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上一场脱离了“以民为本”的富国强兵运动——“熙宁变法”扰攘北宋末年半个世纪，求治心切的君臣新政最终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的历史长河里。王安石身后留下的，是党争纷起、国威日蹙的江河日下。聚敛害民、剥民兴利的恶法遭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强力反对，图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乱!”
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辨”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就在给前任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1068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
司马光说：“现在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王安石说：“富有四海，省下赏赐大臣的几个钱，也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一针见血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啊。”
二人争议良久，王
宋神宗心里支持王安石，但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以“国富”为目标，以“不加赋”为手段。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其实现前提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确保“税基”扩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最终演变成巧立名目的变相征税，这种增加百姓负担的做法，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个问题。司马光说的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显得保守，但却符合实情。古代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社会财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数，政府与百姓之间在这个常数内分配——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
司马光的看法，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还自比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其实，司马光并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变法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甚至对王安石的出山，还助过一臂之力。
司马光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具体方案，特别随着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实施，各种社会乱相开始潜滋暗长，司马光对这位昔日的好友，从赞成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反对聚敛、主张节用。在他们看来，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不义、无德的。同样是希望大宋王朝
这种“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始终。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
面对众人的反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岂能坐以待毙?在他看来，朝廷上下“高度统一思想”，已成了确保新法顺利推行的燃眉之急。
庙堂之上一场脱离了“以民为本”的富国强兵运动——“熙宁变法”扰攘北宋末年半个世纪，求治心切的君臣新政最终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的历史长河里。王安石身后留下的，是党争纷起、国威日蹙的江河日下。聚敛害民、剥民兴利的恶法遭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强力反对，图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乱!”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就在给前任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1068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国家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
司马光说：“现在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省下赏赐大臣的几个钱，也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一针见血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啊。”
二人争议良久，王
宋神宗心里支持王安石，但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以“国富”为目标，以“不加赋”为手段。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其实现前提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确保“税基”扩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国家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最终演变成巧立名目的变相征税，这种增加百姓负担的做法，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个问题。司马光说的国家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显得保守，但却符合实情。古代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社会财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数，政府与百姓之间在这个常数内分配——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
司马光的看法，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还自比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其实，司马光并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变法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甚至对王安石的出山，还助过一臂之力。
司马光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具体方案，特别随着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实施，各种社会乱相开始潜滋暗长，司马光对这位昔日的好友，从赞成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反对聚敛、主张节用。在他们看来，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不义、无德的。同样是希望大宋王朝
这种“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始终。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
面对众人的反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岂能坐以待毙?在他看来，朝廷上下“高度统一思想”，已成了确保新法顺利推行的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