暂伴"多多少少透露了作者心中那一丝无可奈何的惋惜，但是"行乐须及春"却说明了诗人已经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从而实现了这一次不再需要借助任何外界因素的自我满足的"独酌"。
诗歌的第三波起伏是独酌的高潮与升华，在这一阶段，诗人已完全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月下独酌"的境界所陶醉，零乱的舞步，徘徊的月光，似醉似醒，物我一体，诗人在尽欢之后，马上就要在花间月下的美酒之乡沉沉睡去了，但就在他的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忘记再次与那两位与他一起成就"独酌"的月亮与身影做出长久的约定。"永结无情游，相期
这首诗歌第二个成功之处是全诗的率性纯真，毫无做作。对此，沈德潜是这样评价的："脱口而出，纯乎天籁。此种诗，人不易学"(《唐诗别裁》)。的确，李白成名之后，多少文人墨客都想步其后尘，不过到头来却总是半途而废。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只能对李白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境界发出由衷的赞叹了。(尹东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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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太伟大了，伟大得让人忽视了他的孤独，《月下独酌》写于李白卿相梦幻破灭之时，让我们从这儿走进他的诗歌，走近他孤寂而高傲的心灵吧，其实他是一个“伟大的孤独者”。
一、李白因心灵自由而伟大，但这种自由其实也是有限的。
李白要自由，但又想走仕途“济世”;外显旷达，其实内心孤寂。
李白(701——762)，早年就有济世的抱负，但不屑于经由科举登上仕途，而希望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因此他漫游全国各地，结交名流，以此广造声誉。开元十三年(725)，出蜀漫游，游历江陵、岳阳、长沙、零陵、庐山、金陵、维扬、姑苏、又回头至江夏(武昌)，复至安陆，居于小寿山，被前朝宰相许
“及时行乐”的想法，是常人喝酒时都容易产生的。《李诗直解》：“此对月独饮，放怀达观以自乐也。”此诗记的就是“自乐”，自我排遣孤寂，“行乐须及春”，孤傲的李白总能表现出他的不屑。可在后来李白那儿，“及时行乐”越来越成为他的处世的态度了，“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些豪言壮语虽然更多情况下是对友人说的，但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他的性格了，所以我们说他的心灵是自由的，他也因此而伟大而可爱而值得传诵千古。我们喜欢李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心灵自由。
二、李白诗歌因妙手天成而精彩，他运用了最适合表达自己心灵自由的艺术形式。[3]
李白是我国古代诗人中浪漫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这首诗，在构思和表现手法方面，就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本诗描写了月下独酌情景。月下独酌，本是寂寞的，但诗人却运用丰富的想像，把月亮和自己的身影凑合成了所谓的“三人”。又从“花”字想到“春”字，从“酌”到“歌”、“舞”，把寂寞的环境渲染得十分热闹，不仅笔墨传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善自排遣寂寞的旷达不
另外，“永结无情游，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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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突出写一个“独”字。李白有抱负，有才能，想做一番事业，但是既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和支持，也找不到多少知音和朋友。所以他常常陷入孤独的包围之中，感到苦闷、旁徨。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孤独的灵魂的'呼喊，这喊声里有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抗议，也有对自由与解放的渴望，那股不可遏制的力量真是足以“惊风雨”而“泣鬼神”的。
开头两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已点出“独”字。爱喝酒的人一般是不喜欢独自一个人喝闷酒的，他们愿意有一二知己边聊边饮，把心里积郁已久的话倾诉出来。尤其是当美景良辰，月下花间，更希望有亲近的伴侣和自己一起分享风景的优美和酒味的醇香。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这种心情，但是他有酒无亲，一肚子话没处可说，只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邀请明月和自己的身影来作伴了。这两句是从陶渊明的《杂诗》中化出来的，陶诗说：“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不过那只是“两人”，李白多邀了一个明月，所以是“对影成三人”了。
然而，明月是不会喝酒的，影子也只会默默地跟随着自己而已。“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结果还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独酌。但是有这样两个伴侣究竟是好的，“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暂且在月和影的伴随下，及时地行乐吧!下面接着写歌舞行乐的情形：“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月徘徊”，是说月被我的歌声感动了，总在我身边徘徊着不肯离去。“影零乱”，是说影也在随着自己的身体做出各种不很规矩的舞姿。这时，诗人和他们已达到感情交融的地步了。所以接下来说：“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趁醒着的时候三人结交成好朋友，醉后不免要各自分散了。但李白是不舍得和他们分散的，最后两句说：“永结无情游，相期
这首诗虽然说“对影成三人”，主要还是寄情于明月。李白从小就喜欢明月，《古朗月行》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在幼小的李白的心灵里，明月已经是光明皎洁的象征了。他常常借明月寄托自己的理想，热切地追求她。《把酒问月》一开头就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在《宣州谢
当我们知道了明月对李白有这样多的意义，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月下独酌》这首诗里李白对明月寄予那样深厚的情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永结无情游，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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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精心剪裁出来的场面，写来却是那么自然。李白月下独酌，面对明月与影子，似乎在幻觉中形成了三人共饮的画面。在这温暖的春夜，李白边饮边歌舞，月与影也紧随他那感情的起伏而起伏，仿佛也在分享他饮酒的欢乐与忧愁。
从逻辑上讲，物与人的内心世界并无多少关系。但从诗意的角度上看，二者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正是中国诗歌中的“兴”之起源。它从《诗经》开始就一直赋予大自然以拟人的动作、思想与情感，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愁月”“悲风”等等。李白此诗正应了这“兴”之写法，赋明月与影子以情感。正如林语堂所说：“它是一种诗意的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但在诗之末尾，李白又流露出一种独而不独，不独又独的复杂情思，他知道了月与影本是无情物，只是自己多情而已。面对这个无情物，李白依然要永结无情游，意思是月下独酌时，还是要将这月与影邀来相伴歌舞，哪怕是“相期
斯蒂芬·欧文曾说：“诗歌是一种工具，诗人通过诗歌而让人了解和叹赏他的独特性。”
李白正是有了这首“对影成三人”的《月下独酌》，才让我们了解和叹赏他的独特性的。
今天，无论男女老少，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举杯浅酌，都会吟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以表他对所谓风雅与独饮的玩味。而这首诗的独特性，早已化入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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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月抒情是古今文学的显赫主题之一。咏月意识是构成中国文人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咏月意识的核心是生命现象与月亮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在人心中引起的深刻的顿悟，具体表现为人对自身生命的忧恐、悲叹、把握和思考。我们读李白的这首《月下独酌》就有这样的体会。
诗的开头两句着一“独”字，点出了诗人有酒无亲，一肚子话没处可说。怎么办呢?只好举杯邀请明月和自己的身影来作伴了。李白、明月，加上“对影”自然“成三人”了。 然而，明月是不会喝酒的，影子也只会默默地跟随着自己而已。结果还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独酌。此时诗人的心情还是好的。诗人认为有这样两个伴侣究竟是好的，不如暂且在月和影的伴随下，及时地行乐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写歌舞行乐的情形。“月徘徊”，是说月被我的歌声感动了，总在我身边徘徊着不肯离去。“影零乱”，是说影也在随着自己的身体做出各种不很规矩的舞姿。这时，诗人和他们已达到感情交融的地步了。所以趁醒时三人结交成好朋友，醉后不免要各自分散了。但李白是不舍得和他们分散的。最后只能作“无情游”。“无情游”是超出于一般世俗关系的交游。李白认为这种摆脱了利害关系的交往，才是最纯洁的最真诚的。他在人间找不到这种友谊，便只好和月亮和影子相约，希望同他们永远结下无情之游，并在高高的天上相会。
这首诗的题目叫“月下独酌”，表面上看起来，诗人是在自得其乐，实际是诗人却是有着无限的凄凉。这说明古代文人惟恐生命之将尽，而导致的对生命的悲叹，也导致了对生命的把握和执着。从这一意义上说，诗人对生命的探索是积极进取的。
古今中外关于修身养性的名言警句
1.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宋欧阳修•伶官传序)
2.骨宜刚，气宜柔，志宜大，胆宜小，心宜虚，言宜实，慧宜增，福宜惜，虑不远，忧亦近。
3.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曹操
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5.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
6.7.择善人而交，择善书而读，择善言而听，择善行而从。
7.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三国诸葛亮•诫子书)
8.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礼记•学记)
9.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
10.人生是一条没有回程的单行线，上帝不会给你一张返程的票。
11.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12.一杆子，两杆子，三杆子，杆杆增寿;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岁岁平安。横批：上不封顶。——梁步庭
13.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宋陆游•病起书怀)
14.尽信书，不如无书。 (孟子•尽心下)
15.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远忧。
16.平生无一事可瞒人，此是大快。
17.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
18.养生在动，养心在静;知足常乐，无求常安。——陈立夫
19.劳逸结合，动静结合，养炼结合康乐寿。——庄炎林
20.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
21.征服世界，并不伟大，一个人能征服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22.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三国曹操•龟虽寿)
23.世事忙忙如流水，休将名利挂心头;粗茶淡饭随缘过，富贵荣华莫强求。
24.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
25.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26.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宋欧阳修•戏答元珍)
27.微笑是静态的慢跑。
28.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左传)
29.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孝顺。二、行善。
30.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31.要铭记在心：每天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
32.须交有道之人，莫结无义之友。饮清静之茶，莫贪花色之酒。开方便之门，闲是非之口。
33.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诗经•大雅抑)
34.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关于修身养性的经典名人名言大全
1.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果：果断
2.须交有道之人，莫交无义之友。饮清静之茶，莫贪花色之酒;开方便之门，闲是非之口。
3.见己不是，万善之门。见人不是，诸恶之根。
4.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5.寡言养气，寡事养神，寡思养精，寡念养性。
6.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7.為人不為己，所以才能成己。
8.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汉书•枚乘传)
9.“我欲”是贫穷的标志。事能常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10.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唐太宗赠萧禹)
1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12.精忠报国。——《宋史岳飞列传》
13.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14.世上并没有用来鼓励工作努力的赏赐，所有的赏赐都只是被用来奖励工作成果的。
15.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
16.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庄子)
17.失败时可以称为人生财富，成功时可以称为财富人生。
18.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三国诸葛亮•诫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