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大家指定脑子里跟过闪电一样立马想起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甚至在99%的人心中，这两句就是《滕王阁序》的代名词了。
滕王阁序原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zhěn)，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ōu)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fān)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huáng)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qǐ )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yì)范，襜(chān )帷(wéi)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lǎo)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yǎn)骖騑(cān fēi)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ē)。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一作 翔)丹，下临无地。鹤汀(tīng)凫(fú )渚(zhǔ)，穷岛屿之萦(yíng)回;桂殿兰宫，即(一作 列)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tà)，俯雕甍(méng )。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yū)其骇瞩。闾(lǘ)阎(yán) 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gě)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zhú)。云销雨霁(jì)，彩彻区明(或作 虹销雨霁，彩彻云衢 qú)。落霞与孤鹜(wù)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l ǐ)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襟甫畅，逸兴遄(chuán)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è)。睢(suī)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yè)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dì miǎn)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jiǒng)，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kuài)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míng)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hūn)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jiē)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chuǎn);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yì)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hé zhé)以犹欢。北海虽赊(shē)，扶摇可接;东隅(yú)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guàn);有怀投笔，慕宗悫(què)之长风。舍簪(zān)笏(hù)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tāo)陪鲤对;今兹捧袂(mèi)，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yán)难再;兰亭已矣，梓(zǐ) 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滕王阁序注释
第一段
〔1〕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南昌：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昌，为汉豫章郡治。唐代宗当政之后，为了避讳唐代宗的名(李豫)，“豫章故郡”被窜改为“南昌故郡”。所以现在滕王阁内的石碑以及苏轼的手书都作“南昌故郡”。
洪都：汉豫章郡，唐改为洪州，设都督府。
〔2〕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星分翼轸：古人习惯以天上星宿与地上区域对应，称为“某地在某星之分野”。据《晋书·天文志》，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二星的分野，与翼轸二星相邻。翼、轸，星宿名，属二十八宿。
衡：衡山，此代指衡州(治所在今湖南省衡阳市)。
庐：庐山，此代指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3〕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襟：以……为襟。因豫章在三江上游，如衣之襟，故称。
三江：太湖的支流松江、娄江、东江，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河。
带：以……为带。五湖在豫章周围，如衣束身，故称。
五湖：一说指太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洞庭湖，又一说指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皆在鄱阳湖周围，与鄱阳湖相连。以此借为南方大湖的总称。
蛮荆：古楚地，今湖北、湖南一带。
引：连接。
瓯越：古越地，即今浙江地区。古东越王建都于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境内有瓯江。
〔4〕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物华天宝：地上的宝物焕发为天上的宝气。(新课改课下注释为：“物的精华就是天的珍宝”)
龙光射牛斗之墟：龙光，之宝剑的光辉。牛、斗，星宿名。墟、域，所在之处。据《晋书·张华传》，晋初，牛、斗二星之间常有紫气照射。张华请教精通天象的雷焕，雷焕称这是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张华命雷焕为丰城令寻剑，果然在丰城(今江西省丰城县，古属豫章郡)牢狱的地下，掘地四丈，得一石匣，内有龙泉、太阿二剑。后这对宝剑入水化为双龙。
〔5〕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徐孺：徐孺子的省称。徐孺子名稚，东汉豫章南昌人，当时隐士。据《后汉书·徐稚传》，东汉名士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宾客，惟徐稚来访时，才设一睡榻，徐稚去后又悬置起来。
〔6〕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雾列：雾，像雾一样，名词作状语。喻浓密、繁盛，雾列形容繁华。“星”的用法同“雾”
采：“采”同“寀”，官员，这里指人才。
(7)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
枕：占据，地处
东南之美：泛指各地的英雄才俊。《诗经-尔雅-释地》：“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西南之美，有华山之金石。”后用“东箭南金” 泛指各地的英雄才俊。
〔8〕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
都督：掌管督察诸州军事的官员，唐代分上、中、下三等。
阎公：名未详，时任洪州都督。
棨戟：外有赤黑色缯作套的木戟，古代大官出行时用。这里代指仪仗。
〔9〕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
宇文新州：复姓宇文的新州(在今广东境内)刺史，名未详。
懿范：好榜样。
襜帷：车上的帷幕，这里代指车马。
〔10〕十旬休假，胜友如云
十旬休假：唐制，十日为一旬，遇旬日则官员休沐，称为“旬休”。
胜友：才华出众的友人
〔11〕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
腾蛟起凤：宛如蛟龙腾跃、凤凰起舞，形容人很有文采。《西京杂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又：“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
孟学士：名未详。学士是朝廷掌管文学撰著的官员。
词宗：文坛宗主。也可能是指南朝文学家、史学家沈约。
〔12〕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
紫电清霜：《古今注》：“吴大皇帝(孙权)有宝剑六，二曰紫电。”《西京杂记》：“高祖(刘邦)斩白蛇剑，刃上常带霜雪。”《春秋繁露》亦记其事。
王将军：王姓的`将军，名未详。
武库：武器库。也可能是指西晋军事家杜预，即杜武库。
〔13〕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家君作宰：王勃之父担任交趾县的县令。
路出名区：(自己因探望父亲)路过这个有名的地方(指洪州)。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年幼无知，(却有幸)参加这场盛大的宴会。
第二段
〔14〕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维：在。又有一说此字为语气词，不译。
三秋：古人称七、八、九月为孟秋、仲秋、季秋，三秋即季秋，九月。
〔15〕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此句被前人誉为“写尽九月之景”。
潦水：雨后的积水。
〔16〕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俨：“俨”通“严”，整齐的样子。(新课改上译为使动，使....整齐)
骖騑：驾车的马匹。
上路：高高的道路。
崇阿：高达的山陵。
〔17〕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
帝子、天人：都指滕王李元婴。有版本为“得仙人之旧馆”。
长洲：滕王阁前赣江中的沙洲。
〔18〕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飞阁流丹：飞檐涂饰红漆。有版本为“飞阁翔丹”。(新课改上对“流丹”给出的注解是：朱红的漆彩鲜艳欲滴)
临：向下看。
〔19〕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鹤汀凫渚：鹤所栖息的水边平地，野鸭聚处的小洲。
萦回：曲折
即冈峦之体势：依着山岗的形式(而高低起伏)。
第三段
〔20〕披绣闼，俯雕甍
披：开 绣闼：绘饰华美的门。
雕甍：雕饰华美的屋脊。
〔21〕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
闾阎：里门，这里代指房屋。
●几时不见，红裙翠袖，多少闲情。想应如旧，春山澹澹，秋水盈盈。 ----赵孟頫
●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辑好夷游 ----赵孟頫
●或许，赵孟頫代表了一种心灵与外在现实两相矛盾下妥协的圆融。喜欢他的书法，称赞这“圆融”；不喜欢他的书法，也常以这“圆融”解释他一路委曲求全的“姿媚”。
书法美学已无法把“字”与“人”做完全的分割。“书品”也就是“人品”。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
●我学士，尔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娶几个吴姬越女，也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赵孟頫
●有时想想，我们要的日子无非是静水流深，花开富贵之后的散适，赵孟頫的日子太滋润太富贵了，字也是富贵清丽的，几乎可以感知那日子的`温度和光泽。何况，他有那样红颜知己的妻子管道升。
回想起那些古人，这样琴瑟和谐的文化眷侣委实不多，赵孟頫和管道升可排第一，虽不是青梅竹马，但时举案齐眉，一起写诗画画篆印。虽然李清照和赵明诚也是这样伉俪，到底只有半生缘。一辈子活得又深情又诗情画意的，只有赵孟頫和管道升。 ----雪小禅《惜君如常》
●“诗书画三绝”第一个在作品上集大成的人物，应该是赵孟頫。
赵孟頫具体说出：画奇石用了书法上的“飞白”皴擦，画枯木用了古篆字的笔触，画墨竹需要了解精通写字的“永字八法”。
赵孟頫重新界定了“书画同源”这一古老成语的全新理解，也清楚昭告了新文人美学以书法主导绘画的精神实质。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
●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采菱谁家女，歌声起暮鸥。乱云愁，满头风雨，戴荷叶归去休。 ----赵孟頫《仙吕·后庭花》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作者：管道昇，字仲姬、瑶姬，赵孟頫之妻。 ----管道升《我侬歌》
●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 ----赵孟頫
●”陈雯雯，路明非的初次暗恋对象，长达三年，无疾而终，花落赵孟华。“如果路明非有一本人生档案，在他年纪很大以后回头读，关于陈雯雯的只是这些而已。没牵过手，没看过电影，没去旅行过，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一段乏善可陈的暗恋。在渐渐模糊的记忆力，偶尔闪过的是入学那天白色的裙裾，和映在女孩脸上的光影。
光影破散凌乱，无关紧要。 ----江南《龙族》
●后来我才明白，也许凯撒之于陈墨瞳，就好像诺诺之于路明非，夏弥之于楚子航，Sakura之于上杉，EVA之于芬格尔，源稚生之于矢吹樱，风间琉璃之于樱井小暮，楚子航之于苏茜，苏小妍之于楚天娇，高幂之于万博倩，叶胜之于亚纪，陈雯雯之于赵孟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人，或许她（他）并不是你的谁，但她（他）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一有想拔掉的念头就生疼。没了她（他），就空了一大片，无论怎么努力也填不起来。你吃着烛光晚餐喝着昂贵的酒，我在街头的炭火边吃着烤鸡翅，我们之间从重工区到CBD区隔了很多大楼很多荒地，像是两个世界，但我还是能感觉你的存在。
●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挟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得吾书者，并奉赠此。 ----赵孟頫
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下面是关于余秋雨散文《笔墨祭》的内容，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 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著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因写《艺舟双揖》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頫，但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頫就不可能是赵孟頫。赵孟頫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诸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已经汇聚、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 正好相悻。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别的且不说，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
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才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①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①英文“灵感”一词的音译，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有人还把这5个字写入白话诗中。
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当然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他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叠又一叠，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你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放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变得义无返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但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一个毛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写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所沉溺的那个天地，也展露了那个天地中的他。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毛笔之类》。尽管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等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白，这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风。但禁止的结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路。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