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难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人类的进步需要新生事物来推动，人类需要创新。人类的进步又将人类武装起来，以图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从而又阻碍新生事物，人类的保守阻碍新生事物。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要面临大自然的刁难和人类的阻挠。
所谓大自然的刁难，是指大自然中的偶然性的因素，即机遇，机遇可遇不可求，一晃而过，千载难逢。
为此，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弗兰克曾对爱因斯坦说，有一位科学家坚持研究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而成绩不大，但却发现了许多新问题。爱因斯坦感叹地说：“我尊敬这种人。但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
爱因斯坦不能容忍的这种科学家确实存在，他们或短于见识，或急于名利，或迫于应付，匆匆忙忙地“钻了许多孔”，数量可观，但质量不高。既无实用价值，又未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忙忙碌碌，他们的论文，仍逃不出抛进废纸堆的命运。
科研人员必须有与人斗、与天斗的大无畏精神。既要像布鲁诺那样与黑暗势力斗，又要与种种困难斗。
不打持久的艰苦战，绝不可能获得重大的成就。大发现大发明，都是长期艰苦劳动的产物，是汗水的结晶。
镭的发现，也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为了研究放射性元素，居里及其夫人数年如一日，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繁重的工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们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铀沥青矿的残渣，从数吨铀矿残余物中提炼出只有几厘克的纯镭氯化物。他们工作的条件非常艰苦，奥斯特瓦尔德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后说：“看那景象，竟是一所既类似马厩，又宛如马铃薯窖的屋子，十分简陋。”他们在困难条件下艰苦奋斗，最终获得了卓越成就，令后人肃然起敬。攀登有心唯久锲，攻关无路在熟谋。有志者事竟成，确是如此！
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人言可畏”，说明了人们责难的威力。
面对责难时，不妨想一想帕拉塞尔苏斯。说也怪，每逢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帕拉塞尔苏斯，因为人类对他至少已经争论了近５００年。
帕拉塞尔苏斯，１４９３年生于欧洲苏黎世，全名叫“受洗的奥尼俄卢斯•菲利普斯•塞俄弗那斯图斯•朋巴斯图斯•冯•胡恩海恩”，万幸的是，他为了否定举世公认的古罗马最伟大的医学家塞尔苏斯，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简洁明快的名字——帕拉塞尔苏斯，意即“超过塞尔苏斯”。如果说“与世无争”是一种传统美德的话，那么帕拉塞尔苏斯的确是大逆不道，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向这个世界挑战。他蔑视一切传统，尤其是对当时的医学实践更是不屑一顾，公然将传授１０００多年的教科书扔进学生集会的篝火里，他主张放弃一切传统的医学手段，而从实践中创新出一种全新的化疗法。他曾尝试着用盐、水银等物质合成去治疗使整个欧洲束手无策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疾病——梅毒，给绝望之中的医学带来了一缕希望的曙光，而这种疗法的效果又不能不使皓首穷经的传统医学界瞠目结舌。
１５５２年，帕拉塞尔苏斯在瑞士巴塞尔用全新的化学疗治愈了著名的新教徒、印刷商约翰•弗洛本尼留斯的腿部感染，把他“生命的一半从地狱里带了回来”，从而享誉整个欧洲。巴塞尔市政厅不顾医学界的反对，坚持让帕拉塞尔苏斯在大学任教，结果，才使他那些离经叛道的新世界观得以传遍天涯海角。
帕拉塞尔苏斯是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不仅他的说教，就是他的生活恐怕也难以让传统势力所接受。然而人类的进步，科学的发现并非都是靠那些讨人喜欢的人去推动，人和人的行为本身并不无好坏之分，只有当他的行为与社会和历史发生碰撞后，从产生的后果上看，才能分别出好与坏。从这个意义上讲，帕拉塞尔苏斯的贡献对人类进步是无可比拟、弥足珍贵的。遗憾的是，人们对不符合自己习惯的事总是飞短流长、说三道四，即使是给他们自己以生命和幸福的人也不轻易放过，这的确是人们的不幸。可喜的是，生命的多样性又是人类的本质所在，正是有了像帕拉塞尔苏斯这样一些满怀激情的人，才有了如此绚丽多彩的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他们表示敬意。
帕拉塞尔苏斯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明确启示，那就是任何发明、发现和创造实际上产生于一种人格，即毕生无畏地去探索、去追求、去奋斗的人格，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有所前进，有所进步，而那些死背教条、墨守成规的人，即使皓首穷经、饱学终生也无济于事，因为科学和进步不可能回首反顾。回首反顾，人类就永远不会走出自己童年的摇篮。人类责难帕拉赛尔苏斯，但人类的进步需要帕拉赛尔苏斯精神来推动。人类需要进步，人类需要创新，创新要不畏艰难。
德国出租车的百年春秋正好证实了这个深刻的道理。出租车诞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在那里，哥特里普•戴姆勒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批汽车，但出租小汽车是另一个聪明的斯图加特人的主意。１８９６年７月２６日，戴姆勒汽车公司的“委托书”一项中记载着一个订单，号码为１３２９，要求定做一辆带计程器的维多利亚汽车。订单是由一个马车公司的主人弗里德奇•奥古斯特•格雷纳发出的。格雷纳成立了戴姆勒小型汽车公司，并于１８９７年将第一辆出租车投入运营。他把车辆存放在塞仑街的一个仓库里，即现在的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一家分公司的所在地。戴姆勒出租车的消息于１８９６年传到位于曼海姆的奔驰公司。迪茨想利用奔驰出租车做生意。在群山环抱的斯图加特，顾客很欢迎这种新发明，因为其时速高达每小时１８公里，出租车很快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起初，出租车司机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主要是因为马车夫为保住饭碗而造成的问题。车马竞争的开始是以汽车忍受辱骂为代价的。比如当车辆抛锚的话，就会被讥笑为“怪模怪样的臭玩意”，同时，出租车每天要受到充满敌意的行动和阴谋的骚扰。被称为“铁人古斯塔夫”的古斯塔夫•哈特曼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为最后一个马车夫，他于１９２８年驾着马车从柏林赶到巴黎以示抗议，然而却以失败告终，马车时代终究让位于汽车时代。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最受欢迎的梅赛德斯汽车是马力强劲的斯图加特型。根据轴距的不同，该车分为两种型号，分别为２０或２６升发动机，输出马力为３８和５０马力。另外，斯图加特型可以定做成加长轿车，活机四门小客车或者敞篷小客车。
１９５４年，随着被称为“平底船”式的新式Ｗ１２０型系列车的问世，奔驰公司的工程师完成了向更宽敞、更安全和更符合空气动力学的三截外形转变。１８０Ｄ和１９０Ｄ型取代了１７０Ｖ和２６０Ｄ型出租车。１８０Ｄ和１９０Ｄ型不久就在出租车站占据了统治地位。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８年的Ｗ１１０／Ｗ１１１型（有尾翅板），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６年的Ｗ１１４／Ｗ１１５型，及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５年的Ｗ１２３型，这些后来几代的出租车继承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出租低排气量的优良传统。
１２４型系列车（１９８４—１９９５）不仅生产历史最长，而且也是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车型，共售出２６０万辆。２００Ｄ和２５０Ｄ型车尤其加强了奔驰公司在出租车市场上的地位。
１９９５年开始生产的带有Ｅ２２０Ｄ柴油机和Ｅ２９０涡轮增压柴油机的新式Ｅ２９０涡轮增压柴油机的新式Ｅ型车是最新一代出租车的代表。
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说：“正如恶劣的品质可以在幸运中暴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厄运中被显示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则是我们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也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金钱不纯粹是智力的结晶，它需要通过辛苦的劳作去获取。金钱的数额是以“１”为单位累积起来的。所以，亿万富翁也不可小觑“１”这个数字。对“１”的态度最能体现一个企图致富者的赚钱意识，并强烈地预示了他的前景。赚钱的事业最忌讳的是妄想和奢侈。“吃小亏占大便宜”，这是一个交换规则。它是指以小部分的付出，换取更大的利润。这没有什么不对。试想，如果一个人做生意付出和获得对等，谁还去赚钱，谁还能赚到钱呢？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想赚钱，你首先必须付出——如果一个人只想赚钱，不想付出，赚钱对他只能是一场梦。
