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韩非子》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大体》)。
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
篇二：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
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
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
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
篇三：《韩非子》读后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
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北京古称为燕京，公元1271年，蒙古可汗忽必烈在燕京建立元朝，改燕京为大都。当时，除了东亚的元朝之外，蒙古人还在中亚和东欧建立起四大汗国，而南宋是蒙古人征服东亚的最后一个重点目标。1279年，宋元两军在广东崖山作最后的决战，南宋小朝廷覆灭，南宋正式宣告灭亡。
此役之后，早前被元军捉住的南宋右丞相文天祥被押解至大都。众所周知，蒙古人有屠城的习惯，而对待俘虏也是很少有“优待”的，但文天祥算是一个例外。元军捉住文天祥之后，不但没有严刑逼供之类的非人待遇，相反还对他很客气，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蒙古军队在与南宋交战过程中，发现宋人比他们想象中更难对付，因此制定了“以汉制汉”的统治方针。而文天祥作为南宋的宰相，在抗元过程中累积了很高的威信力，如果文天祥能够投降，那么对于瓦解江南的南宋残余抵抗力量是很有帮助的。因此，为了劝文天祥投降，元朝统治者将其羁押在大都巴儿胡同的一处宅院内，文天祥在此羁押三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正气歌》。
解放后，巴儿胡同被更名为文丞相胡同，而文天祥待过的宅院也被命名为“文丞相祠”，也就是今天所指的文天祥故居。在文天祥故居的庭院里，种有一棵“指南树，《正气歌》也被镌刻在庭院的石壁上。
文天祥的故事
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士，与北宋文豪欧阳修是同乡。出生于庶民之家的文天祥二十出头就考取了状元。如果按照戏曲小说中的套路发展，文天祥中了状元之后不是立即和大家小姐拜堂，就是当上八府巡按为民伸冤去了。但戏文往往是落魄秀才写来意淫的，至少这些和文天祥的故事对不上号。
文天祥入仕时在位的皇帝是宋理宗，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在为期间任用奸臣，耽于享乐，南宋国力日渐衰落。没过几年，理宗病逝，如果此时即位的皇帝稍有作为，或者南宋的命运可以改写也未可知，但事实却令人扼腕。即位的度宗皇帝天生智力不正常，荒淫程度却比宋理宗更甚，据说曾一夜召幸三十位宫女。不仅如此，宋度宗对奸臣贾似道的宠幸到了超越君臣的地步，贾似道看重度宗的弱点，常常以辞官相要挟，害得度宗几次痛哭下跪求他回来。有这样的君臣，南宋想不亡都难。纵使有文天祥等忠臣义士匡扶社稷，也只能说是有心救国，无力回天了。
1276年，文天祥被任命为使臣，代表南宋朝廷出使元营和元朝丞相伯颜谈判。这位伯颜丞相在元初也是一位名将，这时候却做了一件不厚道的事——把身为使臣的文天祥扣留了。后来，多亏义士相救，文天祥才得以脱身。这个小插曲并未影响南宋向元朝投降的步伐，没过多久谢太后就带着他5岁的孙子宋恭宗做了元朝的臣子。
不过，文天祥等主张抗元的大臣并未随着投降，而是提前保护宋恭宗的两个兄弟出城，在南方建立“行朝”继续抗元。此后，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斗争持续了近三年，直到崖山兵败南宋王朝才彻底宣告灭亡。然而，王朝虽然更替，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却流传至今，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吗
众所周知，文天祥是南宋末年抗击元朝的重要人物。那么，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吗?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英雄指的是为本民族作出不凡贡献的人，他们或以一项发明使本民族收益，或以一项特长为国争光，如钱学森也是民族英雄。
狭义的民族英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族英雄，它指的是在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人物，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和宁折不弯的品格足以为民族之楷模。此定论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也不论成败和身份，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算民族英雄。
不过近年来，随着各种思潮的兴起，不仅仅是文天祥，包括岳飞、卫青等历史人物的定位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人坚持传统的说法，认定文天祥等是抵抗外辱的民族英雄，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如今56个民族是一家，再将他们归为民族英雄是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但是，后一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应以历史的眼光对待历史人物，如果历史人物的定位可以随意改变，那么历史和任人打扮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文天祥在宋元之际临危受命，兴义师以勤王，他不畏强暴，宁折不弯，给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假设现代中国受到侵略和压迫，文天祥这样的人正是国家和民族需要的人。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文天祥都应是民族英雄。
文天祥拒绝降元
南宋著名宰相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元朝皇帝对他许以高官，但文天祥不为所动，直到死也没有改变心意。人们对文天祥的死感到惋惜，文天祥拒绝降元的史实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陆秀夫投海
公元1276年，元军直指临安，南宋的谢太后抱着5岁的宋恭帝，领着皇亲宗室向元朝投降。与此同时，不愿投降的文天祥等拥立宋恭帝的弟弟为帝，在南方建立行朝，继续抗元斗争达三年。公元1279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捕。抓住文天祥的敌将名叫张弘范，此人就是后来在崖山逼得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跳海的人，他虽然抓住了文天祥，但也知道文天祥在南宋深得人心，因此以宾客的礼仪对待他。张弘范劝降未果，就将文天祥押送至大都。到大都后，元廷对文天祥的劝降仍未停止，元世祖许偌只要文天祥投降就给以丞相之位，但文天祥不为所动。元廷又让已经投降的宋恭帝前去劝降，文天祥对着南方拜下，仍不肯投降，宋恭帝只好回去。元世祖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舍不得杀他，将其关押在柴市，这一关就是三年。三年后，有人以文天祥的的名义反元，元朝官员提议杀了文天祥，元世祖应允，不久被杀。
文天祥半生抗元，在战乱中妻子儿女或死或失踪，可谓家破人亡。及至临安被破，皇室宗亲俯首降元，文天祥依然不降，即使小皇帝亲自劝降也无果而终。可知文天祥所效忠的并非只是赵姓王朝，而是国家民族及心中大义。
对文天祥的评价
公元1283年初，文天祥被元朝政府杀害。但他精忠报国，威武不屈的精神却为人所钦佩，时人与后人对文天祥的评价相当高。
在文天祥生前，时人对他的评价就很高。宋理宗曾钦点文天祥为状元，他虽然昏庸，对文天祥的才学倒是很欣赏，评价文天祥“此天之祥，宋之瑞也。”与文天祥同朝为官的王积翁认为，论才干，“南人无如天祥者”。连元世祖忽必烈也曾对左右说道：“(文天祥)真男子也，不能为我所用，诚可惜哉!”
文天祥死后，后世对他也颇多赞词。元朝编修的《宋史》评价道：“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意思是，文天祥死后，世上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说科举得不到伟人，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这就等于将文天祥评价为“伟人”了。明代负有盛名的士人蒋一葵将文天祥比喻为擎天一柱：“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陆秀夫。”清代乾隆皇帝也给了文天祥相当高的评价：“当宋之亡也，有才如吕文焕、留梦炎、叶李辈，皆背国降元，而死君事、分国难者，皆忠诚有德之士人也。然此或出于一时之愤激，奋不顾身以死殉之，后世犹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陆以则说：“(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此四人者，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到了当代，毛泽东对文天祥的评价也很高，他说：“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由上述评价可以看出，世人对文天祥的评价甚高。
文天祥的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总有一些志士挺身而出，他们为国尽忠，为民请命，所以能名垂史册。宋元之际，风起云涌，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仁人义士给后人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文天祥精神的真实写照。
宋朝军民抗击元军
公元1278年，文天祥被元将张弘范抓住，文天祥不愿投降，吞龙脑自杀却没有成功。张弘范强迫文天祥写信给另一位抗元名臣张世杰劝降，文天祥被逼无奈，说道：“我自己不能保全父母，怎么有脸教别人背叛父母呢?”张弘范不肯罢休，再三逼迫，文天祥作诗一首给他。张弘范读到诗的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担心照汗青”时，被文天祥视死如归的气概所感动，于是不再劝降。第二年，张弘范率领元军与宋军在水上交战，强迫文天祥观战。文天祥在船上观看宋元两军交战，文天祥看着南宋的军队步步溃败，心知国家灭亡已成定局，心中的苦闷胜过死去。
张弘范知道文天祥不会轻易投降，就将文天祥交给元朝皇帝处置。在去燕京的路上，文天祥绝世八天，没有死，于是进食。元朝政府多次劝降，文天祥都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元朝政府担心文天祥的存在会影响江南民心，于是决定将其杀害。在刑场，文天祥面不改色，拒绝了元朝皇帝给他的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只说了一句“我的使命完成了”，便凛然赴死。文天祥死后几十年，朱明代元，人们在文天祥被害的地方建立祠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
文天祥公园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宰相，他鞠躬尽瘁，宁死不降的精神被人们广为传诵。后人为了缅怀这位英雄人物，建立了文天祥公园等纪念场所。
文天祥铜像
在全国各地的文天祥公园中，以文山公园最有名。该园位于文天祥的家乡吉安，占地面积庞大，入园处的一尊文天祥雕像通体洁白，周边翠柏参天。该公园内的匾额和楹联均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如进门的匾额由书法家舒同题写，“正气浩然”由沙孟海手书，“文天祥纪念馆”几个大字是启功的手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毛泽东手书。
位于广东海丰的文天祥公园因文天祥曾在此被捕而建，该园由县政府耗资近两千万元建设。公元1278年，文天祥在海丰被捕，旋被解至元大都，文天祥拒绝向元朝投降，最终被害。明代人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文天祥被捕处建立一座石亭，取名“表忠亭”，后又建立方饭亭于表忠亭后，如今所见的方饭亭碑刻为即为明代遗迹。
除了内地以外，在香港也有一个文天祥公园。位于新界新田，占地30万亩，公园内有文天祥雕像，底座正面书“民族英雄文天祥”。虽说文天祥是爱国英雄，纪念不分地界，但文天祥与香港也确有渊源。南宋灭亡后，文天祥的族弟文天瑞迁居香港，经过上千年的繁衍，文氏已成为新界大族。
文天祥怎么死的
自蒙古国建立起开始，欧亚大陆就渐渐成为了蒙古人的天下，而南宋则是蒙古人自北向南扩张中的最后一个障碍。面对蒙古铁蹄，不敢为亡国奴的南宋志士奋起抵抗，即使在半壁河山被占、皇帝投降的情况下，仍然涌现出文天祥等抗元英雄。那么，文天祥是怎么死的，是不是战死的呢?
文天祥是历史上著名的英杰，在当时属于主战派。公元1273年，南宋都城告急，身在外地的文天祥毁家纾难，奉诏勤王，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艰辛之路。公元 1278年底，文天祥在吃饭的时候遇到敌军突袭，来不及躲避的文天祥和部下大多被抓住，除文天祥外，生者无几。文天祥不愿投降，先后吞龙脑和绝食自杀，都没有成功，
当时的元朝皇帝是元世祖，他在统治之初，对汉人官僚还比较重视，于是在灭了南宋之后，开始四处搜罗南宋贤良。官员王积翁推荐文天祥。文天祥说：“国破家亡，唯有以死报国。但若能得到宽容赦为道士，那么他日作为一个世俗的顾问还可以。如果接受高官厚禄，那么一个亡国的人这样求生存是不对的，而且这也代表我放弃了生平的全部抱负，要这样的人有何用呢?”王积翁不想文天祥死，就想联络其他十位宋朝的降官一起请求放了文天祥。但一个叫留梦炎的人认为不可：“如果文天祥出去之后再次抗元，那将致我们于什么境地?”于是，这件事就此作罢。
公元1279年，元世祖下令处死文天祥，过了一会儿又后悔了，可是为时已晚。就这样，一代英杰文天祥被害于大都菜市口，时年四十七岁。因此，文天祥是怎么死的，是不是战死的就很明显了。
文天祥的名言
南宋抗元豪杰以文天祥的知名度最高，其抗元事迹为后人所敬仰，其名言也被广为传颂。那么，文天祥的名言有哪些呢?
文天祥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其言行除了依靠史书记载之外，最主要就是通过他的诗歌来了解了。文天祥是状元出身，文采自不在话下，他在战争的间隙写下了不少诗歌，其中的名句也就成了世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文天祥的名言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过零丁洋》中的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这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名句不谋而合，“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文天祥之死正是重于泰山的。另外，“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也是文天祥的名言。文天祥虽被关押在北方的燕京，但所思所想无不是南方的家国安危，他的心就像磁针一样，永远向着南方。“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这是文天祥《正气歌》的开头，一句“天地有正气”正是文天祥一腔正气的流露，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公义自在人间的一种自信。
文天祥流传至今的名言多与抗元有关，这是因为文天祥后半生的主要活动都是抗元。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宋元两国之间的战争不断，虽然南宋物庶民丰，军事科技相当先进，但也没能逃过灭亡的命运。在抗元斗争中，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主战派耗尽心力救亡图存，虽未能力挽狂澜，却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