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越枯燥的书对我的影响越大。
2、你跑得再快也没有用，前面是一个井！
3、每个人活在世间，说起来都是极偶然的事。
4、我觉得人生所有的事情，有的应该记，有的没必要记。
5、人一定是到了没有挥霍时间的时候，才感到时间的紧迫。
6、当你在一人独处时，手捧一本心爱的书，所获得的乐趣无法用语言描绘。
7、我写了一本大书......书贵了点儿......但足足有4公斤重，躺着不可以阅读。
8、你看着女孩挺漂亮，但是脾气大。追，追到家，天天摔锅砸碗，你受不了！
9、人的聪明不是天生的，而是接受信息的一个反馈！接受得越多，反馈得越多。
10、对于茶，解渴解暑解乏解腻是第一位的，解忧解闷银愁解悟是第二位的，但第二比第一享受。
11、你为什么有恐惧呢？那里因为你修行还不到家，当你有了这些修行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恐惧了。
12、书本身是知识的载体，当知识攀上高枝，依赖网络或其它能更好地生存时，书作为文物，会像竹简一样载入史册。
13、趋利、趋名、趋静，你处于那个阶段？二层半扒上去看看，也是好的。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能给你内心一种愉快。
14、西方人注重式样，在造型好的基础上材质才会起作用；而东方人注重材质，式样放在了其次，家具必须是硬木良材。
15、一个人的成熟在于当他的个人意愿不能表达，或能够表达但不可能如愿时，他能够心平气和的对待，而不是怨天尤人。
16、人全世界看都有一特征：就是扎堆不团结。到处都有中国城，唐人街，但是这些人呢，他并不团结。所以它（排华势力）可以各个击破。
17、一个人在学校学习的知识百分之八十终生用不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学校孜孜不倦地学习呢？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学习一种学习的方法。
18、文明一定趋同，文化必须求异。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社会是锅粥，过了坎还有沟。八卦如同算卦，算卦都是废话。有态度的脱口秀，有玄机的脱手秀。
19、通过寻根，我们能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这些追求，放在一个民族的大背景中，其实每一笔都精彩，每一笔都没那么精彩，但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民族史。
20、你今天所处的社会不是专门为你一个人设计的，除了你爹妈，顶多还有个对象，没有人哄着你玩，把你举上天。凡是举你的人，一定怀有不良动机，而这类人更不易相处，人心叵测。
21、据说人类开始进入读图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行为，会让人类进步的脚步就此终止，甚至倒退。人类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自身看不见自身的困境，如同我们自生到死，从哪一天走下坡路的'，谁也不知。
22、越南曾经打仗战胜过美国、法国，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还是怕死人，它怕人死了一定数量它就虚了。我们（中国）是不怕的，它（越南）也是不怕的。而且它人多，它更可以跟你拼命。
23、汉庭规定，大臣们佩戴古玉组佩上朝。组佩，顾名思义，成组的玉佩。组佩由大小不一的玉佩组合，中间衔以丝绳，佩戴腰际，限制了文武百官上朝时的行动。如若有人动作过大过猛，组佩就会叮当作响，势必引起侍卫的注意。
24、雍正一朝使粉彩迅速发展完善，数年的功夫粉彩就攀登上顶峰。这跟雍正帝有关，在繁忙的政务之余，雍正为减轻心中的压力，对粉彩倍加关爱，御批中对粉彩的烧造常有具体指示：某某花卉去掉黑色，某某叶子少画一点等等，这些御笔朱批今天都可以在清档中轻易查到。
25、五彩、斗彩、珐琅彩、粉彩四大彩瓷成为彩瓷的主流，其他诸如素三彩、墨彩、矾红彩、浅绛等都是衍生出来的品种。了解彩瓷的人都能感受彩瓷品种内在的变化，由外在热烈逐渐变为内在含蓄。粉彩是彩瓷王国的收山之作。发明它时已近康熙王朝尾声，距今约300年。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中央电视台打造的国内首部真人秀纪录片《客从何处来》，通过易中天、马未都、曾宝仪、陈冲、阿丘等五位名人的“寻根问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备受关注。在片中陈冲有句
其实，人来天地间说到底都是“过客”，哪怕你闻达八方，富可敌国，也不可能成为这个星球的永久居民。不过，你既然来了这一趟，就不能仅仅是“做客”。
综合上述材料，你有什么所思所感?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名师题解】
这则材料由事例和阐述组成，事例部分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说起，落脚点在陈冲的话上，阐述部分明确表明看法，结合起来，材料指向一个话题：每个人在世间是“过客”而非“做客”，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清楚：怎样在短暂的人生中活出自己，在苍茫的世间留下自己的痕迹。
角度一：生命不能长久，精神(影响)可以不朽。
选材小贴士：这里需要阐述的是生命的短促、飘忽、脆弱和虚妄，更需要阐述的是人怎样调动自己的潜能和竭尽自己的力量在有限的生命中开拓出无限的精神世界，由此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正是这种精神使灵魂超越现实、得以永恒。毕淑敏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给人生附加一个意义。叔孙豹说：只有“立德”“立功”“立言”，才能虽久不废、流芳百世。鲁迅说：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道家说：人生是不自由的，但可以追求心灵上的自在(灵魂的自由)。本角度适宜从历史和伟人中选材。
角度二：活着的使命在于，认识自我，修炼自我，完成自我。
选材小贴士：这里的“认识自我”有个前提：不为物所役，不为事所困，不为利所诱，不为名所惑，不为生死所惧，真正看清自己。这里的“看清自己”有两个内涵：认识自己作为人类一员的渺小、孤独和不可缺少;认识自己作为个体的特征和独一无二，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缺陷，有着异于常人的个性、思维和观念。这里的“修炼自我”一方面指弥补自己的不足，增加自己的优势，一方面指锻炼自己的个性，提升自己的境界。这里的“完成自我”指完成“小我”的蜕变和成长，更指完成“大我”的责任和使命，使自己的微小生命融于人类的大循环中，在这样浩瀚的坐标系中，成就了理想的自己。麦家说：平庸的人有一条命，性命;优秀的人有两条命，性命和生命;卓越的人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它们分别代表了生存、生活和责任!本角度适宜从自身角度出发。
角度三：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留下自身的价值，更在于让自身的价值惠于众人。
选材小贴士：这里的“价值”不论大小、轻重，只要它能证明生命真实的存在过，众人真切的领受过，就可以了。这里的“众人”可以是亲友、同事，可以是陌生人乃至敌人，可以是弱者或边缘人，可以是后人、世世代代，可以是宇宙中任何存在的生灵。“价值”的意义在于传递智慧之真、大爱之善、诗意之美，最终成就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在后人心中刻下永久的印记。泰戈尔说：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歌德说：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就必须给这个世界以意义。本角度适宜从现实中选材。
【高分素材】
经典素材：林觉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参加广州起义，转战途中受伤被俘，后从容就义，年仅24岁。起义前夜，林觉民挑灯写下两封诀别书，他给父亲林孝颖的《禀父书》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另一封诀别书写给妻子陈意映：“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素材点拨：林觉民的热血壮举源于他对自由、正义的执着和他对天下人的体念，因此才能割舍对妻子的深爱和对尘世的留恋。他年轻生命的怒放，他舍身就义的光辉精神，在历史的生死关头，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年，也使我们后人永远缅怀，反思当下的存在和意义。
个性素材：莫振高，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校长，全国先进工作者。莫振高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农村的娃仔，好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他连续30多年用微薄的工资资助近300名贫困生，让他们进入大学，被称为“校长爸爸”;他先后筹集3000多万元善款，资助1.8万名贫困生圆了大学梦，被称为“化缘校长”。2015年3月9日，莫振高因病逝世，享年58岁。去世当晚，全校4600名学生自动集体熄灯，为他们心中的好校长默哀。他的学生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吊唁、守灵、送别。
素材点拨：莫振高校长多年如一日，对学生爱之深、向社会求之急，并以一己之声望，在贫困生和社会资金之间搭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踏踏实实地尽其所能，为学生们撑起一片天，这是每个教育者应有的修养和自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己所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热点素材：“我是短暂的'花朵，也是最长久的琥珀。”姚贝娜生前在歌曲《心火》中这样唱道。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四位导师全部为她转身，记住她的率性，记住她的声音。姚贝娜29岁时被检查出乳腺癌，她选择切除手术，术后选择最高强度的化疗，《后宫甄嬛传》的主题曲和插曲正是她化疗期间的作品。2015年1月16日，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年仅33岁。这同时，姚贝娜眼角膜捐献手术顺利完成，她的眼角膜已移植给两个人，家人希望她的生命可以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素材点拨：姚贝娜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灿烂的微笑。她用33年的短暂生命做了一种诠释：活过，爱过，笑过，做了她喜欢做的事，成为了她自己，并为此绽放过。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素材演练】
留痕世间
任方芳
佛家有言，生生死死犹如旋火轮不停息。人存于世，生命的确是个终极命题，它短暂，它脆弱，它飘忽，它虚妄。有人迷惧于身体发肤的苦痛，只盼这一生平淡，流逝无妨，何曾想过生命的永不停歇恰恰在于创造价值呢。
有那样一些前行者，辗转于艰难困苦间，恪守本心，玉汝于成。肉体的疼痛甚至覆灭，都无法掩去他们留于人世的熠熠光辉、燎原星火。
革命的血与火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也带走了铮铮男儿林觉民的性命。林觉民起义被俘前夕，挑灯写就震人心魄的诀别书，诚然他爱父爱母爱妻爱子，然而民族危亡，家国悲啼，他以天下人为念，以一家之痛而为天下人谋永福。他的一腔鲜血洒在祖国河山之上，流淌于一代代年轻人的血脉之中。
生命的价值之花不只盛开在壮烈的殉国之躯上，同样绽放于潜心各领域的大师的一生中。
冯友兰这位一代大哲，终生辛勤耕耘于哲学教育和创造领域，也曾饱受非议，世人诽谤他至积毁销骨的境地，他曾痛心迷惘于“道术迁变”，却始终不曾一蹶不振、自弃消沉，“极难苦寒地，不输一段香”，著成《中国哲学简史》，了却人生大愿。他的哲学结晶福泽后来者，留名青史，他无上的品格让后世关注、敬仰。
程砚秋是四大名旦之一，生于乱世，家境贫寒，教戏的师傅脾气坏打断了他的腿，多年后才好转。七七事变，程砚秋同梅兰芳一般献出了男子气派，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留“官座”。正值梅兰芳退隐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京戏眼见衰落，他受着当局的迫害打斗，仍独撑着舞台到了1942年。多年后他又致力于戏改办教育，被人议论，只掩了内心的悲凉，坚强进取到人生尽头。他走时，报业评论“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他虽已缓缓然退出尘世，却早已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符号，赫赫然写入历史。
铁骨男儿身报家国，风采大家滋养后世。他们无不是竭尽所能，发挥所长，胸襟广博，心系大众，在自己有限的肉体生命中开拓出无限的精神世界，使被创造出的宝贵价值燃烧，点亮后世。
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哪怕闻达八方，哪怕富可敌国，最终也免不了草席一裹，黄土一抔。当岁月的大风刮过，当历史的长河流过，我们应当让自己的一生披沙沥金后存有价值，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
人生本无意义，所以要给人生附加一个意义，成于自己，存于他人，哺于后世，留痕世间。
【教师评点】
文章从历史和名人中选材，写出人物能够燃烧自己照亮世间的立足点，也写出其令后人神往并追寻的根本，并以毕淑敏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要给人生附加一个意义”既实在又满含期待的话结束全文，开启有为人生的行动篇章。文章事例翔实，颇有气势，作者对苍茫人生的温暖展望，对当下热闹而疯狂、实际又虚无的生命状态是一种警示和激励。
世界报告（5）
难道，文化人为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就应该起这样的作用？
扩大了看，我觉得“文明冲突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理论，也或多或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必须引起警觉。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从它们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伦理本体，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异化。二十一世纪，随着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系统的突飞猛进，那种以“文化”的名义造成恶果的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大大增加。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又两度与该校二十几位教授长时间座谈，话题频频涉及“文明冲突论”。春夜别墅林苑的温煦话语，令人难忘。听教授们说，那些天亨廷顿先生不在波士顿，否则他们就把他也请来了。我倒是很想与他当面切磋一番。
二○○八年夏天，在中美两国很多学术界朋友的策划下，准备在美国举办一个论坛，邀请亨廷顿先生与我对谈，时间定在二○○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但遗憾的是，亨廷顿先生却在二○○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学人，语势滔滔，竟戛然中断，溘然离去，实在令人不舍。
从他最后两年发表的文章看，他已经知道国际间有人批评“文明冲突论”诱发了冲突，他为此感到委屈，进行了自辩。
我愿意相信，这位学者并不存在点燃和扩大冲突的动机。但遗憾的是，一切理论的初始动机和实际效果并不一致，而更应该重视的却是后者。
亨廷顿先生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西方学者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即便在逝世之后，我们也不妨再探讨几句。
一种出于西方本位论的自以为是，使“文明冲突论”在论述其他文明时只停留在外部扫描，而没有体察它们的各自立场，以及它们实际遇到的痛痒。
例如，亨廷顿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纪“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说了不少话，并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往事也与之相连。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浅、太表面了，说来说去，基本上是“行外话”。因此，立论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样的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准确地作了这种预见。
根据亨廷顿先生和很多西方学者的立场，其他文明即使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发展，在“精神价值”和“制度文化”上也应该归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归附，他们就无法进行阐述，因此在他们的内心认知上就是“麻烦”，冲突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气魄雄伟，实际上仍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顿先生一个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课题，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反复讨论。本来，我是准备在与亨廷顿先生对谈时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论，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间，而中华文明却已实际延续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断；这四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严重冲突。
这个素材与冲突有关，应该会引起他的重视。
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这一些。
历史将证明，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和联合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样，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当代展现。它虽然显得低调，却非常重要。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这种重要，真正成为重要。
谢谢总干事。谢谢诸位。
身上的文化（1）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
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
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
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
身上的文化（2）
第四，必要风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
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elanguage），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优势，就是宏观。从宏观来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暂时。因此，文化的宏观也就成了达观。
过去乡村里的农民，只知埋头种地，目光不出二三个村庄。突然有一个游子回来，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会讲话，从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宽，龃龉就少。这个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说，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从农村扩大到整个社会，道理一样。文化，让人知道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因此不会再囿于鼻尖、作茧自缚。
我们经常会闹的一个误会，是把“专业”当作了“文化”。其实，“专业”以狭小立身，“文化”以广阔为业，“专业”以界线自守，“文化”以交融为本，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行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嘲笑别人的声音：“听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没有文化！”
我不赞成这种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块还以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罢了，还要强制性地去黏别人，恰恰是丢失了文化的浩荡魂魄。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文物收藏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结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观赏，便轻易过手，多不沉溺。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当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为那些文物吃尽了苦头。我们平日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轻信，因为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当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记忆，因此也有一些通达之士涉足其间，例如我的朋友曹兴诚先生、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与他们聊天，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他们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鹰隼偶尔留下的爪印，而鹰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飞翔。
在诸多粘着中，黏着于专业、古琴和文物还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标，寻衅滋事，长黏不放。这已经成了最常见的文化风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对这种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计成本地脱离黏着，哪怕是肌肤受伤，名誉蒙尘，也要脱离。
摆脱粘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还是负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这一点我要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关于破除一切执著而涅槃的教言，帮助人们在文化的天域中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对此，请允许我讲几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经验，不黏着于官位是容易的，不粘着于他人的诽谤也不难。但是，当大家发现我还在进一步摆脱黏着，亲手把自己创建的文化专业搁置，把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放弃，就不能不惊诧了。
我记得，当时连一些非常抬举我的文化长辈也深感奇怪。本来，由于国内一批著名文史权威的强力推荐，我连副教授都没有做过一天，破格升任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但他们很快发现，我转眼就不再黏着于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独自一人开始了废墟考察，而且范围漫无边际，完全不可归类。连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间傩仪都成了我实地研究的对象，他们对我产生了陌生感。而我，则因摆脱了一种高雅的黏着而无比兴奋。
现在，海内外的读者都能证明，我在“脱黏”后的成果，远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这种依靠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以“陌生化”、“间离化”的视角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甚至产生专业之外的洞见和预见。
那就不妨再举两个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其中，又判定希腊社会已经“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见《千年一叹》初版第27页）；而且，我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
好几位财经专家问我，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准确的预见？我说，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财经专家，不会黏着于那么多数据、报表、曲线，只能从整体上粗粗地观察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反而对了。
记得就在准确地预测了欧洲经济之后，我还以非专业的外行目光，对自己身边的一家老式百货商店进行了预测。当时，在各种新兴“超市”的包围下，上海街市间的这种老式百货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转制”也无人看好。而事实上，全上海同类商店这么多年下来的存活比例，确实也微乎其微。但我，却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现在证明我的这个预测又对了，有的财经评论员有点嫉妒。我说，很抱歉，你们这些财经评论员太黏着于专业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预测”。
有很多“策划专家”喜欢给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人“定位”，但这只是一时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给“定位”太死的社会带来自由活力，让每个人的综合天性充分发挥。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作一个小结了：只要摆脱黏着，摆脱定位，摆脱局限，让文化回到宏观的本性，我们就能天马行空。
必要贮存（1）
前面所说的不再扮演，不再黏着，是做减法。紧接着，我要做一点加法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为什么可以不扮演、不黏着？是因为“有恃无恐”。那么，他“恃”的是什么呢？
是胸中的贮存。
文化多元，贮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为一种广泛交流、对话、沟通的纽带，不可以没有共同基元。这种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贮存”。
说“必要贮存”，当然是针对着“非必要贮存”。平心而论，多数人身上的文化贮存，实在是太杂、太乱、太多了。
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贮存”也应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说，这些“必要贮存”已被漫长的历史接受，也被庞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会太多，大家都应知道。
对此，我想稍稍说得实在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最好从自己的母语文化出发。对此，中国人的理由更充分，因为中华文化是人类诸多古文化中独独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我们身上的“必要贮存”中如果不是以中华文化打底，连外人看来也会觉得十分奇怪。
中华文化历时长，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随手写出一个简单目录出来作为例证，说明对于非研究人员而言，至少应该浏览和记诵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诗经》七、八篇，《关睢》、《桃夭》、《静女》、《氓》、《黍离》、《七月》等等；
《论语》，应该多读一点。如要精读，可选《学而》、《为政》、《里仁》、《雍也》、《述而》、《卫灵公》等篇中的关键段落，最好能背诵；
《老子》，即《道德经》，总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着现代译注通读一遍，然后划出重要句子，记住；
《孟子》，可选读《梁惠王上》、《尽心上》等篇；
《庄子》，读《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至乐》等篇；
《离骚》，对照着今译，至少通读两遍；
《礼记》，读其中的《礼运》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要背诵；
《史记》，应读名篇甚多，如《项羽本纪》、《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外，那篇《报任安书》也要读。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又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读他的书，兼得历史、文学、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诗，读《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
陶渊明诗文，诵读《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饮酒》、《读山海经》、《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唐诗，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第一文化标志，因此一般人至少应该熟读五十首，背诵二十首。按重要排序为：第一等级李白、杜甫，第二等级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李商隐、杜牧，第四等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这四个等级的唐诗，具体篇目难以细列，可在各种选本中自行寻找，也是一种乐趣；
李煜，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却是文学大家。可读《浪淘沙》、《虞美人》；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人的另一文化标志，也应多读能诵。按重要排序为：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几首词，应琅琅上口。陆游的诗，为宋诗第一，不输唐诗，也应选读；
必要贮存（2）
明清小说，真正的顶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红楼梦》，必读。第二等级为《西游记》、《水浒传》。第三等级为《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为什么选这些文本？这与中国文脉的消长荣衰有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课题，可以参见我的著作《中国文脉》，以及我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纪录《四十七堂课》一书。
完成以上阅读，一年时间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个人需要旁及孙子、墨子、《中庸》、韩愈、柳宗元、朱熹、明、《人间词话》。当然，这个目录中我没有把具有文学价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内，如《心经》、《六祖坛经》。
除了阅读，“必要贮存”中也应该涉猎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例如以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石鼓文》、《兰亭序》、《九成宫》、《祭侄稿》、《寒食帖》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以张择端、范宽、黄公望、石涛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以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涉猎的结果，要对它们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别喜爱。
对于国际间的文化，怎么才能构成“必要贮存“呢？
那么多国家，范围实在太大。我建议，先把哲学、人文科学放一边，只记住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名人经典。例如，美术上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罗丹，文学上的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音乐上的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劳斯、肖邦。基本是十九世纪之前的，现代太多，须自行选择。
对于国际间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定研习计划，可以用潇洒的态度随机接受，只要知道等级就行。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必要贮存”迟早要完成。而且，最后是以欣赏来完成贮存的，使它们渐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学历的叠加，还要珍贵。
必要风范
既有贮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们就不妨让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显现出来，不必隐蔽，不必遮盖。
今天的社会，太少斯文之气，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适度地自然显现，为人们提供一种“必要风范”，倒是功德无量。
那么，这种出自文化的“必要风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为四点：书卷气，长者风，裁断力，慈爱相。容一一道来。
一、书卷气
身上的文化，首先显现为书卷气。
书卷气已经不是书卷本身，而是被书卷熏陶出来的一种气质。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
书卷气容易被误置为中国古代的冬烘气、塾师气、文牍气，必须高度警惕，予以防范。目前在一些“伪文化圈”中开始复活的“近代文言”、“民国文言”绝不可用，因为那是一种很低级的“孔乙己腔调”。古文，盛于汉唐，止于明末；现代，美文尽在白话，而且是一种洗去了骈俪污渍的质朴白话。近代的落第秀才、账房先生学不会这种白话，才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文言，恰恰与“书卷气”背道而驰。
此外，现代的书卷气没有国界，不分行业，表现为一种来回穿插、往返参照的思维自由。自由度越高，参照系越多，书卷气也就越浓。
必要贮存（3）
书卷气一浓，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贮存”中寻找自己的最爱，不讳避偏好。对于自己的语言习惯，也不妨构建几个常用的典雅组合，让别人能在书卷气中识别你的存在。
二、长者风
这里所说的“长者”，不是指年龄，而是指风范。由于文化给了我们古今中外，给了我们大哲大美，给了我们极老极新，因此我们远比年龄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们的躯体变大，大得兼容并包、宽厚体谅，这便是长者风。
对一般民众而言，与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话，就是在触摸超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触摸超越自己的历练和智慧，因此觉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赖。这就给予文化人一种责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赖、被信赖的感觉，不要让人失望。
长者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倾听。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对长者的要求，九成是倾听，一成是帮助。甚至，根本不要帮助，只要倾听。倾听时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诉说者最大的期待。
长者风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那就是滥施怜惜、即刻表态。一旦这样，你就成了诉说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长者。长者当然也充满同情，却又受到理性的控制，决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长者风的本质，是在倾听之后慢慢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之道、合适之道，其实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长者风让人宽慰，让人舒心，让人开怀。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恶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紧接着讲第三个特征了。
三、裁断力
越是温和的长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宽容，却也有严肃的边际，那就是必须与邪恶划清界线。历来政治、经济、军事等行为，都会以利益而转移，但文化不会。文化的立场，应该最稳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锐、最坚守。
对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从层层叠叠、远远近近的佐证中，判断最复杂的交错，寻找最隐蔽的暗线。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结论。因此，一个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宽厚的长者风，还须展现果敢的裁断力，让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断力是全社会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码，全都来自于文化。文化再无用，也能把万物衡量。
文化裁断力的表现方式，与法院的裁断并不相同。它没有那种排场，那种仪式，那种权威，那种语言。有时，甚至没有任何语言，只是沉默，只是摇头。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谎言，然后背过脸去；它也可以顷刻便知道什么是诽谤，然后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拒绝。
文化裁断力的最高表现，是在谣诼成势、众口起哄、铺天盖地的时候，不怕成为“独醒者”。身上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变成一系列怀疑，提出一项项质询。同样，对于如日中天、众声欢呼的人和事，也会后退三步，投之以寻常观察，仍然以“独醒者”的冷静，寻出最隐晦的曲巷暗道，最细微的拼接印痕。
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个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针”。这种风范，让人难忘。
四、慈爱相
慈爱相，是文化的终极之相。所有的风范，皆以此为轴。
多年来，我对文化人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标准：不看他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难、自然灾害发生时，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遗憾的是，很多“言论领袖”都会在那个时候整体隐遁。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来，满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陈逸飞从来不找我做什么事，却在SARS疫情肆虐期间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约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宣传短片，安抚人心。我看着这位国际大画家满头大汗的着急样子，刹时感动。
我的一名学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个民众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数捐款者其实并没有发现她，但她还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动，默默称赞一声，真是一个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当时也到废墟之间，含泪劝慰遇难学生的家长，并为幸存的学生捐建了三个图书馆。但由于所有的图书需要由我亲自挑选，时间有点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击。这时，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来了为三个图书馆的热情题词。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们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断？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远，也能闻到自己同类的气息。
大爱无须争，大慈无须辩，但一旦出现，哪怕是闪烁朦胧、随风明灭，也能立即在最远的地方获得感应，这就是文化横贯于天地之间的终极仪式。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所说的“气”和“华”，没有具体内容，却能让大家发现。可见，它们与众人相关，真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化，就是要让这种终极性的慈爱生命化、人格化，变成风范。
现今的中国文化，作品如潮，风范还少。因此，构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在于出了几部名作，得了几个大奖，而在于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